金启华教授与华锺彦教授合影·南京师范大学·姚小鸥摄于1984年春

金启华先生与作者姚小鸥的合影·嵩阳书院·二将军柏前·1985年6月初

【按语】这篇文章2017年7月17日发表于《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时，被编辑删除数百字。我以为颇为损失精神。编辑向我索取的照片亦未附上，不知何故。上篇文章刊出时将我的名字印错了。我要求更正，编辑虽答应了，但未见具体结果。

   “座师”是一个科举时代的称谓。顾炎武说：“生员之在天下，近或数百千里，远或万里，语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则有所谓主考官者，谓之座师。”按照这个说法，旧时得了功名的人，称其主考官为“座师”。现在大家常常借来这个词语，称呼学位论文答辩委员，尤其是答辩委员会主席为座师。如此说来，金启华教授（1919-2011）可称为我的座师。

   金启华，安徽来安人，西南联大研究院肄业，中央大学文学硕士（1947年）。历任中央大学、国立戏专、山东师大、南京师大教授。以上是百度有关金先生的简历。这份简历对我来说是陌生而又熟悉的。说陌生，是因为我过去并不很清楚金先生这份相当出色的履历。说熟悉，是因为在我的心目中，金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我初识金先生，是由于一次访学。八十年代初的研究生，相当金贵。当时有一篇小说，名为《橘红色的校徽》。说的是佩带橘红色校徽的研究生们（当时老师是红色校徽，本科生是白色校徽，研究生则是橘红色，以示介于二者之间的特殊身份），在社会上受到优待的种种逸事。以我本人为例，别的优待不说了，仅屡屡公费外出学术考察、参加学术会议，乃至本文所说的访学，都绝非今天的研究生可比。我与金先生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相识的。

  那是1984年春天，我随先师华锺彦教授到江南访问各路硕学耆旧，第一站南京，首先拜谒了金启华先生。金先生时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虽已年过花甲，但精神十分旺健，完全是一副中年人的样子。他身材挺拔，微微歇顶，高鼻深目，爽朗中透出学者的深沉。在南京师大的校园中，金先生指点我们欣赏原金陵女子大学的历史建筑（在现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我用所携带的上海牌202型相机，以此为背景，替他和华锺彦先生拍摄合影一张。照片中，他脚登皮鞋，中山装笔挺，右上口袋中插着一枝钢笔，口袋上方别着南京师大的校徽，自信的微笑与华先生历尽沧桑的安详神态相映成趣，令人不能忘怀。

   除了引领我们拜访南京的各位学者及华先生的故旧，金先生还陪同我们游览了南京的不少名胜古迹。我记得清楚的是游玄武湖。在玄武湖边，他与华先生谈起访问香港某硕学大儒时，提到这位硕学的一名学生。这名学生当时已为教授，在他的老师与金先生谈话时，始终侍立一旁，不肯落座。金先生赞叹说，这真正是坐而论道啊。金先生说此话的语气，至今犹若响在耳边。看似平常的这句话，实则饱含着历经文革劫难的知识分子的感慨在里面。金先生为我们在玄武湖边饭店所点的菜，价钱虽然不很昂贵，但甚考究。有一道时蔬，是南京的特产，名为蒌蒿，我当时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菜。华先生和他一起，就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蒌蒿满地芦芽短”的诗句品味许久。

 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人们耳熟能详，然而出于两位先生之口，让人感觉特别有味。华锺彦先生是一位学者兼诗人，他在三十年代中期，即撰有《花间集注》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华先生兼善各体诗词创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收罗文革余烬，出版有《华锺彦诗词选》。晚年，他大力提倡诗词吟咏，还不懈地指导广大爱好者的旧体诗词创作，有人经其指点而成为名家。金启华先生则独著有《杜甫论丛》《诗词论丛》《中国词史论纲》，与他人合著有《杜甫评传》《杜甫诗史》《周密及其词研究》，还曾主编《全宋词典故考释辞典》《唐宋词籍序跋汇编》等多种诗词方面的著作。金先生是一位全能作家，有诗歌、散文、小说多种著述行世，还曾翻译多种英美著名诗人的作品。金启华教授比华先生小十五岁，但共同的爱好与相似的学术修养，冲淡了岁月的隔膜。

   除唐宋诗词外，和华先生一样，金启华先生也是《诗经》研究的专家。文革前，他就出版有《国风今译》一书，所著《诗经全译》，是八十年代以后具有广泛影响的《诗经》读本。他主编的《诗经鉴赏辞典》，可供研究人员及《诗经》爱好者参考。在我本人学习《诗经》的过程中也起到了相当的正面影响。在准备写这篇回忆文章时，我特地网购了金先生上述三部《诗经》研究著作核查。果不其然，译诗充分发挥了先生诗人的优长，阐释也持论妥帖、得当。我提到这一点，首先是有感于前辈的学养。数十年来，绝大多数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包括名校的头牌教授，对专业以外的学术领域，往往不敢置一辞，如华先生与金先生等前辈之学养者凤毛麟角。从我本人的学习经历来说，由《诗经》研究，我与金启华先生结下了更深一层的学术因缘。

  1985年，我在华锺彦先生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论<诗经》大小雅的文学价值》。这个论文的选题，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出色的。圈内人都知道，五四以来，尤其是1949年后，《诗经》研究以《国风》为大宗。《雅》《颂》仅在历史研究领域内作为史料受到利用。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雅》《颂》的评价较《国风》不可同日而语。我选择《论<诗经》大小雅的文学价值》作为学位论文题目，开题时在教研室几乎不能获得通过。幸亏有华先生的全力支持，才使我的学术生涯有了一个值得记忆的开端。然而，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篇论文写得并不十分出色，研究方法无大的建树，从考证入手，论证和发掘《诗经》礼乐文化内涵的研究路径尚未形成。我自己后来对这篇论文也不十分满意。多年后，才从中摘出一节，以《<诗经>大小<雅>与先秦诗歌的历史发展》为题发表，算是在学术上留下一点痕迹。当然，它的意义主要在于对于学术潮流的拨乱反正。对我本人来说，则引导我进入了《诗经》这个重要的学术领域。

 【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七人组成，外请的两位答辩委员是曾炽海先生和金启华先生，金先生并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答辩进行了整整半天，答辩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答辩中自己非常紧张，甚至有些狼狈。答辩委员会一致对论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我认为，以金先生的格调，对我必有更高的期许，论文的评定体现了先生对后辈的宽容。】

  答辩结束后，我陪同金先生游览了嵩阳书院。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县境的嵩山脚下，历史悠久，历代学者，尤其是宋代的学者如司马光等多讲学其中，而以宋代重要的理学门派“洛学”创始人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在此讲学时间最长。游览中，金先生曾和我谈起宋代书院的兴盛，其中颇多感慨，而我由于修养欠缺，对教诲多不能响应。现在想来，这是先生游览中的一个小小的遗憾吧。【嵩阳书院中有三株大柏树，被古人命名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其中，“二将军”柏是最大的一株。它的树围有12米多，树龄据说已有4500年。我和金先生两人在这株巨大的柏树前合影留念，这张照片记录了八十年代嵩阳书院的风貌，更是给我留下了永久的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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