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行色匆匆外来旅行者的近代西方人对于西安人的印象大多浮光掠影，难言深刻、全面。而长期在西安工作、生活的传教士、教习，以及虽然驻留时间短暂，但对西安民众进行有针对性的观察和访谈的记者等群体，则能对西安各类人群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与认知。

近代西方人对西安人的感知与评述是否深刻、准确，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教育背景、观察能力、基本立场、汉语水平、活动目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程度，以及在西安驻留时间的长短。毕竟，行色匆匆的外来旅行者往往忙于赶路，逗留时间较短，难以对西安城乡各地的不同阶层和社会群体进行深入观察，也缺少与西安民众进一步交流的机会，由此获得的对于西安人的印象大多止于浮光掠影，难言深刻、全面，评述有时也缺乏客观性。而长期在西安工作、生活的传教士、教习，以及虽然驻留时间短暂，但对西安民众进行有针对性的观察和访谈的记者等群体，则能对西安各类人群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与认知。

在近代西方人看来，西安民众最为普遍的特征就是“对陕西作为中华民族最早家园和中国人起源之地倍感自豪”在西安人通过种种言行表现出来的群体性品质当中，“乡土自豪感”给域外人士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乡土自豪感”是基于西安和陕西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明而在民众当中逐渐形成，并代代相传、越积越浓的一种热爱家园的乡土情怀。作为十三朝古都所在地，“都城时代”的西安民众似乎比其他地方的人有更多的理由为作为首善之区的一分子感到骄傲和自豪。即便是到了都城东迁的“后都城时代”，西安人仍时常会沉浸在往昔的荣光之中，追忆城市发展曾经达到的巅峰和无限辉煌。1892年，德国学者佛尔克自潼关前赴西安，便深感沿途民众均“自豪于他们所拥有的悠久历史” 。

在近代诸多西方文献有关西安人特征与性格的记述当中，美国纽约《基督教先驱报》记者尼科尔斯的观察和描述可谓细致、精准。由于尼科尔斯已经在直隶、山西、湖北、上海等地与不同阶层的各色人等打过交道，因而有机会将西安人与其他省区的人加以比较。在他看来，西安人具备了很多其他省区的人所没有的优点：一是更为达观冷静、富有思想；二是热爱学问，有着温文尔雅的正义感；三是他们对自己的传统了然于胸，引以为豪；四是极为谦恭有礼。正是基于对西安人诸多优点的了解，尼科尔斯对西安民众的印象颇佳。

西安人具有极强的历史自豪感和乡土荣誉感，在其谈古论今时便表露无遗，他们喜欢谈论伏羲时代的事件，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说到本国的历史，他们很少提到最近1500年来发生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蒙古征服者仅仅算得上是近代人，引不起他们的兴趣。陕西人乐于称呼自己为“汉人”，以纪念陕西在公元前3世纪汉代定鼎西安的荣耀时代。 尼科尔斯推测，“在今天的西安人中，大量家族的血脉中流淌着那些帮助建立了西汉皇权的人的血”，而在关中平原上有许多王侯将相的后裔在田间耕作。在问及他们的世系时，“他们会告诉你：‘是啊，鄙人的祖上正是某位王侯’”。据尼科尔斯观察，由于当时都城北京是朝廷所在地，“市民所讲方言比帝国任何其他方言更接近于官话”，于是便有北京人“吹嘘”说，在他们的城市“乞丐都能讲官话”。然而在清末的陕西，北京话并不流行。即便衙门官员用北京话致辞，但绅士们并不用它来交谈。在西安，有一位年迈的学者曾对尼科尔斯谈到，陕西人讲的才是纯正的汉语，“我们才不屑于像鞑靼人那样说话”。虽然汉唐都城时代的无限荣光已经随风而逝，但在长期辉煌历史的台基上构建起来的乡土自豪感让西安人拥有了足够的自信，而这种自信和自豪从另一角度来说，也是不少西安人故步自封、视野狭窄，缺少开拓进取精神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西方人士对西安城乡地区民风的记述中，既有经过细致观察和深思熟虑后总结出的印象，精当而发人深省，也有行程途中依凭一时一事形成的观感，仅针对某一现象就事论事。

美国记者尼科尔斯载称：“西安人对浮华、轻佻的娱乐并不感兴趣。在陕西省会的社会生活中，戏院对这里的影响要比对其他大城市小得多。通常，中国人喜欢的无非是戏院里叮当铿锵、并不悦耳的表演。但是在西安，我经常听到对演戏的批评性言论。有几个人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们从未去过戏院，因为孔圣人对此表示反对。” 1907年，日本东亚同文书院豫秦鄂旅行班学生在对比不同省区民风人情时亦载云：“河南人阴险狡猾，陕西人朴直，有古人风范，湖北人开化而勇猛，皆属风物之不同”，其中西安以“人情质朴敦厚”备受好评。

西安民风古朴的认识也为民国时期来陕西调查的日本学者认同：“西安普通市民民风质朴守旧，敬老念厚，男女有别的观念颇为严格。”民国前期印行的《支那省别全志》第七卷《陕西省》中对西安人情质朴敦厚的特点进一步记述道：“西安人一般都散发着剽悍气质，具有正直气概。不像南方人优柔寡断。言语明晰、行动敏捷、勇猛果断、临事不犹豫，真正是秦人的特点。”

不过，凡事均为利弊两兼，西安人敦厚耿直的性格也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富有气概，但缺乏忍耐心；意志刚毅，在一气呵成的战斗中十分强悍，而在持久战中则弱点凸显”；二是“西安人理财观念淡薄，因而利权被邻省山西人所垄断。西安的富商大贾大部分都是其他省份的人”。在日本人士看来，西安人与江户（即东京）人的气质有相似之处：“（西安人中）容易出现杀伐之辈，在战争中作战能力强，但在商业贸易方面容易急躁而失败，与我国江户人的气质有相似之处。”

西安作为都城的历史长逾千年，无形中会给当地人的言谈举止、精神面貌等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清末到访西安的美国学者罗斯就看到，“在这座设有三道城门的城市里，人们的脸庞气质突然变得与别处不同，有的是一种精致的充满智慧的脸庞。希腊人那种纯洁的气质随处可见，漂亮的小孩也很常见”。可以说，厚重历史和文化积淀对西安城市居民气质的熏染、塑造是其他地方城市所无法比拟的。

对文化和风雅的崇尚与追求也是西安民众的鲜明特征之一，这从以戴眼镜为习尚就能略见一斑。清代后期至民国时期，西安城乡地区从官员、知识分子到下层苦力都喜好配戴眼镜。1892年，令到访的德国学者佛尔克感到吃惊的是，西安城乡地区配戴眼镜的人的比例高得异乎寻常，既有视力不佳的人，也有普通的工匠、农民，还有“偏爱”戴眼镜的人，原因就在于“戴眼镜的人看上去会更有学问”。1907年，丹麦探险家何乐模在西安也见到过“戴着巨大的、龟壳状镶边的蓝色眼镜”的官员，使其看上去“博学多识、老成持重”。苦力虽然社会地位较低，从事的劳作也无需配戴眼镜，但仍有商人向其推销“平板玻璃”做的眼镜，理由是戴上眼镜会令其看上去“极像学者”。这种眼镜对苦力而言，除了可以抵挡风沙和作为装饰之外，并无改善视力的效果。美国地质学家韦勒在西安考察过程中，特别留意到人们所戴眼镜的样式：“这里男人们戴的眼镜看起来十分有趣，镜片是圆形的、直径至少有2英寸，眼镜腿不是挂在耳朵上，而是两只夹子在耳后把头紧紧夹住，这样使得戴眼镜的人显出像猫头鹰一样的十分严肃的表情。”

本文由刘四旦摘编自史红帅著《近代西方人视野中的西安城乡景观研究（1840-1949） 》一书。《近代西方人视野中的西安城乡景观研究(1840 -1949)》以西文史料为基础，结合中文史志舆图，对1840-1949年间前往、行经西安的西方人所记述、观察、评析的西安城乡自然与人文景观进行系统论述，以尽可能客观地复原清末民国时期西安城乡景观面貌及其变迁，并进而揭示近代西方世界"西安观"乃至"西北观"的形成、发展与传播的过程与途径，以图促进近代西安历史城市地理、城市史、中西交流史等领域的深化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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