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　前　源　头

在目前全球显得“非常另类”的中国人居科学及其理论，流传时间长，流传地域广， 巫味较浓，应该有古老的史前源头。虽然目前全球和中国史前研究发现的相关资料并不是太多，但也足以促使人们思考中国人居理论的史前源头，虽然这种思考不可能很具体，尚存在许多逻辑“缺环”，但也毕竟指向对其源头的探寻。

史前巫教是否是中国人居理念的源头？

虽然人们早已觉察到中国人居理论“巫味”很浓，但史前和文明初期中国研究中的巫教研究及其对中国人居理论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却一直是中国人居理论研究的盲区。即使吴良镛的《中国人居史》，虽从史前人居说起，包括说到关中和西安，但也仅一笔带过，未究“巫教”故事。究其原因，一方面，传统的中国史学等，虽对三皇五帝的传说有若干猜测，总觉着其中有今人难以把握之处，但始终没有建立起关于史前巫教及其重要性的清晰概念；另一方面，从苏联传来的“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也并不注重中国特的有国情和文化特色，同样也几乎没有针对史前和文明初期中国的关于巫教的清晰概念或理论体系。而张光直放眼全球考古学成果和相关学科成果，再三强调“巫教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重要性”，同时凸显史前考古学借鉴其他学科成果的必要性和综合思考的重要性，对中国史前研究，包括对中国人居理论起源研究，都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当然，我们并不否定，西方史前也是“巫文化”盛行，但在欧洲，巫文化并不像在中国那样具有决定性，故包括人居科学文化在内的欧洲文化，“巫味”就相对较淡。

参考张光直等的发现，李泽厚重申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巫史传统”命题：“中国文明有两大征候特别重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此处之“史”，系指“继‘巫’之后进行卜筮祭祀活动以服务于王的总职称”。据说，“巫史传统”成为“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最大秘密，‘巫’的基本特质通由‘巫君合一’‘政教合一’途径，直接理性化而成为中国思想大传统的根本特色”；“中国思想历史的进程‘由巫而史’，日益走向理性化”，它“直接过渡到‘礼’（人文）‘仁’（人性）的理性化塑建”。其中，“巫术的世界，变而为符号（象征）的世界、数字的世界、历史事件的世界。可见，卜筮、数、易以及礼制系统的出现，是‘由巫而史’的关键环节”。

在此基础上，李泽厚进而评价周公说：“到周初，这个中国上古‘由巫而史’的进程，出现了质的转折点。这就是周公旦的‘制礼作乐’。它最终完成了‘巫史传统’的理性化过程，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根本”；“经由周公‘制礼作乐’即理性化的体制建树，将天人合一、政教合一的‘巫’的根本特质，制度化地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中国大文化的核心”。其中，“周初突出了作为主宰力量的‘天命’‘天道’的观念”，“‘天’即是‘天道’‘天命’，而不是有突出意志、个性的人格神”，“‘天道’‘天命’的基本特征是永远处在行动中变化中，与人的生存、生命、活动、行为相关联。在中国，‘天道’与‘人道’是同一个‘道’”。在这种表述中，作为中国哲学“原型”的周公“天—人（仁）”哲学，已是呼之欲出了，“卡壳”只在李泽厚仍受制于20世纪他发表的《孔子再评价》一文，把“仁”只与孔子相关而与周公无涉的既成思路，难以再全面涵盖“原型”。不过，近年来他明确说对此“原型”也越来越挂牵。在2003年发表的《哲学自传》中，他明确写道：“周公—孔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突破，他们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础”。显然，周公哲学已明确被李泽厚作为“中国哲学的基础”来对待了。于是，作为中华文明奠基者和哲学“原型”创制者，周公与中国人居理论的关系也就分外值得关注。

在这里，笔者先是发现作为中国古典文明形态之一的中国人居科学及其理论，其实最早也成型自周公及其家族，从《周礼》可知周公时期已被理性化体制化的中国古典人居科学及其理论，以及它的管理，已经相当成熟；尔后，笔者在面对考古学上关中周族文化直接叠压在黄帝族文化层之上的同时，又发现关中黄帝族可能就是来自银川的萨满教教徒，于是不能不思考中国人居理论与萨满教教义的关系。不出预料，前述佛斯特“八条”与中国人居理念大面积重合，促使我们思考，史前巫教意识形态可能就是中国人居理念最早的文化源头。其历史真相可能是巫教意识形态通过关中黄帝族传给了周人，周人又初奠中华文明而统治中国数百年，强力推行巫教意识形态及其人居理念于全国；作为“大巫”的周公，则一方面通过“制礼作乐”为中国文明奠定了政治、体制和文化框架，另一方面，推行周人人居科学及其理论作为周公“制礼作乐”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中国人居理论起源的奥秘所在。

那么，“佛斯特八条”与中国人居理念大面积重合，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从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等专业细究角度看，这是至少要用一本厚书才能仔细说清楚的问题。因为“ 八条”出自与中国文化背景迥异的西方考古学者对国外相关考古资料的总结，更未涉及作为巫教意识形态的东方哲学“原型”层面，加之史前距今时间间隔颇久，资料不多，故阐述这一问题尚有一定难度，包括需进行一系列历史逻辑转换和对应文献互证，但今天如仅限在考古文化分析框架内粗线条地概述之，那么，对其总体思路也可先予以初步梳理。

四方神和动物神与中国人居理论模式扣合

“八条”第二条所讲“有四方神与‘四象限’神”，世界“分为四个象限，由南北与东西中轴所分隔，同时各个方向又常与特定的颜色相结合”，以及第四条所讲的“人类动物之相等又表示为亲昵动物伙伴和动物陪同，同时巫师经常有动物神的助手”等，与后来中国人居理论最主要的“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和“南北中轴线”基本图式完全扣合。

因为此处所谓的“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一方面实际表示着南、北、西、东四个方向，另一方面也表示着四个方向均和“特定的颜色相结合”，与“八条”第二条所讲完全一样；后来中国人居理论所谓的“南北中轴线”，也实际是在南、北、西、东四个方向的基础上，表示着大地上的“四个象限”被“南北与东西中轴所分隔”，包括特别强调了南北方向的极端重要性。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对北半球的巫教信徒而言，南、北方向是接受阳光的最佳方向，它关乎自己的生存质量，故须特别强调。可以说，“八条”中的第二条与后来中国人居理论基本图式的完全扣合，从空间意识角度，充分证明了巫教意识形态即中国人居理论之史前文化源头。在这里，空间意识其实也是一种哲学意识，因为如大哲康德所言，空间意识提供着人们把握世界的一种最主要的“主体框架”。巫教和中国人居理论空间意识一线连绵，已从哲学层面体现出其间的源流关系。

当然，作为考古学者的佛斯特，在这里是不会思及巫教信徒当时为什么产生对于“四方神”或“‘四象限’神”的崇拜，为什么会形成关于“南北与东西中轴”的理念。其实，这些都是作为史前人类进化的“神话”阶段的萨满教时期，必然会产生的精神现象。对此，西方文化学及文化人类学已有较深入的剖析。卡西尔就说过，“空间”和“时间”是人类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主体图式，但处于史前人类进化的“神话”阶段的萨满教教徒的“空间”观念，与今日文明人类的“空间”观念是迥然相异的：在前者那里，“它更多地是一个表达感情的具体的概念，而不是具有发达文化的人所认为的那种抽象空间”，“东西北南不是用来在经验知觉世界内取向的、本质相同的区域，而是每一个都有自己特殊的实在和意义，都有一种内在的神话生命”，于是才出现了“方向之神”，如“东方和北方之神”“西方和南方之神”（其实，在中国迟至殷墟甲骨文中，也发现了当时每一个方向之神都有命名的记载）。正因为这种“空间”观念的具体性特征，才可能出现每一个方向都展现为一个特定动物且各具不同颜色的情况，于是，“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也就诞生了。这些明显的动物形象，也呼应着佛斯特关于人类“亲昵动物伙伴和动物陪同，同时巫师经常有动物神的助手”的结论。萨满教教徒正是以这种“空间”观念来把握世界的，包括他们“按照主要的空间方位和分界线，使（世界的）整体性的复杂的种类划分就变得更加精细，从而获得了直觉的明澈性”，如“北是冬天的故乡，南是夏天的家园”等。资料表明，原始先民正是按照上述主要的空间方位和分界线，来初步规划自己的居住地的。

至于“南北与东西中轴”的理念，则是从先民逐渐依日出日落、光明黑暗等自然现象和追求光明的本性中，诞生的一种“空间”意识。“神话空间感的发展总是发端于日与夜、光明与黑暗的对立”，先民先是“由太阳运行确定”出“东西线”，然后再引出“从南到北的垂直线”，于是四个象限就诞生了，而且“每一特殊的空间规定因而就获得了神圣的或恶魔的、友善的或仇恨的、高尚的或卑劣的‘性格’。作为光明之源的东方也是生命的源泉，作为日落之处的西方则充满了一切死亡的恐惧”，等等。于是，在巫文化框架内，中国人居理论“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和“南北中轴线”的基本图式，也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东西了。其中，由于史前中国萨满教教徒及其后裔均生活于北半球较寒冷地区，所以作为阳光和温暖象征的南方，就尤其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在“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模式中被置于首端，而且进一步与曲折委婉的流水情景相对应，用美丽的“朱雀”表征，于是南方就兼具阳光和流水“二重温馨”；而作为北风怒号象征的北方，则不仅被以“后背”对之，而且还以大山挡之，希望像“玄武”（熊）一样的大山能帮助人们阻拦北风怒号；至于东西方向“左青龙，右白虎”，则由河南濮阳西水坡距今6400 余年史前大墓遗迹图案可知，其源也甚久，至少以“白”“黑”两种颜色区别或象征日出日落之意味明显。

对生活于北半球较寒冷地区的萨满教教徒而言，人居选址近似于“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模式，如果抛开其中四个方向的神名或象征动物留下的“巫味”，那么，从今天看，它究竟是否也包含科学成分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该模式表明，生活于北半球较寒冷地区的萨满教教徒及其后裔，不仅力求辨别方向以图生存得更好，而且希望居住地南边有曲曲折折的水流，北边有大山挡住寒风，东边和西边均有小山环护居住地，这完全是符合科学的选择模式。也许他们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科学不科学，只知道“四象限神”等今人感到可笑的观念，但被避寒求光本能驱使的他们的选择，毕竟是符合今日科学的。事实上，科学最初就产生于人类求生的本能。今人不能因为中国人居理论的这种选择被包裹在“四象限神”等迷信可笑的外套中，就否认它包含着科学成分。

从出土的史前中国聚落遗址考古状况看，中国人居理论的基本图式，在母系社会时期似乎还未出现。例如，西安半坡遗址，居地虽已选址在土地肥沃、距水源颇近、靠近河岸的阶地上，显然与某些动物“随遇而安”不同，但整个村落无论是大围沟挖掘，还是屋宇规划建造，看起来均无东南西北方向和南北中轴线的概念。西安姜寨遗址亦然。由此可悟，“四个方向”和“南北中轴线”的基本图式初步形成，大概是史前中国母系社会终结而男权社会形成时期或更后的事情。《太平御览》有“黄帝四面”的说法，很可能就印证着中国史前在初进男权社会的黄帝时期才大体形成了四方向和中轴线的概念。笔者估计，在中国北部，可能一直到把“巫史传统”理性化和制度化的周公“制礼作乐”时期，四方向和中轴线理念才最终形成体制性框架。周公老家周原宫殿式大屋选向正南正北，就是明证；《周礼》中第一句话即“惟王建国，辨方正位”，更证明选址中的辨别方向不仅被看成“建国”第一大事，而且中国人居理论基本图式已经被体制化。今人也许难以理解“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八个字的分量，但试想洪荒初开之际，北半球寒冷区的萨满们（特别是以农为生者）要生存发展，就得先选好迎阳—近水—靠山—围合的居址，于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当年周人首领古公亶父，亲自为族群选定周原为家；当年作为“开国宰相”的周公，亲自到洛阳为“成周”踏察选址，就是对这八个字分量的最好印证。正是基于这种情况，笔者才把周公视为中国古典人居科学及其理论的创始者。

“万物有灵”与中国人居理论推崇“生气”扣合

“八条”中第五条所讲的“环境中的所有现象都由一种生命力或灵魂赋予生气”，与中国人居理论特别推崇“生气”的情况完全吻合。王其亨就讲过，中国人居理论“凡论及天地万物的构成与变化，人生命运的贫富或夭寿，生态景观的优劣及吉凶，甚至风水本义的诠释等等，也无不涉及‘气’的范畴。最为主要的，是强调通过‘气’来把握存在之象和存在之理，因而格外注重各种形式与方位的‘气脉’的运行变化”，“天地万物间交互感应，也都被认为是‘气’的作用；在居住中，自然、建筑、人生都会（通过‘气’）交互影响，（‘气’）对人的生命存在与精神活动，包括审美感受，都有不同的作用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显然是来自巫教的“生气”理念，是巫教即中国人居理论之史前文化源头的又一佐证。

史前萨满教文化区别于其余前“图腾文化”时期的标志之一，就是前者已信仰“气”或“生气”理念。李泽厚解说它“亦身亦心，亦人亦天，亦物质亦精神”，“实际是巫术活动中所感受和掌握到的那神秘又现实的生命力量（之）理性化的提升”，此议比较服人。可以认为，萨满教教徒所讲的“生气”论是与他们信奉的“万物有灵论”哲学连为一体的，同时又与他们当时所持而作为“万物有灵论”之方法论的“身体哲学”密不可分。“万物有灵”，何以呈“灵”？曰呈“灵”者，即“生气”也。这就是他们的“逻辑”。显然，这个“生气”论虽可能源自当时人类个体生命体征首先是人能“出气”，但先民们显然并不明白这个“气”是什么，有什么功能，等等，于是就把它扩大化、神秘化为“天人感应”背景下生命力或灵魂的承担者。于是，“气”在萨满教文化里就成了一个象征活力、生命力、灵魂能力的万能的概念。《管子·内业》说：“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为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海，卒乎如在于山已”，表述的正是这种万能的“气”。另外，这个“气”既然源自他们的“身体哲学”，即观察思考客体世界时，都从自己的身体及其器官现象出发，把作为主体的人的身体及其器官与客体世界融为一体，进而把世界视为自身的某种外延，这样人的生命体征既然以能“出气”为首要标志，那么，世界万事万物的活力当然也就应以具有“生气”为标志，于是，观察山水、土壤都应以具有“生气”为首要条件，而这正是中国人居理论选址的首要关注点。鉴于萨满教文化中的“气”本身就是一个在“天人感应”中融主观客观为一体的概念，从它延伸而来的中国人居理论中的“气”或“生气”，也就更多地成了一个融主观客观为一体的审美概念。中国堪舆师口中的山水土壤有“生气”等，并不是一个可以用纯客观指标表示的东西。它往往是中国堪舆师审美意识作用于山水土壤的结果。

为什么当时萨满教巫师持“身体哲学”呢？这可能是与他们兼为医生的职务特征相关联的。“八条”中的第七条已经讲过，萨满教认为“多数的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乃是巫师的专长”，“巫医一体”是史前中国萨满教的固有传统。中国汉字“医”字，其繁体下部就是个“巫”字，说明史前中国巫师的主要责任之一是兼做医生，而医生的职业特征就是关注人的身体及其器官状况，并往往用人体模式思考其他，而中国人居理论往往也用人体模式思考居住环境的特点就是这样形成的，包括其主要术语“地脉”“穴位”“生气”“旺盛”等，以及“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模式中的前、后、左、右位置，均出发自人体模式。笔者力主中国人居理论与中医密不可分，其理相通，提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居理论可被视为从业医者视角选择居址的技艺，也是由上述史前文化源头情况所决定的。传统的西方建筑师和城规师思考问题，较少从业医者视角出发，而中国堪舆师则恰恰相反，“盖房子也是治未病”，古典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医生化”现象普遍。在中国历史上，名中医兼为著名堪舆师者，代有其人，撰有《〈葬经〉翼》的名中医缪希雍即是代表之一。

以上关于萨满教意识形态与中国人居理论存在源流关系的证明，显示在“中国—玛雅文化连续体”广大范围内，巫教文化还会以中国关中周人人居模式之外的其他的人居形式“遗传”下来。近年来，人们发觉，在美国和美洲、大洋洲其他国家，包括“南岛语族”所在各国，类似于“堪舆”者的人居模式也似乎越来越具有影响，包括在欧洲风格的建筑—城规模式之外，烙有类似于中国人居理论痕迹的“东方建筑—城规模式”似乎越来越显眼。这是全球建筑文化中值得注意的一件大事。有论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应与当年华工迁移美洲、大洋洲其他国家，并把“中国堪舆”传到当地有关。现在来看，事情真相可能是，被视为由华工传入的类似于“中国堪舆”者，很可能其实就是当地史前巫教传统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华工传入的“中国堪舆”，很可能只是促使美洲史前巫教传统文化遗产复活的催化剂。像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所说，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亚洲将崛起，其“文化民族化”借此表现出来，并不出人意料。

《“乡愁”原型：中国人居理论研究》

作者：胡义成

责编：付艳，苏利德，高丽丽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4

ISBN：978-7-03-049927-1

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科学技术体系，不仅含农、医、天、算等，而且含人居科技。《“乡愁”原型：中国人居理论研究》针对国内长期盛行的西方人居科技一元论，吸取钱学森、吴良镛院士的相关成果，提出中国人居科技的哲学“范式”即“天人感应论”大异西方，已被量子力学等所验证，是中国人居科技具有科学性的核心要素，且依钱学森独创的“人体功能态”假设，从历史与理论两方面，提出中国人居科技及其理论聚焦居者“人居功能态”优化，与西方只关注居住主客体自然功能适应大不相同。这种思路具有一定原创性。

（本期责编：李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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