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步入经济快速增长期，经济结构变化带来了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也遇到了发达国家发展进程中曾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耕地数量锐减、农地非农化趋势加快、土地利用中的生态环境恶化等。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地关系、资源约束背景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资源利用价值的判断、社会结构、区域结构和资源利用管理制度选择与安排等问题深深地困扰并制约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针对上述问题，国内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围绕土地集约利用开展了土地集约利用内涵、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等方面的研究。

土地集约利用内涵的研究

关于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我国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土地集约利用就是增加在土地上的投入，以获得更多产出的土地开发经营方式。马克伟主编的《土地大词典》中认为，“土地集约经营是土地粗放经营的对称，是指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在单位面积土地上集中投放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以提高土地面积产品产量和负荷能力的经营方式”。著名土地经济学家周诚的观点与之相近。宋春华等主编的《房地产大辞典》对“土地集约程度”的解释为“单位面积土地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的状况”。毕宝德指出，土地集约利用就是在单位土地面积上合理增加物质与劳动投入，以提高土地收益的经营方式。周生路认为，土地集约利用是在单位土地面积使用高比率的变量投入（劳动力、资本）。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能片面地强调投入-产出强度的提高，而应该注意到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综合属性。陶志红认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应当以合理布局、优化用地结构和可持续发展为前提，通过增加存量土地投入、改善经营管理等途径，不断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许树辉认为，城镇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是通过不断增加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投入，从而达到既促使城镇土地资源利用结构合理化、最优化，又能最大程度提高城镇土地使用效率、经济效益和土地可持续发展。龚义等认为，土地集约利用是在特定时段、特定区域内的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它是指现有条件下，在满足城市发展适度规模、使城市获得最大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的基础上，以城市合理布局、优化用地结构和可持续发展为前提，通过增加存量土地投入、改善经营管理等途径，来不断提高城市土地的使用效率，并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查志强、郑新奇、谢敏等、杨大兵等也持有相似观点。何芳认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本质内涵是充分挖掘城市土地资源供给潜力、用途转换的土地经济供给潜力和空间经济供给潜力；甄江红等认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是指在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增加存量土地投入，改善经营管理等途径，使整个城市土地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得到提高。林坚等强调，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应符合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相关法规。吴次芳等认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应建立在现期条件下，能够满足城市发展适度规模，使城市获得最大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

根据学者们对土地集约利用的理解，可以将其内涵总结为以下几点：①土地集约利用以合理的用地结构与布局、符合相关规划及法规为前提；②土地集约利用可以开发利用土地的多维空间；③土地集约利用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过程；④土地集约利用注重增加土地上的投入，以获得更多的产出，注重投入要素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⑤土地集约利用要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城市规模扩大、数量增加，城市土地利用问题开始凸显，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并借鉴国外城市土地利用的经验，对我国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一、城市土地集约利用驱动力

土地集约利用驱动力的研究对解释土地集约利用内涵和建立土地集约利用机制起着关键作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驱动力是推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方向和速度变化的各项因素，很多研究将其归纳为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等方面。还有一些研究从内外两方面来阐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驱动力。周江等认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内部驱动包括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土地资源禀赋约束和城市存量建设用地，外部驱动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土地制度与政策、城市规划等方面。王家庭等认为，内在动力机制主要由集聚效应机制和要素替代机制两方面组成，外生动力主要包括市场驱动机制、政府导向与激励机制、技术创新机制等方面。城市土地就是在上述五种动力机制的共同作用下，逐步从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的无序状态转变为有序状态，不断摒弃不合理的因素，达到城市用地结构的优化、空间结构布局的合理，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吴郁玲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和土地市场化发育程度是影响土地集约利用化水平的重要因素；政府对农地的保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用地者集约利用土地；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是控制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限制性因素；从整体上看，市场化发育水平是影响我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关键性和根本性原因。

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是国内研究的热点，许多城市已开展了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评价方法、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技术等方面。

在评价方法方面，章牧将土地利用层次划分为宏观（全市域范围）、中观（城市不同用途规划小区范围）及微观（城市不同用地类型宗地）三个层次，通过不同层次的评价方法，综合评价福州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何芳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东营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了评价。罗雄飞等运用德尔斐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武汉市土地集约利用进行了综合评价。尹君等构建了基于遥感和人工神经网络（ANN）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方法体系，并运用该方法对石家庄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了评价。魏亮等根据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求采用信息论中的熵值法建立了评价模型，并以廊坊市文安县为实例，应用熵值法完成了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冯科等、杨东朗等、齐梅等、彭浩等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不同研究区域的城镇土地集约利用情况进行了测度和评价。卞兴云等以山东省地级城市的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对省内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其时间和区域变化情况，为宏观指导城市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转变土地利用方式提供参考。宋戈等运用综合评价法对铜陵市2002～2006年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价，结果得出2002～2006年铜陵市的土地利用程度处于由极不集约向集约转变的发展过程。

在评价指标体系方面，有的学者建立了城市土地总量集约、水平结构集约、垂直空间集约和动态集约四个方面的指标体系；有的学者将评价指标体系分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经济-社会-生态”指标体系、“集约-高效-协调”指标体系等；也有的学者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PSR）”框架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有学者从不同空间层次出发建立了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宏观评价是以整个城市为评价对象，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城市空间格局合理性、土地利用强度、土地产出效率和土地可持续利用等指标；中观层次的评价对象是不同功能的城市分区，根据功能不同分别设计了工业区、商业区和居住区等各自评价指标体系；而微观层次则是以地块为评价对象，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容积率、经济产出和环境指数等微观指标等。还有一些学者则从整体角度出发，构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指标体系，完成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测度工作。曹蕾等从自组织特征映射网络（self-organizing map，SOM）角度构建了评价指标，研究了重庆市渝北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尽管不同学者提出的评价指标存在着一定差异，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是趋于一致的，主要涉及土地投入产出强度、土地市场运行情况、土地利用强度、土地利用发展及土地集约利用约束等几个方面。

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技术方面，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库及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提供了新的手段，使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发展。张波运用GIS 技术在济南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结果图上划分出扇形单元和环形单元，生成统计频率图，对评价结果中的土地集约利用分布、土地利用结构合理性、土地集约利用规律进行了研究。乔伟峰等使用了数据库编程能力强大的Delphi 6.0 开发工具，通过ADO 技术连接数据库，然后利用OLE 对象链接和嵌入技术，对苏州市主城区土地集约利用潜力进行了评价。乔伟峰等、杨大兵等基于GIS 组件技术和空间数据库等技术，建立了C/S（client/server）结构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信息系统，并应用于南京、苏州、长春、唐山等城市。常青等采用人工神经网络（ANN）模型对深圳市土地集约利用进行评价，探索适合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的非线性定量方法。吕宜平等设计了基于RS 和GIS 的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研究的技术路线，通过遥感资料的解译建立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构建了一套城镇建设用地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定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曲阜市城区与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集约程度做了定量研究。

三、城市土地集约利用途径

学者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城市化实践，认为城市规模越大，其集聚效应越明显，有利于集约用地，提出应该积极促进大中城市建设，谨慎发展小城镇。一些学者认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应根据城市所处的发展水平和阶段确定相关政策，合理确定城市发展战略。一些学者围绕市场机制提出了多种措施，其核心就是通过市场机制促进土地流转和优化使用，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从而达到土地集约利用目标。由于完全依靠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存在一定局限性，不少学者从政府宏观调控角度提出促进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措施。另外，基于公众参与机制的相关途径探讨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公众参与机制是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有益补充。要实现土地管理决策科学合理，使土地利用真正体现广大市民的利益，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为城市科学规划与土地有效利用提供支持与监督。公众参与通过对政府宏观调控进行监督，实现对市场运转机制的反馈和修正，并与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一起构成一个完整、高效的土地资源配置系统。但该方面的相关措施相对较少，仅有个别学者做过初步研究。王慎刚等认为，尽管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与西方不同，但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有一定相似性，控制城市蔓延，走集约化发展的道路可以学习借鉴他国的经验。通过总结中外学术理论和各国实践探索，他们将集约化利用土地的方法和途径概括归纳为规划控制、市场配置、经济制约、政府审批管制4种方式。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

开发区是指经国家或省级政府科学规划论证和严格审批，为吸引外资、发展高新技术、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而设立的经济区域。我国自1984年创建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开发区事业蓬勃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扩大出口、培养人才、改革试点、服务母城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果。在对外发挥窗口作用，对内发挥辐射作用等方面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随着开发区的数目和规模逐渐扩大，开发区建设开始失控，低价竞争、滥占耕地、土地闲置等问题严重。开发区建设在盲目攀比影响下，存在着土地闲置、利用率低下等问题。因此，对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进行研究很有必要。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理论体系是以城镇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理论为基础，结合开发区用地特性发展得来，所以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内容、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评价方法、技术路线都借鉴城镇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已有成果。早期研究集中于对经济相对发达省市区国家级开发区的评价研究，侧重于评价意义及政策研究，全局性、共性的研究成果较多。唐东华以国家级开发区土地利用总体情况为依据，总结了国家级开发区土地高效利用的做法和经验，提出进一步推进国家级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政策建议。吴郁玲以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省区江苏省开发区为例，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实证研究土地市场发育对土地集约利用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效率，运用结构方程建模，探讨土地市场发育与土地集约利用的相关性关系；采用因子分析法、计量经济统计模型和多因素分析模型，探讨不同土地市场发育阶段，土地集约利用的主导驱动因素和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动态演化规律，并重点对土地市场化程度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力进行了定量分析。李双异等在工业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中，对省级及省级以上的工业开发区进行评价，并提出工业开发区土地管理的依据。张莹对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进行了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分析和潜力测算，探讨影响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因素，评价开发区土地的利用效率、经济效益和管理水平，寻求开发区土地最有效利用模式。随着中西部地区开发区的兴起与发展，学者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也做了很多实证研究，如陕西、湖北、山西、甘肃、新疆、重庆等。

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

长期以来，由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不明确、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不严格、村镇建设缺乏科学合理规划等原因，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在总体上比较粗放，用地结构不合理，利用效益低下，集约化程度低。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时期，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向城镇集中，“空心村”现象日益严重。不论是从土地的数量上还是从土地的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上，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佟香宁分析了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相关理论，建立了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的总体评价和村级评价两级评价指标体系，以及相应的评价模型，并以枣阳市熊集镇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李昕等构建了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以河南长葛市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了实证分析，建议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把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重点放在对农村居民点的整理上；而对于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应把集约利用土地的重点放在对土地的投入力度和产出上。马佳从规划、资源禀赋、社会经济、人本和制度五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和武汉市江夏区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陈亮提出了基于Google Earth 的农村居民点集约用地调查方法，并以北京市昌平区等四区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及成果评价。肖波等以安徽省凤阳县15个镇域范围内的农村居民点作为评价单元，将凤阳县农村居民点用地分为高集约度利用型、中集约度利用型和低集约度利用型3 种集约利用类型，并测算了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潜力。孟令娜建立了基于GIS 辅助的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技术支持方法，对济南市乡镇级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评价进行了实证研究，验证了评价指标、方法等的正确性，提出了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挖潜的模式。张红梅探讨了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构建方法，建立了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相应的评价模型，以重庆市黔江区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并结合黔江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黔江区各乡镇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潜力进行了计算。张卫华对湖南省株洲市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株洲市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的驱动因子主要包括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集约利用潜力较大的分别是醴陵、天元及株洲三地。任家强等通过对辽宁省农村居民点（试点区）锦州市巧鸟街道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潜力测算得出的结论是：土地利用水平以粗放利用为主，基本集约与较为集约占50%比重。陈美球等对江西省5市8 个县区20个自然村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进行了专题调研，研究发现：农民文化程度、常年居住在家人口数量、人均年收入、与邻院的最近距离、人均宅基地面积和离县城的距离六个因素对农户集约利用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土地集约利用影响机理研究》

作者：陈浮，陈海燕

责编：惠雪，王希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3

ISBN：978-7-03-052057-9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资源利用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又好又快，土地利用方式需要集约利用。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深入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土地集约利用影响机理研究》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土地集约利用的形势与政策为基础，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土地集约利用的现状，阐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土地集约利用之间的内涵及相互关系，发现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土地利用方式变化的规律，分析土地集约利用的驱动因素和制约因素，并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两个角度研究新型经济发展方式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机理，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期责编：李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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