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让生态农场成为一个个“生态孤岛”的？

蒋高明

五一期间，来自上海自然之友的沈亦可先生调研位于山东平邑弘毅生态农田。他在笔者带领下，看到我们坚持十年生态农业成果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如果不是科研人员引路，他们不知道弘毅生态农场的农田在哪里。弘毅生态农场的田块被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等所谓现代农业模式包围，成了一个个“生态孤岛”。

无独有偶，2011年新华社记者金微调研弘毅生态农场时，也用了“生态孤岛”这样的词汇，记者报道的文章题目是：

  “生态孤岛”上的有机试验

链接：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75-472265.html

是谁让生态农业孤立成了一个个的孤岛？这其中有非常复杂的原因，有人的原因，也有政策的原因，更有市场的原因。综合起来不外乎以下的几个重要原因：

第一是市场。由于农产品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商品，那就怎么降低成本怎么来，且生产者不吃自己生产的东西。尽管有些违禁农药禁止使用但依然有人偷用，毕竟卖违禁农药的市场在，使用违禁农药的生产者在，消费问题食品的末端消费者也大有人在。如果没有合理的价值回报，坚持做生态农业的就变成了少数人，甚至被认为是“偏执”的人，生态农场就必然被农药、化肥、农膜、除草剂、膨大剂、增甜剂、抗生素所包围，谁做真的谁吃亏，只有比赛着用药。

其次是政策。当前农业政策一直是数量型占据话语权的，政府总担心农产品量供应不足，政策上很多涉农资金向农资倾斜，大量农药补贴进入了农药、化肥、地膜、人工合成激素、抗生素、转基因种子等等生产与销售环节，政府的钱客观帮了化学农业的忙。政府补贴的钱越多，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越大。长期以来，生态农业被冠以“低产”、“落后”、“饿死人”的大帽子，使得各级政府对生态农业的支持只停留在口头上，难以真正落实到行动上。

第三是各级主管部门。国家也意识到了农业的乱象，以及人体健康源头存在的问题，如环境污染，食物链污染，医患矛盾加剧等等。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对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是在源头解决，而是停留在发文件、喊口号阶段。生态文明示范区、示范县、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县、有机农业认证示范县等等，全国加起来面积覆盖了大半个中国。然而，生态问题不是发文件、喊口号能够解决的，社会所缺乏的是踏踏实实在源头从事生态农业实践的人。

第四是城市消费者。他们不了解农产品是在哪里生产的，是谁生产的，是用什么样的办法生产的，而贪图便宜，贪图外观感受，贪图所谓的高营养或者科学性，倒逼农民用不健康的办法生产。比如城市消费者希望黄瓜顶花带刺，希望黄瓜是直的而不要弯的，希望面粉雪白，希望蛋黄发红，希望蔬菜没有一个虫眼，希望水果常温保存不烂，于是就有人研究各种技术，使食物链中原本不该出现的东西出现了。

第五是农民。正如城市市民家家户户安装防盗门一样，农民打药也是前赴后继，谁也不肯吃亏。你家打药，我家不打我就吃亏，你家虫子跑到我地里怎么办？我甚至打更毒的药，总之我不能吃亏，反正自己吃的已经种好了，自己吃的是不打农药不上化肥的。其实，农田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耕地经承包后分成了亿万碎片后，害虫控制无法统一进行，只好各家比赛着打农药。殊不知，这更加重了害虫进化，农民也成了农药的受害者——农村癌症病人超过城市，说明大农药大化肥生产模式是有极大的健康隐患的。

第六是科学家。目前的科学越分越细，技术更是日新月异。对于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具体的技术多，针对病害、虫害、草害，要使用具体农药多（人类为对付几百种害虫发明了上万种农药），但从源头不用、少用或减少上述农药、除草剂、地膜危害的综合技术没有人研究，研究出来也赚不到钱。当前，搞植保的科学家都去卖农药，搞蔬菜的都去卖反季节大棚技术，搞果树的都去卖膨大剂，各种增甜剂，这些原本农民听都没有听说过的技术，要不是科学家“研发”，食物链哪里来的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仅仅自己研究到罢了，有些人还不甘心落后，将国外淘汰的技术包装一下又引进到中国来，美其名曰农业高科技，于是瘦肉精、增白剂、三聚氰胺、苏丹红、膨大剂、增甜剂、塑化剂、增稠剂、增香剂，直到很热闹的转基因等等，排着长队进入中国。

农业生态孤岛的出现，为国人食品安全再次敲响了警钟。我们总不能希望建立所谓的种子库那样的“诺亚方舟”来拯救人类，那样就晚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没有理智的市场销售，没有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经营者的的坚守，如果还继续采取“劣币驱逐良币”的办法，讲已经处于孤岛的生态农业消灭干净，那么国人的健康成本将越来越大，直到出现生存危机和生殖危机。强烈呼吁有关部门：正视现实问题，停止偏见，改变坐在办公室发文做法，多到生产一线去调研，将强大的政策资金向生态农业或有机农业倾斜，不再继续鼓励生态破坏，从源头保障食品安全。

附：上海自然之友沈亦可和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的文章

葱蒜大省的生态孤岛，弘毅生态农场寻访记

2016-05-15 可可（沈亦可） 酵环自然

4月25至29日，我作为环保支教志愿者参加上海尚道青少年社区文娱中心总干事唐雪松主办的山东聊城大张学区支教活动，给小学三、四年级的孩子们讲授“生物多样性与美丽乡村”的课程。我为这课程做的备课是寻访小学周围的农田，遗憾的是学校没有投影条件，我带去的投影仪无法将我拍摄到的照片展示出来。但是，我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

我拍摄到的照片在这里晒晒，看能否闻到那一股股难闻的农药味？

看到一座新建的学校被农田包围着吗？

我是学化学分析出生的，搞化学实验虽然是年轻时候的事，但对化学品的敏感嗅觉和味觉，成为我这辈子挥不去的职业病。我去了7所小学和幼儿园，似乎只有我在乎教室外面飘进来的农药味。我每次都问孩子们，你们感觉到了吗？那时异口同声：“感觉到了”。

葱蒜是山东传统的农产品，网上搜索一下关键词：大蒜种植的农药，大家看看吧：

全国重点大蒜分布地区多在山东、江苏一带，大蒜一般在每年秋季种植。
首先大蒜种植要求土壤有机质充分，需要足量的底肥，保证土壤疏松有利于蒜头膨大。
大蒜定植后，首先要用的是除草剂，大蒜田常用的除草剂多为二甲戊灵系列及其复配制剂。例如，33%二甲戊乳油、50%二甲戊*乙草胺乳油、或有使用扑草津、乙氧氟草醚等配合使用的。
大蒜田病害防治常用到50%多菌灵、百菌清、代森锰锌、福美双等。
大蒜田个别有地下害虫危害的，可使用毒死蜱颗粒撒施或用乳油灌根。

上面照片还可以看到，为了减少杂草，保地温，使用塑料薄膜全覆盖，这样根部的病虫害更加猖獗，用药会更多。这样的大蒜不仅仅是农残超标的问题，在吃饭时人们入乡随俗学者吃葱蒜，我都能吃，但想到田里的情景，吃不下啊。他们只好说，这些都没事，自家吃的不用药。

在弘毅农场寻访

5月30日下午，我和唐雪松老师在济南经营环保公司的平邑人赵峰开车陪伴下来到平邑的弘毅生态农场，傍晚，蒋高明老师陪我们寻访了农场。这是我寻访的生态农场中，显得最支离破碎的，也就是说，没有他们领着看，放眼望去，搞不清哪里是属于弘毅的领地。

这里是蒋高明老师的老家人，按照弘毅生态农场“六不用原则”的100多亩小麦田，是在去年生态花生收割后种上的，周边可都是传统化学种植的小麦田啊。唐雪松在左一，赵峰左二，右侧二是蒋高明老师，笔者在右侧边上。

唐老师在与弘毅黄牛逗乐，这时候是我想起蒋高明老师写的《买牛记》

牛吃的饲料就是农民的玉米秸秆

科研楼的外墙上，绿植覆盖中有鸟窝和蜥蜴、壁虎等，生机勃勃

我们看到了麦子上的七星瓢虫

这里的大蒜没有塑料地膜

蒋高明老师介绍弘毅生态农场创业的文章，笔者先前看过好多，几乎每篇都不拉下，而且还都转发了，但是，弘毅生态农场到底是啥样的，亲身体会，亲眼目睹太重要了，以前有人在社群里对弘毅农场说三道四，我当时就说：不要对人过于刻薄。唐雪松老师老对我说：可可我只相信你，你介绍其他人或事，我就不再信了。

   这里是蒋高明老师的老家人，按照弘毅生态农场“六不用原则”的100多亩小麦田，是在去年生态花生收割后种上的，周边可都是传统化学种植的小麦田啊。唐雪松在左一，赵峰左二，右侧二是蒋高明老师，笔者在右侧边上。

   这个院子里养着300头菜牛和一块小麦田，门外的工地与弘毅无关。头顶上的太阳能除虫灯是弘毅出资搞的，村子的地里做了一溜，为村民的地头除虫。

300头牛的粪便确保现有参与农民及自营农田的有机肥

大蒜地里杂草不少，土质松软，颜色也不一样，来到山东，看到的仅此一景

这是茂盛的菠菜种子很快要成熟了

这里是几十亩果园，也是一位蒋家庄的乡亲跟随蒋高明老师搞的，地里养着鸡

    唐老师，这回您来到这里，还住了一晚上，亲身体验这里的一草一木，安抚农场的待产母狗，这回又将自己所在公益组织的徽章放在土埂上拍照，这是信还是不信呢？唐老师对蒋高明教授说：您是在敌人的大后方建立革命根据地啊。蒋老师回答道：可不是吗，我们一定能解放全中国的。

弘毅生态农场经过10年的努力，没有大的资金投入，没法像我以往寻访的农场那样一口气吃下一大块地，围起来，没法进行生态隔离，这里几十亩一个院子，那里几十亩一块地，十分艰辛地滚动发展、靠自身积累，形成一块一块彼此分割的生态孤岛。是的，我使用了“生态孤岛”这个词，蒋老师居然很认同这个“孤岛”说，我没有太多时间走村串户，但所到之处，看到村里参与生态种植的村民的轻松和喜悦，也看到那些匆匆路过的村民的冷漠。

对此，蒋老师充满自信，他指着一个池塘里的垃圾和农药瓶子说，我们这几年的努力没有白费，村里人都看在眼里，刚开始说我有毛病，后来就开始关注了，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多的村里人跟着我们干了，只要他们按照我们“六不用”的原则做，我们弘毅生态农场就会全部收购他们的生态食材，我们只要能够有足够的市场支持，我们很快就可以将整个村庄全部转化为“六不用”生态有机的，我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

是的，我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一个生态循环农业的样板，我看到了田里的生物多样性，我看到了弘毅的“生态孤岛”与周边农田的显著差别。尽管弘毅今天还仅限于一个一个隔离着的“孤岛”上，但“生态孤岛”上所显现的生命力是显而易见的。

我现在对于那些质疑弘毅生态孤岛的人，可以这样理直气壮的说：蒋高明教授作为一个国内著名的生态学家，没有躲在高楼里忽悠国家的科研经费，而是在山东这块被化学毒物严重污染的土地上，为传统的旱地作物探究生态有机的种植方式，他在家乡践行的的每一小块“生态孤岛”的成功，都给当地的农民和政府看到重建美丽乡村的希望。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可以证明在这个唯利是图的时代，啥样的知识分子，算是真正有良知的，做啥样的事业，才能看到他身上具有中华民族脊梁骨。

“生态孤岛”上的有机实验

文/金微（发自平邑）

（文章发于8月5日《国际先驱导报》，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完整版）

   农药和化肥的农业生产方式切断了生态系统中的元素循环，而蒋高明的有机农场试验将农田生态系统重新回归并利用自然循环等方式农田提高产量。

   山东平邑县东南 20公里，便是卞桥镇蒋家庄，这是一个极普通的农村。放眼望去，一排排杨树，7月末碧绿的玉米田交错在花生地中。在田间地头，农民们正在喷农药、施化肥，沿着闷热的田间小路走，一股股农药的味刺鼻扑面而来。

    正在玉米地打药的蒋家庄村民蒋胜利说，这是打第四遍药了，“种玉米时种子上有农药包衣、玉米刚出苗时要打地老虎，现在是第二次打二点委叶蛾了。” 蒋胜利解释说，二点委叶蛾是一种常见的玉米病虫害，今年在山东大面积发生。二点委叶蛾之后还要防治玉米螟，加上除草剂，他前后至少要打6次药，“一亩田打药至少需要花60元。”

    不仅蒋胜利，当地农民们都在为打药忙，谁也不希望虫子往自家地里跑，打农药变成了一场竞赛。虽是夏天，但在地里却听不到任何虫鸣和蛙叫，看不见小鸟，安静的夏季田野，多像蕾切尔.卡森笔下的“寂静的春天”。

生态孤岛

    弘毅农场就座落在这片方圆1000亩的农田里。从远处看，这和普通农田没有任何区别。但是，一走进这个院落，马上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牛儿不时发出“哞哞”的叫声、虫子在田里低声地鸣唱、知了在树上叫个不停，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在玉米地里时起时落，燕子成双成对在院子里掠地飞翔，人们都说，快要下大雨了。

    在这个占地约20亩的综合性农场里，有牛舍、鸡圈、堆肥场，农场正中是一块试验田，面积约2亩，种着玉米、花生、大豆等作物。玉米已有二尺高，从植株间隙里可以看见麦茬和稀疏的青草，在土壤表层散落着一些陈年的青贮饲料。

    这里的土壤呈黄褐色，踩上去感觉松软。扒开土层，大约３０厘米以下石块就明显增多。蒋家庄村支书周京林说，此处原是村里的机动地，因地力差不种粮食，多年来一直用作打麦场，后来还曾做过建筑垃圾堆放场，现在地里的砖块、石块就是那时留下的。

    在当地村民眼里，弘毅农场种田的方式，叫做“不过日子”，就是不好好种地：不施化肥，也不治虫子。

    自从2007年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租下这农场以来，这里就成为村民“窥视”和议论的目标。蒋高明是从蒋家庄走出的仅有的几个大学生之一，村民不理解他为什么从城里突然回家种田，更不可理解他怎么能在这片瘠薄的土地上种粮“不用化肥，也不用农药。” “我们担心他连种子都收不回来。那不是过日子的做法” 。

    蒋高明很淡定地说：“除了不用化肥农药，我们也不用农膜，不用添加剂，不用除草剂，不用转基因这种现代农业技术。” 蒋高明说，他的试验是为了验证生态学在维持农业产量、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探索具有经济竞争力的生态农业模式。

    在四周浓重的化肥农药包围圈中，弘毅农场更像是一片生态的孤岛。另外还有32亩告别了化肥、农药、农膜等现代农业投入的土地，分散在蒋家庄村里4个不同地方，同样像孤岛一样，被化肥农药的海洋环绕着。

    蒋高明正在将这里打造成真正的生态农场。生态农场的核心一环，是牛舍里的100多头牛。有了牛，院里就有了高高的牛粪堆，这是有机农田的肥料。“没有有机肥，就没有有机农场。”蒋高明说，弘毅农场的农业生态循环，依赖于这些牛发挥的关键作用。

    作为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过去一直从事生态研究工作，把牛引入他的工作和研究，几乎是出于某种偶然性。

为什么是牛？

    2000年，蒋高明开始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研究和操作生态恢复试验项目。为了解决牛羊对草原生态的破坏，他的团队提出了各种办法，比如草场休耕、培育新草种，他甚至开始在草地种玉米，希望以此解决牲口饲料短缺的问题。但是，这些措施都不太成功。蒋高明说：“每年冬天，内蒙古下大雪，尤其是遇到雪灾的时候，牛羊就缺草。2000年暴雪成灾，当地政府从山东调运大量“面包草”帮牧民的牲畜度过寒冬。”“面包草”就是用桔杆经特殊加工而成的饲料。

    “那时我想，草原上种玉米不好种，那为什么不能把牲畜转移到农区来呢？我国60亿亩草原只能产3亿吨草，而18亿亩耕地至少产7亿吨秸杆，鸡对草场的破坏不大，到草原养鸡是可以的。”蒋高明由此提出“禽北上，畜南下”设想，并将此计划付诸实践。

    在蒋高明眼里，7亿吨秸秆应该是巨大的“粮食仓”、“肥料厂”和“能源库”，但可惜的是，这些秸杆大多都被农民就地烧掉了。

    蒋高明对自己的想法兴奋不已，他做了一番估算：7亿吨秸秆可换回1亿吨牛肉。1斤肉的热量相当于5斤粮，扣除养殖过程中喂食的精料，大体上相当于增加3亿吨粮。如果按国务院要求，在2015年实现80%的秸秆综合利用，相当于增加了8000万吨牛肉，或相当于粮食增产40%。每生产1吨牛肉可产生16.7吨牛粪，我国18亿亩农田的秸秆可出产近17亿吨有机肥。

   “除了增产外，这样做还能杜绝秸秆焚烧，还能够养地并固碳，保护生态环境。”

    2007年，蒋高明将试验地点选在蒋家庄，他相信，“在家乡才有群众基础。”他以260元每亩的高价，从村里承包了肥力最差的田块(农民承包仅交110元/亩)：薄薄的土层只有20多厘米，下面全是麻骨石。这片农田和村里其他田地一样已经连续使用了30年的化肥、农膜与农药，地力越来越差。

    租下这片土地后，蒋高明首先建起了牛舍，他自筹资金养了一百多头牛，还养了鸡。过去研究植物，突然和鸡、牛等“畜禽”打起交道，蒋高明遇到了各种不顺：死牛死鸡让他有些手足无措。市场上充满陷阱，一个骗子向他推销假菌种，亏了几万元，这些损失加起来有20多万元。

   为什么养牛而不养猪呢？蒋高明说，牛的饲料中70%是秸杆和草，比较便宜，而猪主要吃粮食，不仅如此，现在喂食了商品饲料的猪粪中，含有大量的激素和抗生素残留，不利于有机种植。

       他在土地上施牛粪，被当地老百姓看作“落后”，习惯了用化肥的农民说，“没有化肥不会长出粮食”。事实也证明，农场前两年的收成不好，“2008年小麦和玉米两季加起来，才收1000来斤；2009年也是这个数。”

不用农药化肥

       除了不施化肥以外，弘毅农场也杜绝了一切农药和杀虫剂。对害虫采用的是物理杀虫法。在弘毅生态农场不大的试验田里，挂着两盏能发出特殊光谱的脉冲诱虫灯，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脉冲灯会准时亮起，蓝白色的灯光，吸引了飞蛾、金龟甲等害虫扑来，触到灯管周围的金属棒，被电击后落入灯下的集虫罩。

       “我们控制虫害的成本远低于喷洒剧毒农药。诱虫灯不能消除全部昆虫，但每年坚持诱捕，会逐渐达到生态平衡，即这个害虫物种还存在，也不再对作物造成危害。”蒋高明说，平均每10亩田的只要放置1盏诱虫灯，就可以达到满意的效果。

       农场的研究助理曾彦说：“在最初用灯诱捕虫子的时候，有时一天晚上能捕捉到十斤虫子，但现在虫子数量少了，有时一天晚上只抓到二三两。”这些小虫便成了鸡的食物。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仅生产了柴鸡鸡蛋、鸡肉等纯天然绿色食品，严重危害花生的金龟甲幼虫也不再猖獗。生态农场的生态循环链条就这样逐渐形成：庄稼-害虫-诱虫灯-母鸡-柴鸡蛋。

       “防治害虫除了诱捕以外，还有一条路是依靠益虫，大多数益虫都是白天活动的，诱虫灯对它们基本上没有影响。”蒋高明解释说。

       因为没有了农药和除草剂，农场上的生物多样性迅速恢复了：约200只麻雀和6只燕子在这里安了家，刺猬、野鸡、蛇都出现了；农场饲养的动物包括狗、猫、鸡、鸭、鹅、猪、鸽子。没有农药污染，还有大量天然和半天然食物可以吃，生态农场成了鸟的首选之地。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对应农场外面的寂静田野，这里已经是名符其实的鸟的乐园。

       蒋高明说，这一列措施，将肥力严重下降和被化肥、农药、除草剂严重污染的农田实现了生态修复。“现在的化学农业生产方式，切断了生态系统中的有机元素循环，我们要做的是让它重新回归并利用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不再盲目杀死试验区内的一种生命，而是靠食物链和人工适当干预达到生态平衡。”

       2009年冬，蒋高明对土地进行了深翻，随后农作物产量开始显著提高。去年秋，有机玉米亩产达547.9公斤，今年夏季收获的小麦，亩产达480.5公斤，经过3年时间，生态农场实现了“吨粮田”，而周边农民用化肥、农药、除草剂达到的产量，也就是六七百斤。蒋高明说，这就是“生态学的强大威力。” 他说：“利用生态学原理控制病虫害，利用有机肥肥田，既增加了土壤动物与微生物的多样性，又可以满足作物对土壤水肥气热的要求，完全可以实现粮食数量、质量双安全。”

       弘毅农场的 “农牧沼气复合型生态农业”的生产模式，既能生产出纯天然的健康食品，又能使土地一年年越种越肥沃，生态环境一年比一年好。

       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中心顾秀林教授在考察农场后认为，“只有农牧结合，才能走出生态之路，蒋高明的弘毅生态农场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结合，不是落后的模式，是科学的模式。人们误以为有机农业低产，会导致饿死人，但是弘毅农场在六不用的下达到了高产。我认为种养业相结合这个逻辑是完全成立的。”

有机农场的前景与现实

       事实上，蒋高明所试验的有机生态农场模式，正在今天的世界各地兴起。农药和化肥大量使用带来的不仅是高成本，还有农药高残留给食品安全带来的潜藏杀机。

       我国耕地总量占世界的9％，但所耗用的化肥和农药的总量却分别占世界的35％和20％。全国每年的化肥使用量为4637万吨，农药用量达到200万吨。单位面积化学农药的平均用量比世界水平高2.5至5倍，每年遭受残留农药污染的作物面积达12亿亩。

       蒋高明说：“在山东种植的六种农作物每年至少要打24遍农药，以玉米为例，每亩田农药的花费都在70元左右，但这依旧控制不了虫害。”这些农药对农民的身体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在蒋家庄就有一些癌症患者。蒋家庄村民庆秀华说：“人打药都受不了，但虫子却杀不死。” 她的直觉是虫子越来越厉害，而农药的毒性也在增加。庆秀华说：“每次打完药之后身上很痒，洗澡都不管用。”

       蒋高明认为生态农业并非笨法子。他担心，如果中国的农业再不回归生态之路，日益贫瘠的土地将失去最后的肥力。农膜、化肥、农药、杀虫剂，最终会使土壤由“黑”变“白”。

       有机农业的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肯定。今年3月，联合国总部发布的公告说：2050年，全球人口可能增至90亿；避免粮食供应危机和解决问题的最佳农业发展政策，就是采用生态循环的农业技术。该公告说，全球调查研究说明，若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能采取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政策，那么，就有望在10年左右时间内使全球粮食产量翻番，同时也能实现保护农田等生态环保的目标。

       联合国粮农组织组织6月发布报告说，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技术能够遏制有害生物种群的发展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农药的需求。这些方法有助于作物适应气候变化，不仅可以提高粮食产量，而且有助于将作物的需水量降低30%，能源开支减幅可达60%。

       蒋高明所试验的生态循环农业，正是联合国组织的主张，他希望在家乡率先推广自己的有机种植技术，但目前，农民除了对养牛比较热衷外，对于种有机田还是有些犹豫不决。今年，村支书周京林拿出12亩田进行有机试验。尽管有蒋高明团队的指导，但是周京林还是些担心。他最担忧的是除草，因为如果不打除草剂，他可能需要用手工除4遍草。

       顾秀林认为，农民不愿意拿起锄头去除草，这是事实，但从另一方面看，有机农业免去了打杀虫剂的用工量，人工除草的劳动量虽然增加了一些，但去除了环境中的毒性因素，而且将减少农民因为打药受害所产生的医疗支出。“从长远看，人不再接触毒物，而且生态会平衡，鸟和益虫都会回来，促进生态的循环，恢复生物多样性。”

       目前弘毅农场除了人工锄草；还利用鹅等动物来消灭部分杂草。这样做既松土，又保湿，还能保持肥力不再流失。

       蒋高明的估算是：“50元就能解决一亩地除草的问题。”至于其他成本，根据他的试验纪录，有机种植的亩均成本为1022元，包括：用工300元，有机肥200元，肥料运费52元，收获费用80元，浇水90元，租地费300元。这一成本与使用化肥、农药等种植方式相比大体相当。三年来，蒋高明在这个农场投入资金100万左右，目前农场已经开始赢利，每年纯利润预计20万左右。

       蒋家庄的周京林还有另一个担忧，现在农村基本没有了牲口、猪、鸡、鸭等家畜家禽，有机肥数量大大减少，而农民现在养牛也困难。“如果普遍不用化肥，有机肥来源将成为难题。其次，要达到有机标准，现有土地均需要经过一定时间调理恢复，这期间农作物产量会有所下降，影响农户收入。”

       有机肥的来源还是不难解决的，多养动物就解决了。当地村民最担心的是，有机产品“优质无优价”，“种地辛苦一年，不如打工一月”。

       这不仅是农民的担忧。蒋高明面临同样的困境，本报记者在农场采访时，正好遇到一位牛贩子来买牛，他并不在乎蒋高明坚持用生态的办法喂牛，他想要的是喂食了瘦肉精的牛；“如果喂瘦肉精，价钱可以提高6角钱。” 不喂瘦肉精的牛售价8.2元/斤，如果喂了牛贩子提供的瘦肉精，则高达8.8元/斤，这样下来，每头牛少收入600元。

       无论如何，蒋高明还是相信，近年来，毒韭菜、毒豇豆、膨大西瓜等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市场对安全的农产品是有需求的，完全杜绝农药、化肥、添加剂等化学品的有机食品一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有机种植模式，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如果价格合理，农民尝到了甜头，在健康的环境下生产健康的有机粮食的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而我国农村劳动力目前整体仍处于过剩状态，只要从事农业生产有效益，大多数农民并不愿背井离乡外出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