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切忌“贪大求洋”
蒋高明

        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开始于上世纪末。笔者1985年大学毕业的时候，许多县以上的管理机构还是以“专署”(也称地区)形式出现的，那时一个省只有五六个地级市，更没有县级市的提法。当时的北京，尚有许多农田，天然湿地。中国人民大学门口还有农田，马路只有路中央铺了沥青面，两边分布着浓密的树林。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四楼，还可以看到香山。如今这一切都成为过去。80年代末以来，城市化很快提速：1988-2000年间，中东部地区城市数量由315个迅速增加至521个，其中许多城市几乎是“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
        城市土地扩张的速度高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2000年中国城市土地面积是2.24万平方公里，2003年则达到2.83万平方公里，城市面积扩张速度平均每年增长8.08%，但是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仅为4%左右。全国平均每年有767.42平方公里土地变成建城区，年平均增长率为5.76%。目前，全国上下到处都在建楼房，整个国家成为“大工地”，建筑业给GDP带来的增长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背后的生态和社会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0%左右，要实现中等发达水平(60%左右)，城市化还要侵占更多的土地，占据更多的资源。签于此，笔者认为，要使中国城市化走向健康的轨道，一定要处理好一下几个关系，其根治的药方是果断抛弃“贪大求洋”的过激做法。
       一是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关系。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将眼光主要盯在了大中城市，其发展的思路是，人多了，扩大城市；城市扩大了，再引进人口。这样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城市像“摊大饼”一样越“摊”越大；由此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污染、犯罪、交通拥挤、居住条件下降等。北京城市中心区以每年20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外扩张，并呈现俞演俞烈之势，三环路、四环路、五环路、六环路的修建使得城市沿“同心圆”方向摊开了“大饼”。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首都的自然生态和乡村生态将受到更大的威胁。
        中国城市化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不同。第一表现在城市化的“人潮”涌动方式不同。美国是在19世纪60年代加速城市化的，当时的美国人口只有2300万，而中国未来25年将有8.5亿农民通过“安置区”、“廉租屋区”进城。因此，中国的城市化是在短期内，通过迅速扩大居住面积和交通设施，将“人群”装在城市里。第二表现在资源利用方式不同。英国城市化完全依靠世界资源，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1865年就描述过：“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地海国家是我们的木材林，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农场，而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中国的城市化没有殖民地可以殖民，所消耗的资源只有自己附近的乡村生态环境，以及沙子、土壤、石头、煤矿、石油、钢铁等不可再生资源。
        因此，中国的城市化，绝不能走“摊大饼”式的无限扩张，大中城市建设该降温了；相反，建设那些有者浓郁乡村风格的小城镇才是中国城市化的重点任务。对于大中城市的发展，可以借鉴英国在大城市周围划定“绿带”的做法，用法律的手段保障“绿带”不能被建筑物所跨越，从而保护乡村生态。要发展多元化、各种层次的中小企业，吸引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小城镇。
        二是城市公共设施和住宅大和小关系。目前中国城市建设的一个非常不好的倾向是“贪大求洋”。大广场、大马路、大房子，越大越洋越好，不考虑实际需求。有些经济落后地区，也要将广场建得大大的，如不考虑给天安门广场留个面子，那广场肯定是要超过天安门广场的。一些西部城市，车辆本就不多，不存在交通拥挤问题，但马路也要建成上下八通道，这样做的目的是看起来“气派”。造大房子之风兴于北京，而此风又是领导干部带的头。过去司局级领导干部的住房标准是“三室一厅”，现在是“四室两厅”，面积由原来的七八十平方米，猛增到二百多平方米以上。甚至连办公室也比赛着往大处里建。笔者了解到，一些科研院所领导的个人办公室面积超过了100多平方米，80-90平方米的就是“清廉”的官员了；室内装饰的豪华程度令前来参观的外国科学家“瞠目结舌”。而一般科研人员则是几个人拥挤在一个狭小的办公空间里。殊不知，“广厦千间，身卧八尺”，求大房子者只是满足了虚荣心理而已，是攀比心理在做怪。
        因为“贪大”，城市里的建筑永远不够用。一些人有了钱就买大房子，可能跟本不去住，夜晚漆黑一片，成为典型的“鬼屋”；因为追求西方的消费方式，中国城市里也要建别墅，那些别墅侵占了公园、风景区。北京著名的香山风景区，被一片片别墅包围者，尽管房价五六百万元一套，依然供不应求。开发商赚足了钱，城市逐渐失去了生态和文化特色。因此，发展实用性的公共设施，多留一些空间给绿地和野生动物，发展适宜的小户型，节约土地和空间才是中国城市化面临的实际需求。
        三是城市风格本土化与外来化的关系。“求洋”心理从官员到市民普遍存在。现在，城市建筑风格动辄“欧式”，轻则“美式”，传统的中国建筑风格是看不上眼的，被认为太土气了。京畿某区县将政府办公楼建成“白宫”式样，新修建的居民区都要“欧式”，连那些雕塑都是光屁股的男女“洋人”。而周围的民居则是传统的，土洋形成鲜明的对比，其风格让人“哭笑不得”。一些城市在努力打造罗马广场、欧洲一条街、美国一条街、日本一条街，独没有考虑怎么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现在官员出国的机会多了，看的多的，简单模仿的也就多了。一些城市的调子是由“一把手”说了算的，领导唯洋是崇 (他要满足的是虚荣心)，城市规划者唯领导话是听(他要赚的是规划费)。从南到北，“千城一面”概由此引起。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领导干部并没有学来人家的文化，只学来了人家的皮毛。相反，将自己优美的传统的文化丢掉了，是典型的“邯郸学步”。
        造成目前城市建设的“贪大求洋”现象，主要是决策者心中一些不健康的心理在做怪，这些心理归纳起来，无外乎“帝王心理”、“暴发户心理”、“小市民心理”、“洋奴心理”而已，这些不健康的心理作用充斥了中国城市化过程。只有坚决抛弃这些不健康的心理，中国城市化才能走向健康发展的路子。
        四是城市建筑材料利用的不可再生资源与可再生资源利用问题。城市“贪大求洋”的直接后果是不可再生资源大量消耗，可再生资源无人问津。中国迅速崛起的城市化是以牺牲乡村资源为代价的，其中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问题尤其突出。最近，笔者调查山东北部某城市时发现，该城市近郊农民几乎全部上了楼，还计划将开发区附近几十个村子的平房推倒了盖高楼。这种“快餐式”的城市化除了带来村落的消失外，还将消失很多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沙子、石头、土壤。那些高楼本不是什么艺术品，多是些粗劣的产品，农民一旦富裕了，他们也不愿意继续住在缺少人气的高楼里。西方发达国家早就走过了这样的弯路。
        沙子、石头、泥土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是不可再生的资源。目前，中国对于乡村河道管理基本处一种无序的状态。尽管各地河道属于地方政府的河道管理局管理，但是，一些承包人只要给村集体一些承包费，给河道管理部门交一些管理费(甚至根本不理这一套)，那沙子就基本是承包人的了。他们雇用挖掘机和翻斗车，对河道肆意挖掘。笔者现场观察到，一些河道承包人每小时花200元雇挖掘机，挖沙的速度是每5秒钟1吨。那情景就跟“抢劫”无异。可怜乡村大好的河流湿地，被挖得千疮百孔。在山东农村，笔者几乎看不到小时候那种自然河道，当时河道两旁分布有宽约几百米甚至近公里的银色沙滩，沙滩上还有各种湿地植被。消失的沙子已经永久地封存在城市或者乡村建筑的水泥里了。没有沙子，河流失去了其重要的功能：泄洪和水质净化。
        石头和泥土的命运也一样。在山东济南，一座山被切成“豆腐块”卖掉了，成为“愚公移山”的现代版；在泰安，一吨以上的大石头在公路边公开出售。名曰“泰山石”，有 “镇宅”的功效，生意十分看好。更有甚者，中国宝贵的大量不可再生的石头(花岗岩和大理石)被加工成了各种形状或者“艺术品”售给了日本、韩国、美国、欧洲各国。此风不止，中国的不可再生资源将面临一场浩劫。有很好黏性的土壤被烧制成砖头，成为建筑材料。而上述建筑材料，可能会因“建了拆、拆了建”这一恶性过程不断减少物质来源。
        城市化过程中，建筑一定要一次到位，要出精品，要成为文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节约下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为后代留下一点不可再生的财富。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担心，今后再盖房子，在建筑材料里，我们首先缺少的是沙子，然后是黏土，最后是石头。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建筑材料要考虑可再生资源或者废弃资源的再利用，如禁止实用黏土砖，而使用粉煤灰制作的空心砖；回收利用拆旧房的砖头和钢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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