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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树造林曲折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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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树造林曲折半世纪
科学时报记者 王莉萍
一手端着一个饭盒，饭盒里装的是树种，另一手拿着根尖头小木棍，将小木棍在地上一点，然后再撒上几粒种子。
在国家林业局造林司副司长李怒云的记忆中，自己的植树造林生涯在上世纪70年代这样开始的。当时，没有人来指导他们该如何种树，大家的行动带着盲目和热情。
一周之内，《科学时报》记者采访了7位与林业打交道的专家，在这些专家的眼里，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在植树造林上走过不少弯路，其后则是一步一步地转变阶段，甚至是弥补，而这个改进阶段显然在今天和明天还将持续。
砍伐时代的无奈
在上世纪50年代一次全国林业会议上，时任副部长的李范伍在作报告时说：“我们现在这种做法，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破坏森林。”
他一句话道出其后20多年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每一棵树的悲惨命运。
李怒云记得那时没有国家林业部（现为林业局），那时叫“木材采伐部，后来才是林恳部。国家建设时期需要大量的资源供给，又缺乏种植和管护，峁劲给山 “剃光头”的做法至今成为中国林业之“痛”。
“我毫不讳言，我在海南参加过大面积砍伐的工作。”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冯宗炜院士回忆说，为了解决国家橡胶资源匮乏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他随老师和同学们前往海南找橡胶适种地。
“我们在前边测试土壤，一旦确认一块土地适宜栽种橡胶，就打下一个记号，后边就有熟练的工人将这块地上的树木砍伐干净，然后晒上几天，再放一把火烧干净，之后整地大面积种橡胶。”冯宗炜说，
尽管当时政治生态不乐观，还是有科学家站出来发声，但是被淹没了。植物学家兼林学家刘慎谔曾疾呼：“停止大面积皆伐，坚持采育择伐”，“不要吃祖宗饭，造子孙孽”。
其后，著名森林生态学家朱济凡在考察东北林区后，于1958年发表论文首次提出对小兴安岭阔叶红松林大面积皆伐是不妥的，建议采取“确保森林更新，加速森林生长，保土保水，永续利用”的经营原则，并对森林分类，分别进行择伐、分散的小面积皆伐、渐伐和卫生伐。
大面积砍伐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其后果依然清晰可见。去年在四川凉山州考察时，20世纪60年代就来过这里考察的孙鸿烈院士见证了一个事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带大量伐林，‘剃头式’地将一座山接一座山剃光为止。1964年前后我来这里考察时，就已经都是秃山秃岭了。”
现在这里是有名的水土流失严重地带，一些科学技术人员正在想种种办法希望能恢复这个地带的植被。想要恢复如初已不太可能，当地居民至低的想法是，能在山上顺利栽活一片树。
据说近年凉山州曾经跟四川省里算过一笔“贡献账”。现在，四川省水利厅副厅长朱兵也效法算出这样一笔账：四川省甘孜、阿坝、凉山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是全国三大林区之一——西南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50年代，国家在三州建立了40多个森工局及水运局，约有16万森林工人在那里不间断地从事了40多年的砍伐，其间共采伐活力木3亿多立方米。
在中国，究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多少树遭砍伐，已无法统计。
绿化时代的疏忽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提出的全民绿化，不但倡导全民植树种草，甚至还倡导捐树种草籽，期间南方的树种草籽被大量撒在北方的大地上。“没有人考虑自然规律了，大家都一股热情。”冯宗炜说。
中国植树造林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上世纪80年代。因为，正是从这一时期始，国家开始逐步加大投资金、人力、物力营造森林，绿化的观念深入人心。此前也有断断续续和小范围的植树造林活动，但是没有明确的思路和科学技术支撑，效果不尽如人意。
著名的三北防护林正是1978年开始。但由于缺乏经验和积累，那个时期的植树造林存在很多问题。现在，无论南方、北方，都可以见到当时种植的树，虽然大量成活，但是多瘦弱不堪，被戏称为“小老头树”。
李怒云说：“早期既没有作业，也没有管理，而且经验不足，只想着‘绿化’。可以说那时是群众运动造林。”
当然，不能否认，现在还存活的这些‘小老头’树，对当地的水土保持、防风固沙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李怒云说，“我在考察时，就看到小老头树长在沙丘上，虽然形状瘦弱，但是你要砍了它，那个沙丘就要流动了。”
对这一时期的绿化工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文元从单纯植树的角度总结了两大弊端：“树种配置不合理，种植密度不科学。”
其中，树种配置问题今天被媒体和专家指责最多。配置不合理隐含树种单一、未能适地适种。前期一度被人戏称为“北方杨家将，南方沙家浜”，即北边是杨树的天下，南方多种杉木。后来又被指责忽视乡土树种，未能适地适种。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这两种树速生的特性，快速成材，增加经济效益。”李怒云说。
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研究员王晓鸿曾对记者分析，“人工造林规划不当确实隐藏生态危机，但是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以及各种水平限制，也只能做到先把林子造起来再说。”
其实，朱济凡早在上世纪80年代年就发表文章认为：“30年来，我国森林资源之所以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之所以严重失调，森林覆盖率之所以搞不上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生态经济问题的战略意义缺乏足够认识。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很少考虑到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单纯追求木材产量产值的增长，不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效益。就必然损害全面的、长远的经济效益，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这个教训应引以为戒。”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虽然在种，但是伐也没能得到有效地遏制。因为国家对林业部门依然有较高的木材生产指标，后来虽然压缩了木材生产指标，但一些林业部门由于惯性使然和利益驱动，反而增加了采伐量，采完大的，采小的现象还时有出现。而且由于产权不明晰，民众滥伐、盗伐现象也比较普遍，一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并没有得到实际有效地保护。
生态时代的管护
“乔、灌、草结合”、“适地适种”、“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这些更符合生态学的概念很早就被提出，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被真正重视起来。至今，才逐步被有效落实和普遍接受。
马文元说：“这一阶段国家林业局制定的政策和规划没有问题，都是经过许多专家论证提出的，主要是着眼于整个国家的生态保护和土地资源的有序利用。”
他认为，地方政府如何掌握尺度，地方干部的觉悟性，地方的科技、经济水平似乎成为林业建设的主导因素。
实际上，单一树种这个看了几十年的“老病”在个别地区依然存在，在南方红壤区某地区曾发生：连着几座山全栽的马尾松，虫害肆虐，遍山枯树，专家们怒于言表，扼腕叹息的场景。
国家林业局在“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主要结果”公告中总结了林业面临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总量不足；二是分布不均，东多西少；三是质量不高。全国林分平均每公顷蓄积量只有84.73立方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4.86%；四是人工林经营水平不高，树种单一，林地流失、林木过量采伐现象依然存在；五是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还非常脆弱，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仍相当尖锐。
这一时期，国家的投入在不断加大，森林覆盖率逐年上升，但是生态学家还是站出来说中国林业的“痛”。这些“痛”点有大有小。
“某些地方在执行政策时确实存在问题。仅退耕还林一项我们就陆续清查处理过很多问题，但是不能以偏盖全。”李怒云说，全国范围内还有大批的地方做得很好，即维护了当地生态，百姓也受益。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已初见成效。
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对“建设”一词很敏感，他说：“用来管理人的‘无为而治’的做法，用在管理自然生态系统上，其效果应当是更好。今后走生态恢复之路，首先是制定合理的计划，对于那些土壤尚存，或者生态退化没有达到退化极限的地方，自然恢复是最明智的做法。在中国版图上，需要人工努力的显然是‘一小撮’。”
自然恢复的一个途径即封山育林，这是中国传统的森林培育方法，简便易行，经济有效，是迅速恢复森林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是封山育林，往往与林区的副业生产、多种经营发生一定矛盾。因此，逐步形成了“全封”、“半封”和“轮封”三种封山育林模式，以求既保护森林，又照顾林区副业生产、多种经营的开展。
李怒云虽然身在造林司，但是她向记者强调，“我一直主张能封禁尽量封禁，但是过去封禁的补助很少，每亩地也就5角钱，一般封5年，算下来当地人得到的补偿太少。现在，国家补助提到50元，封禁工作就有了很大改善余地，收入增多，当地人就会配合。”
但她认为不能一昧地说“封禁”，“封禁比起人工干预毕竟生长速度慢，有的山上一棵母树都没有，如果没有人工撒种或者植苗，你封禁再久也难长出一棵树来。而且中国西部地区的土壤风化上千年才能覆盖几厘米，难道西部人民就得受苦，再等几千年风化形成土壤再植草植树？”
自然恢复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在一些仅靠人工恢复难以凑效的地区，如矿山、土壤严重损失的山地以及北方的干旱区以及南方的干热河谷等，必须通过人工扶助扶助才能获得成功。蒋高明认为，即使人工恢复，也应在物种、生态因子等方面做到科学规划，从而避免大量金钱的浪费。
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张守攻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不管是天然林还是人工林，都可以发展的很好。关键要分析地点的实际情况，其实，人工林只要管护得当，技术实施合理，对生态等能够发挥很好作用，我们不能单纯否定人工林。”
基于我国目前已经划定的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14.37%。蒋高明认为，其生态恢复的主流方向显然应当以自然恢复为主。
他建议，国家下一步生态环境恢复的重点应当以“保护为主、建设为辅”，也就是以“自然力为主，人力为辅”。而其中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地保证自然力发挥，如何将用来建设的大量经费转移到社区经济发展上去，变人的破坏力为保护力，这才是决定我国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环境问题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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