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

今年是恩师侯学煜先生一百周年诞辰，有关单位拟召开侯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纪念活动，嘱我就侯先生生平事迹写文章介绍。对于侯先生的学术事迹，笔者曾专门写过，科学出版社的图书也将于近期面试。有关几篇文章如下：

不该过早忘记侯学煜：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ea01901000bjf.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ea01901000bjg.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75-7744.html

《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侯学煜：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75&do=blog&id=547722

既然接受了新任务，自然还要查阅一些文献，以补充过去人物传记中被忽略的部分。今读到下面的文献：

杨新孝：1986：三位被戕的地质学家. 人物，(2)：86-87.

文章介绍的是民国时期，发生在贵州的一件震惊中外的土匪劫杀地质学家惨案，三名中国优秀的地质学家遇难。这个故事对老一辈地质学家是非常熟悉的，然对于年轻的学者可能知道的不多。其中悲剧情景大概如下：

民国三十三年（1944）3月底，时任中国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任技正（当时的一种技术官衔）兼古生物研究无脊椎生物组主任的许德佑，奉命到贵阳筹备并出席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届年会。4月初，中国地质学会会议闭幕后，许德佑与前来出席会议的助手陈康（三叠纪化石研究专家）、马以思（女地质研究员）一道，在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地质研究员侯学煜先生的带领导下，一行4人从贵阳出发，乘车前往贵州西部地区的关岭、盘县、普安、晴隆进行野外地质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

    4月17日，许德佑等一行到达盘县，然后分成两路：侯学煜先生1人奔兴义、贞丰一线；许德佑等3人返回程，准备沿普安、晴隆、郎岱一线考察。

    4月21日，许德佑、马以思、陈康3人在食无荤腥，行无车马，土匪如毛的环境下，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置生死于度外。辗转进入普安罐子窑（原兴中乡），在此处作休整。

    许德佑3人的行踪早已被当地匪首易仲山的探子谭伯忠得知。易仲山更按耐不住了，便立即部署抢劫计划。趁许德佑等人雇请挑夫的机会，命匪徒王小学、曾老三两人装扮成挑夫，其余匪徒则奉命到指定地点埋伏。

4月24日，许德佑、陈康、马以思3人，顺着古驿道经白沙过老鹰岩，一路坚难跋涉之后。来到普安和晴隆交界处，这里地势险要、人烟稀少的黄厂附近，被乔装成挑夫和早已在此“等候”的贯匪易仲山（匪首，普安人）等10余名匪徒们开枪杀害。

许德佑当场中弹身亡，年仅36岁。陈康（时年29岁）、马以思（时年26岁，《人物》文章说25岁）2位年轻人被眼前的一幕幕惊呆了。匪徒们见陈康、马以思2人无力抵抗，便将捆绑押到路旁的丛林中，先枪杀了陈康先生，然后又丧尽天良地将马以思轮奸后杀害。当土匪看见行李里面的东西是一些对他们来说一文不值的石块后，便丢在原地逃跑。

上面文献出处：http://www.ldqxn.com/news/ldqxnnews/20110603/32639.htm

在1986年出版的《人物》介绍中，还提到了几个重要的当事人，一个就是侯学煜先生，另外一人是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

当时，土壤学家侯学煜先生正在盘县工作，得知此案后，一方面向上级拍电报，一方面电约盘县和普安两县县府官员赶往出事地点，首先将三死者入殓，随即侦查凶手。侯先生查知案件发声后有数人住在叶保长家里分东西，推测与此案有关，便将保长雇来的挑夫三人拘审。侯先生伪称奉中央严令，如不吐实，立即枪决。三人坚不承认，乃命士兵数人先拖出一人，鸣枪两响，回屋报告说“已毙了。” 余二人缄口如故，便如法又伪毙一人，剩下最后一人方供出匪徒姓名及下落。以后陆续捕得二十四名匪徒，匪首易某拘捕，被当场击毙。（人物，1986）

   在上述事件中，侯学煜先生后期就是重要的角色。文章说他是“伪称”奉中央严令，这个托词对土匪有重要的震慑作用，最精彩的还是侯先生假装枪毙犯人而与土匪打的心理战。杀人是要偿命的，在这点上土匪是心理清楚的，但如他们死活不开口就得不到治罪的口实，因此土匪之间是攻守同盟的，但对于那些文化程度不高最后一个土匪而言，四声枪响就让他们的心理底线崩溃了。实际上，没有确凿事实也是不能随便杀人的，但这一点土匪们不清楚。因为他们的游戏规则就是草菅人命。

《人物》中介绍侯先生审案是假托中央命令，实际上从最近贵州省有关方面的追忆文章中得知（见上文的链接），侯先生可能是真的有上面的命令。一是他是第一时间知道此案的，二是他得到了地质调查研究所要他处理善后的命令( 27日，其时已到达贞丰的侯学煜闻听此凶讯，当即电告地质调查研究所。国民政府经济部、军政部迅速命令侯学煜赶赴普安、晴隆督查凶案)。三是当时，国民政府、贵州省政府获悉许德佑等3人在晴隆遇害后，蒋介石令贵州省兴仁专署和普安、晴隆县政府3天之内侦破此案。蒋介石的命令地方官员是不敢不配合的，这就客观上为侯先生审案创造了有利条件。

最后，警方经过一个多月的侦破，匪徒中，除谭佰忠、谭小万在追捕中跳崖身亡外，王小学、刘小荣、徐小牛、李老安、胡老大、张小牛、李秀峰、叶检德、陇占洪、曾老三、李树先、李月华等12人全部被警方缉纳归案，并经滇黔绥靖公署批准，于1944年6月4日在普安县城执行枪决。匪首易仲山潜逃，在警方搜捕过程中，易中山的脚被打断，因失血过多，在押回途中死亡。但其尸体仍被送到县政府验名正身，拍照上报销案。

   许、陈、马三位灵柩运至贵阳，在花溪公园安葬，并立碑纪念。当时任经济部部长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做长诗《泣祭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痛悼云“地质重调查，前进自素志，奈何国未宁，英华屡陨坠。一日伤三良，哀伤尤洒泪，忆昔赵亚曾，学高而早死，自川进入滇，昭通遇匪恣，饮弹归黄泉，伤我元良士。今兹黔西行，三人同失事，损失更可惊，匪氛何太肆。许君学最精，尤可佩才智，耐穷鬻书物，真纯良可真。陈马二后进，敏学复精思，在吾地学中，皆是贤良器，屈指全国民，非可容易致，咄彼愚顽氓，疯狂如儿戏，僻地轻戕贼，学人岂能避。培植需时长，何骤遽蹶踬，设位遥哭临，凄怆啼盈眦”（人物，1986）

    为了纪念许德佑、陈康、马以思这3位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中国地质学会曾分别以3位科学家的名字设立了纪念奖，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先生还获得过该奖。1949年，经古生物学家穆恩之先生鉴定，许德佑在关岭发现的海百合化石被定名为“许氏创孔海百合”。这是后话了。

对于上述侯先生智斗土匪的经历，今天的生态学界知之甚少。晚辈是从科学出版社原编审于拔先生的纪念文章中了解此事的。因此，在我所写的侯先生学术传记中，有这样几笔简单的介绍：“侯学煜不仅是一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还是一名出色的科学工作组织者。同时，他还具有侠胆义气。1945年3月，在贵州普安山区考察时，同行的古生物学家许德佑、马以思、陈康被土匪杀害。事后，他经历千辛万苦，向地方政府交涉，追捕土匪。在山林深处，他找到了已经腐烂的科学家的遗体，掩埋好遗体后，侯学煜将他们采集的标本和调查记录交给有关部门。”

从这些介绍中，可以看出事情的一些具体细节，原来的一些提法如科学家遇害时间，追捕土匪，想地方政府交涉等等，也是与本文获取的资料有所出入的。

作为异乡人，与土匪斗，即使侯先生有上方宝剑，匪徒的报复还可能是非常残忍的。对于这些潜在的风险，侯先生全然不顾。侯先生早年养成的这种侠肝义胆，仗义执言，也影响了他后来的学术生涯。而今的中国生态学界，太缺乏侯先生的这种勇气了，言必称美国，人云亦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到违背自然规律生态规律的事情，也不站出来讲真话。长期如此，就造成了中国生态破坏愈演愈烈、难于收拾的严酷局面。

中国生态学界，讲真话难，难于侯学煜先生当年斗土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