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
2008年9月,我陪同新华社记者宫一栋赴山东沂蒙山区考察新农村建设,所见所闻令人心情十分沉重。
在一个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半亩的村庄,村里有一位女孩,为了替家里还债,悲壮地离开家乡,同父亲一道闯上海,做起了山东煎饼生意。几年下来,便还清了外债。在她的影响下,村里乃至十里八乡有3000多人也到上海打拼。这个村原本有1256人,如今常住人口不足300人,多为老人、妇女和孩子。一个80多岁的老汉,两个儿子都在上海打工,他孤独地坐在自家院子门前,叹着气说:“我老了,干不了活,孩子们守着我也没用,只能一个人呆在家里。”
回到笔者出生的村子——山东省平邑县蒋家庄,也发现同样的现象。蒋家庄是沂蒙山区少有的平原区,一条小河弯弯流过村庄,沿着小河自然分布许多村庄。人口800至1000人不等。农民平均有土地1.2亩,主要从事传统种植业。30年前笔者上大学时,这里刚有了电,铁路还没有,乡村公路自然是奢望。
如今村里虽然通了公路,但小河岸边的天然植被没有了,沙子几乎被盗卖一空,河道里流淌的是臭气冲天的工业和养殖业废水。村民们的房子都翻盖一新,通了大街,铺了水泥路。如果从这表面现象看,似乎新农村的目标已经实现。但是,仔细考察,却发现农民们看似“过上好日子”,实则背后满是辛酸。因为,很多人家都进城谋生了,留下一个空旷的村落。一户人家的看门狗饿死两三个月了,才有人知晓,死狗的脖子上还拴着铁链子。在另一个村庄,不到晚上不到7点,就见村里就漆黑一片,大街上几乎听不见孩子们玩耍的喧闹和天真烂漫的笑声。中国农村衰败到如此地步,实乃是社会发展中遗憾的事情。
在甘肃山丹农村,即60%的农村男人不在家,农民们过上了当年只有知识分子才“特有”的“两地分居”日子。当地政府组织农村留守妇女在家务农,创业增收,这也本无可厚非,至于报道中的数据是否真实,明白人心中自然有数。从这篇正面的报道中,我依然看不出希望来。没有男人的家庭还是家庭吗?“男耕女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历史上看,种地是男人的事情,持家是女人的事情,毕竟男人比女人有的是力气。如今,中国农业退化到女人、老人种地,如此下去,今后的中国何来充足的粮食?
“空心村”是中国当代农村一道黑色的魔影,它吸走了孩子的笑声,妇女的歌声,老人的健康,乃至年轻农民婚姻和家庭的稳定。教育高收费、高利贷、医疗、交通等将农民打工挣得的钱变相地吸入了若干无底黑洞。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农民现在满足的不仅是自己的温饱和基本生活条件,他们还要求富裕起来,过上比上辈更好的生活,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如果他们持续贫困下去,将会挫伤他们种粮的积极性。这样土地会荒废,粮食会短缺,城镇粮价会提高,将不会有积极性为城市生产食物。食物短缺将会造成城市低收入家庭更加贫困,从而诱发整个社会的不安定。尽管中央采取了各项补贴措施鼓励农民购买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消费品,但因农民收入下降,而孩子上学、看病、婚丧嫁娶的费用不但不降,反而上升,农民兜里没有购买“奢侈品”的多余钞票,仅靠补贴刺激农民购买力难以奏效。工厂里生产的东西出口受阻、内销又发动不起广大农民这一巨大购买机器,工业品就更卖不出去,意味着更多的工厂将关闭。城市和工业掠夺农民,农民就掠夺土地,最终导致中国耕地质量的严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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