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是为庆祝我原来所在的研究所建所80周年写的一篇文字，已经发表在纪念文集上了，我把它收到自己的博客中来，是自己生命中几个月的记录。在没有得到别人的允许下，我通常会尽量避免在博文中提及别人的名字。但这一篇因为是已发表的纪念性文章，我就把相关的人名都留下了。我在文中专门把我能记得的人名都列了出来，因为我觉得一个研究所的历史记录中，往往只会留下一些重要人物的名字，而一般的工作人员不容易被留下名来，后来的人就很难知道他们曾经的存在。但每个对研究所有过点滴贡献的人，都不应该被忘记。如果有可能，什么地方总该有他们的一笔，这是我当初写文章时涉及很多人名的重要原因，希望白纸黑字留下点蛛丝马迹。）

            我1982年2月从北大毕业后，分到科学院来工作。当时我们的研究所正在组织去新疆的野外工作，是文革后所里第一次大规模野外考察。这次活动是国家七五计划中石油部门一个石油项目的一部分，被我赶上了，有点运气。我们当时去了近20个人，我记得起来的人有：童永生，齐陶， 叶捷，朱根柱，谢党，曹强，赵平，吴荣贵，李万河，陈德旺，宋耀宗，黄少初，寿华全，崔承顺，张宏，还有我。童老师是当时的领队，李万河负责后勤。当时的科研人员是童永生，齐陶， 叶捷和我。其实对古脊椎动物来说，我那时几乎是个白丁，算做科研人员多少有点笑话的味道。

            82的野外考察条件是很差的，尤其新疆比较偏远，交通不方便，各种条件都不好。因此，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几乎所有的装备都从北京发出。去了三辆解放牌卡车和两辆北京212。带了一个活动板房，很多汽油桶水桶，吃的用的，把卡车装得满满的。四月份先由火车把所有的车辆和装备托运到乌鲁木齐，去了四个押车的人：曹强，崔承顺，寿华全和陈德旺。他们的货车在路上走了17天，几个那时的年青人一路就着塞外的风，吃了很多自己带的烤得糊翘翘的馒头片。曹强还跟崔承顺学会了下象棋，可见路途之遥远，火车之慢速，到了能让人学会下象棋的地步。

            等我们的装备到了乌鲁木齐，大部队就都坐火车出发去新疆。我很激动、很高兴，因为有生第一回我坐上了火车卧铺，晚上可以躺下，爽啊。火车走了三天，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做“辽阔”。西出嘉峪关，初次见到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边塞风光，冒出了一些感叹：“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上火车前恶补了几句古人的句子，全部都用上了。

            到了乌鲁木齐，我们住在当时的“八楼”，是当时地区的招待所，据说和现在的“天上人间”属一个级别。工作上的事都有老师、师傅们操心，我就比较清闲，和一帮人去转了当时的红山市场，整个一大棚子，聚集了很多的小摊，是乌市当时最大、最热闹的贸易市场，专卖新疆土特产：葡萄干，哈密瓜，羊皮等等。我们看见那葡萄干等干果时，眼都直了。心想回北京时一定要带上一包。又发现他们的东西都是论公斤要，比较新奇。我想他们不如内地人精明，要按市斤卖岂不是可以多赚一倍的钱。我们也去了天池，当时的路都是土路，很险峻，上下天池我都捏了一把汗。当时天池上没有什么建筑，人也不多，我们好像还有人下水游泳。雪水是很凉的，我们当时都还穿着羽绒背心，但我们的人还是很勇敢的。

            准备了两天后，我们正式开拔出野外。北疆地势平，路是比较好的，但我们的车子最高时速也就每小时60公里。绕着准葛尔盆地西缘走，第一天歇在石河子，这是新疆建设兵团的总部。我对石河子一直有一种崇敬的心情，因为我在文革前常读一份杂志《红旗飘飘》，好像是部队办的，其中有一些关于新疆建设兵团的故事，讲到过石河子。没想到自己也到了石河子，对那一排排的钻天杨印象很深。第二天我们到了克拉玛依，见到油田油井磕头机，也很激动。那时的石油工人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感觉他们个个都是王进喜。我们在油田的食堂吃的晚饭。克拉玛依的蔬菜等食品都是从乌市等外地运过去的，所以特贵。一份炒青菜要五毛钱，那时可是贵得离谱的价钱，我们都不敢吃，猜想石油工人们一定都很有钱，也从来没有敢想过自己的钱挣得太少，那时我们都比较胆小，不如现在的80后，勇敢到可以抱怨自己一个月挣的钱少。

            然后我们到了福海县，住在县招待所。一路上我们的卡车都是重装，老压着会出毛病。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卸车。把板房一块块的卸下来，油桶一个个卸下来，那个累。 后来发现，带的板房整个就是个累赘，每挪一个地方都要装卸，从来没有架起来用过。福海县城边就有露头，我们到的第二天就开始工作，去露头上看。我背一包，憋一股劲，提一榔头漫山遍野地跑，也不知道要跑个啥，很青涩。跑了一天下来，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觉得无颜去见江东父老吃晚饭。回来后，发现别人也一样空着手，心里好受一点。才知道，化石可遇不可求，碰上一回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地区的地层，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现过化石。

            几天后，我们转移阵地，到了一个叫“沙尔红”的地方扎营。这是个野山坡，在乌伦古河边上，有两间哈萨克牧民过冬的土房子，我们住进去了。当时大家都没有野外扎营的经验，选择的地点也有问题。这个地方太靠近水边，植物也多一点，蚊子多得如舍上炊烟。赵平师傅跑出去拉屎，被叮了一屁股疙瘩跑回来，哇哇的叫。脸上也是众多的包，后来开始红肿流水，模样也歪了，挺吓人的样子。这里的蚊子实在是厉害，隔了两层裤子都能叮人。我们通常不得不待在蚊帐里，要出去先在裤筒里打敌敌畏，然后扎上裤角再出去；那时我经常被敌敌畏熏得恶心，还不敢说，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娇气。最后我们上厕所都到高坡有风的地方去，蚊子不容易待住，两手还得前后不停的煽着，劲都不知该往哪儿使，那个忙乱。我们那趟野外没有女生，否则情况会更复杂。

            我们这次考察，因为安全等原因，拿了军区的许可，带了几杆枪，有猎枪和一种老式的卡宾枪。记得有一次管枪的赵平让我们几个年轻人每人用卡宾枪在野外放了一枪。拿一块三指宽，一尺长的木块立在30米开外做靶子。结果谢党、朱根柱、曹强的枪子都不知道打那儿去了，连个响都没有听到。轮到我时，我卧地瞄准，又爬起来问赵平这枪准星有没有任何偏差。他说有点偏左，于是我又趴下瞄准，一枪把木块打飞起来，准得一塌糊涂。一帮人都很吃惊，觉得我瞎猫碰上死耗子，运气也太好了一点。我告诉他们我在高二时，暑假和二十几个学生在贵州省射击队训练了一个多月。当时贵州省要重新组建省射击队，希望从这些高中学生中选拔射击运动员。我们学习射击理论，每天端着枪对白墙练准星、平衡，然后每天20发打靶，打环数，打散布。我最后没有被选上，也不是做射击运动员的料。但这是那一枪的基础，题外话了。

            沙尔红这里除了蚊子，野兔也特多。赵平陈德旺等晚上带猎枪出去，一枪可以轰趴下三、四个。弄一堆野兔回来，剥了皮，一只兔子切成四、五段，煮一大锅，尽肉。刚开始我们觉得有野味吃，高兴得很。白天上山干活，一人一馒头外带拳头大一块野兔肉，感觉太奢侈了，中央首长不一定吃得上的东西我们管够 。吃了几次后，就觉得那肉太粗， 天气又热，吃不动兔子肉。 午饭吃了馒头，就把兔子肉扔了，很浪费。

            82年那次新疆考察，真正的野外工作是从沙尔红开始的。工作区域集中在沙尔红东北边的播塔木音，吃巴尔我义一带。 这个区域的工作，印象最深的是车子的颠簸。那里没有路，我们只知道根据地形图从沟底接近露头。但沟底都是冲沟和索索柴聚成的沙土疙瘩和土堆，我们坐在解放牌卡车上，那个颠啊，骨头都要散掉。 我们在这一带工作了好些天，主要的化石都在中中新世哈拉玛盖组找到的，以象，偶蹄类等大化石为主。因为是大化石，我也见识了石膏包是怎么打的。大家一起吆喝着抬石膏包的感觉挺好，好像人人都在干活，看不出谁在偷懒。

            我有生第一次找到的脊椎动物化石是一块象的乳齿。那时我对脊椎动物化石可以说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拣到那块石头后，感觉挺好看，有点像块钟乳石，但不知它是化石，拿在手里玩了一会就扔掉了。等回来看见几位老师整理化石时，才知道自己扔掉的是块象化石，扔了一个立功的机会，肠子都悔青了。在这个地区大片的索索泉组红色地层中，我们这么多人找了好几天，一无所获。当我们准备撤离的时候，一天下午，陈德旺拿出两块小化石来给齐陶看，齐先生当时高兴得叫起来：兔子！兔子！这个大大的好，明天我们通通地接着干这个点。找到这个层位后，我们就开始上货了。每天爬在被太阳晒得很烫的露头上找化石，看谁找到的牙床多。按齐先生的说法是给土地爷磕头，而且还治关节炎。这里的兔子最多，后来童永生老师定了个乌伦古中华兔；最初的索索泉动物群就在这里被发现。这个时候，我开始对找脊椎动物化石，尤其是小化石有点感觉了。哈拉玛盖组里的几颗啮齿类的牙就是我找到的，后来是吴文裕老师研究的，包括一个哈拉玛盖笨河狸。这也是为什么95年北疆野外又重启，一直到今天的原因之一。

            从沙尔红，我们去了二牧场。二牧场的北缘有不少露头，发现过恐龙，附近也发现过第三纪的化石。当时因为地层层位不清楚，有种看法是恐龙进入了第三系，和象生活在一起。后来我们发现这一带有断层，有些地层关系到现在也还不是很清楚。比如顶部的一片红层，到底是索索泉组还是顶山盐池组现在也不是很清楚。但这里的日子还是很有意思的。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我们带着一张捕鱼的拦网，可以到村南的乌伦古河中去捞鱼。那大概是五月底或六月初，河水还很凉。记得朱根柱喝了几口二锅头跳进水里布网、起网。捕捞出来了不少的五道黑，是当地的一种肉食鱼，很好吃。吴荣贵是四川人，烧一锅豆瓣鱼，真是好吃。

            当时新疆分院支援了我们一位姓孙的厨师，帮我们做饭。小孙虽然受过专业训练，但不大会在缺少各种调料的野外做饭。有一天，赵平来找我，让我去做一顿饭，说让我给小孙露一手。我不知道赵平是怎么知道我曾经当过炊事员，做过饭。当时吃的东西不多，尤其没有什么蔬菜，有的就是四季豆，我们连着吃了好几天，有点吃腻了。我去做饭的时候，仍然只有四季豆。我先把豆角斜切成丝，这样至少看上去不一样，豆比较容易熟，也比切成段的豆角更能入盐有味道。能变的花样很有限，油锅中除了蒜片，还扔了些花椒粒，起锅的时候，葱丝撒下去的火候要恰到好处，出来的豆角葱花飘香，色香味都有。赵平吃饭的时候，边吃边用筷子敲着碗沿对小孙说：怎么样？怎么样？都是豆角，味道就是不一样吧。我感觉很自豪，算是为北京科学院的人民争了一口气。小孙从此以后，炒菜时就常和我切磋葱姜蒜的切法和放的次序，等等。

            我们住的的房间边上，是一位姓武的女子，好像是21岁，汉族人，是村里的保管员还是什么。她人长得很漂亮，嘴巴也很甜，叔叔伯伯把队上几位年纪大点的叫得有点晕。赵平差点认她做了干女儿。后来还在想帮人家调回内地，等等。哈哈,大概也是化学作用的结果，那时所有的人都很年轻。 齐陶先生还带了一台三洋牌盒式录音机，要教朱根柱他们几个学英语。天气不好的时候，就在屋子里跟着齐先生曲里拐弯地how do you do。这个对我来说有点小儿科了，我就搬把椅子坐在门口，读我的《留美英语会话》英语课本。我是把一课课文不停地念、背。直到背得滚瓜烂熟，再学下一课。我的这个死记硬背的方法让齐先生觉得有点压力，教了两天后，他也懒得再教了。后来录音机就用来放磁带里的歌。《橄榄树》这支歌就在那里学会的：不要问我从那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都是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从二牧场我们去了三个泉，是我们这趟考察最艰苦的一段时间。当时我们预计要去那里工作十天半个月，大家都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准备，生活条件也很差，没有什么罐头食品之类的可以带进去。最后，我们除了面条大米咸菜外，买了两只活羊带进三个泉。一是在没有宰杀前，虽然羊肉会减少，但不会因为气温高马上就变坏，至少可以撑几天。二是因为队里的赵平吴荣贵都说，羊杂碎富含维生素，我们两个星期吃不上蔬菜，可以吃羊肝来明目，等等。羊是个好东西。

            进三个泉时，我坐在一辆后开门的北京吉普后排座上，和我在一起的是那两只羊。我还是很有人的尊严：我坐着，它们站着。那时我们和现在一样，谁坐在哪个车位上都是有讲究的，和中央首长出席国庆晚会的排队顺序是一个道理。叶捷总是坐在寿师傅的车里，然后开玩笑：师傅，坨坨在这里。那是一个不能随便乱说的经典。去三个泉没有路，我们的车队在戈壁滩上一边找路一边开，很慢，也很晃荡，一百多公里路，我们走了一天。因为颠簸，羊站不住经常往我身上靠，我就不停地把它们推开。我不是嫌羊身上的臊味，而是害怕羊身上一种叫“羊爬子”的东西，像虱子臭虫一样会叮人，而且盯住后会往人体里钻，直到把血喝够，肚子鼓鼓的；喝够以后你还没法把它拿下来，硬拿下来，它们会把头留在人的肉里边，更不要说这些家伙身上带的病毒，真的很恐怖。后来宋耀宗真的被叮上了，而且正好叮在关键部位，黄大夫施了点小手术才把那东西拿下。

            三个泉是条很大的沟，大概是个古河道。它的南边是准葛尔沙漠的山坡一般的巨大沙丘，北缘是露头，其中一个地点被石油队的叫做化石沟。这里是牧民过冬的冬窝窝子，我们下去的时候，找到了几间土房子，准备住在里面。结果发现里面有羊爬子和其它一些叫不出名的虫子，样子都很可怕。我们赶紧打敌敌畏，希望把它们赶尽杀绝，我们好住。结果那些虫子对敌敌畏没有反应，照样满地爬。我们赶紧埋锅造饭，煮了一锅面条。吃面的时候，虫子们冲我们就来了，横冲直闯的样子，吓得我们都端着碗爬到卡车上去吃。吃完后赶紧开车退出这个地方，在沟口开阔处，两辆卡车之间拉了一张大的蓬布，我们就把行军床展开，睡在蓬布下。

            这里地势低，又在沙漠边上，气温很高。我们通常是早上出去工作，到了十点来钟回来， 中午熬点稀饭喝了，大家就躺在行军床上出汗，看着立在那里的蜡烛自己融化掉。等到下午四点后气温低一些又再出去。出去时风依然很热，我们站在卡车上，用有点湿的毛巾捂着嘴脸，否则迎面来的热风让人没法呼吸。有一回我们的车子因为开进老鼠打洞的地方陷车了，折腾了很久才出来。我们车上带得有两根碗口粗的钢管，一陷车就把它们塞到后轮下，然后大家推卡车，推一段每个人就抱着水壶喝水，然后又接着做同样的事，直到把车弄出来，非常的累人。那天我们弄到晚上一点过才回到营地。留守在营地的赵平等见天黑了我们还没有回来，开了吉普车，带了枪来找我们。还好，我们在黑夜中找到回去的路了。天边看见他们的车灯时，我们觉得是到家了。那天晚上我们吃羊，有羊汤，但我的感觉不是很好。大概是累了。我们在这里工作了近两个星期，因为长时间太阳晒和高温，水桶里的水面上开始出现白膜，我们决定撤退。回到福海时，当地政府招待我们吃抓饭，喝酒。他们按当地的习惯敬酒，一碗一碗的上，把我们好几个人都灌到了。

            北疆的工作完了后，我们回到乌鲁木齐。队伍继续到吐鲁番一带工作，但我先离开了，为了参加当年的研究生考试。后来听他们说，在吐鲁番没有怎么干活，天气也太热，大家尽躺在床上，每个人的枕头边都放一脸盆葡萄，睡醒了抓几颗塞嘴里，吃了再接着睡。可惜我没赶上。

            由于有了1982年的工作，从1995年开始，吴文裕老师又重新启动了新疆课题，连续不断地工作了15年 。我是1996年加入到这个项目中的，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学习到很多的东西。参加过这个项目的人有吴文裕，叶捷，毕顺东，武绍远，刘丽萍，董为，倪喜军，魏涌鹏，小冷(忘了名字了)，王乡成，范贵忠，以及很多新疆的朋友。其中一位是苏剑锋师傅，他在我们最初、也是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在新疆跑的路程，去过的地点，收集的化石和各种数据可以说不计其数。当然，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也难以叙述。但大家感到欣慰的是，这个课题在艰苦的条件下，在早期基础工作非常薄弱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到了今天，并为新疆第三系的研究带来了真正的突破，成为文革后研究所在第三系研究工作中持续时间最长，工作范围最大，涉及时代最多，命名岩石组最多， 筛、挑砂样最多，发现化石层位、种类和标本数量最多的研究项目之一。北疆第三系的重要性，将会在中国和世界今后的相关研究中明显地体现出重要性来。而所有这些，都和82年的那次考察有关。

            一个研究所的成长，是个漫长的过程。庆祝她诞生80周年的时候，最好的礼物，当然是用劳动、汗水换来的科研成果。在这个成长过程中，有人奠基栋梁，有人添砖加瓦，成就了研究所今天这个样子。每个为这个成长过程付出过的人，都有一份自己的骄傲，都值得尊敬。我特别敬仰那些在野外出过力，流过汗，为找到一块化石努力过的人。因为我相信，虽然我们生在21世界，但古生物的根仍然扎在野外工作里。我用这个机会，祝贺研究所的80周年纪念日，并对所有为它的成长做过贡献的前辈、老师、同事表示敬意。也对自己能有机会和这个研究所一起成长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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