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本来是不想掺和“我心目中的中国科学院”征文活动的，因为笔者没有收到科学网的邀请。显然，笔者被当作外人，于是，心有戚戚然。要知道笔者与中国科学院渊源颇深，它是笔者的饭碗，笔者靠它拿了博士，发了Science。

但是，读了吴宝俊老师的博文“科学院研究生培养学制的一些看法”，笔者觉得，尽管被当作外人，也应该模仿武夷山老师的“院外人士进一言”，不请自到，来个“海外人士进一言”。不是有个说法叫做“不说白不说”吗？（笔者不在乎加不加精，但热门是肯定的，除非。。。）

吴宝俊老师的博文“科学院研究生培养学制的一些看法”的链接为：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00147&do=blog&id=445958

言归正传。

促使笔者进言的，是吴宝俊老师在回答“为什么科学院的学制这么短”的问题时下面这几段：

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人，其中包括科学院的老师，所里的老师，还有所里的领导。

大家给出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在中国科学院，每个学生在第一年都要集中培养，集中上课，从第二年开始回到所里参加科研工作。由于中国科学院有一百多个所，遍布全国各地，所以从第二年开始，学生一回到所里，就没有办法再千里迢迢的回来上课了。即使能够回来，也太零散，没法管理。

“在中国科学院，每个学生在第一年都要集中培养，集中上课，从第二年开始回到所里参加科研工作。”

问题就出在这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的教学与研究是分开的（尽管在中国科学院做研究的博导也时常到研究生院客串上课）。你有木有在其他的著名的或者不著名的、一流的或者末流的、大的或者小的培养研究生的院校看见过这样的情况？

这就是中国科学院的特色！

吴宝俊老师不仅指出了这种培养研究生的方法的弊病，而且他的“无论在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加州理工，还是名气相对稍差一点的米饭大学（Rice），普渡大学，或者英国的帝国理工，还或者欧洲其他国家，诸如德国，法国，瑞士，等等国家的各知名大学里”的语气，分明隐含着“中国科学院的做法对研究生极不公平”的抱怨和“中国科学院的做法对研究生的培养极不负责”的指责（也许笔者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由此，笔者觉得它又与中国科学院究竟如何定位有关系。于是，不揣冒昧，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尽管有点不识时务，用武夷山老师的话来说，甚至“会引起众怒”。

中国科学院是1949年在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基础研究起家。1956年中国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国科学院领到了“技术”的新任务，说白了就是从事军事高技术研究，以“两弹一星”的任务带动学科发展。尽管当时有不少从旧科学院来的科学家对此转不过弯来，这在当时是必须的。中国科学院这段辉煌历史是谁也不能否定的。

但是，辉煌的过去并不一定证明这么做是合理的。事实上，中国科学界乃至政治领袖对中国科学院存在的合理性的质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过去有，现在还有。周光召时代的“一院两制”、路甬祥时代的“知识创新工程”和现在开始执行的“创新2020”，都是为了回应这种质疑，都是为了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

近10多年，中国科学院不仅关、停、并、转了一些研究所，更在全国各地新建了不少研究所，不断从科学（基础研究）向技术、应用、转化、院地合作等下游延伸，越来越给人以“大而全”的感觉，从而too big to fail（“大到不能倒”），亦即“大到不能不存在”。

其实，吴宝俊提到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情况，仅是这种“大而全”模式的问题之一。这个Graduate University每年授出的博士学位近5，000个，世界第一，当之无愧。

但是，中国科学院之所以成为中国科学院，是因为它做“科学”。包括笔者在内，不少中国人一直将科学与技术连在一起。其实，“科学”与“技术”有联系，但是两码事。邹承鲁先生好多年前就指出过这个问题。

中国科学院不是中国科学技术院。科学需要国家的投入和支持，技术是企业应该关心的，尤其是在中国目前70%研发经费来自企业的情况下，中国科学院做下游、做应用，无论对研究员还是研究生都是一件很尴尬的事。

那么，中国科学院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刘立老师的“我心目中的中国科学院”的征文，提出将“中国科学院分类定位分类资助分类考核”。对此，武夷山老师评论说，“分类考核还不如拆分，但这样提议会引起众怒。”

刘立的征文“把中国科学院划分为若干科研集团：分类定位分类资助分类考核”的链接为：http://www.cas.cn/zhengwen/jsgj/201105/t20110506_76430.shtml

武夷山评论的链接为：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557&do=blog&id=446008&from=space

插入一段：

就事论事，刘立老师的分类建议并不能解决研究生培养的问题。

其实，中国科学院招收研究生阻力一直不少。教育部限名额，各高校截留好学生，以至于当年中国科学院不得不在清华、北大等国内著名高校本科生中设立了奖学金，希望能有更多的优秀学生能前来读研究生。

据刘立老师说，关于“中国科学院分类定位”，最早是由周光召在1990年代提出，中国科学院应将所属研究所分成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资源环境三类。2006年5月在斯坦福和清华联合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笔者的合作者苏迈德（Richard P. Suttmeier）教授与中国科学院战略规划局的石兵女士提交的论文中，对此有进一步的论述。

苏迈德和石兵的论文“Success in ‘Pasteur’s Quadran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Its Role i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为会议论文集Greater China’s Quest for Innovation的第一篇。

该书的有关信息，参见：http://fsi.stanford.edu/publications/greater_chinas_quest_for_innovation/

既然现有的中国科学院的“大而全”的模式有问题（笔者相信，问题绝不仅限于研究生培养！），那么，对“我心目中的中国科学院”的讨论就应该转向论证中国科学院的定位（或者重新定位）。

如果论证的结果是，中国科学院拆分更有利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这个大局，就应该牺牲中国科学院存在这个小局，而提出拆分中国科学院者或者实施拆分者，不仅不是中国科学院的罪人，而是中国科学的大功臣！

有时候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或许将迎来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