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无疑比三十年前改革开放政策启动时更加开放，但是科学和高等教育系统可能是例外。

 

中国留学海外的学生和学者的数量急剧上升，中国积极采纳国外的教育和科学体系并使之本土化，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唯一的缺失，恐怕是中国的科学和高等教育界很少看到活跃的外国专家的身影。即使与中国自身的经历相比较，尚有进一步开放的空间。

 

也许，美国人司徒雷登（1876−1962）出任燕京大学校长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燕京是一所由美国人建立的教会学校，不争的事实是，曾几何时，外国学者在中国人办的大学也是到处可见的，他们甚至担任行政职务。

 

比如，1920年，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1870−1946）应聘到中国，出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并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兼任古生物学教授。葛利普在中国结束了他的学术生涯乃至整个生命，并曾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多年。他去世后，北京大学教授会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葬在当时在沙滩的北京大学（1982年，他的墓被迁到位于海淀的北京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国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系统所受到的外国专家的影响之显著，与在国民党政府当政期间发生的事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这时的专家换成了苏联人。这方面没有比清华大学由美国模式向苏联模式的转变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了。

 

众所周知，清华大学的前身是1919年由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学堂，从这所留美学生预备学校毕业的学生能直接转学到美国上大学三年级，教员从美国招募似乎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了。1925年，清华设立大学部；三年后，正式成为如今举世闻名的清华大学。

 

1952年，中国开始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主要内容是引入苏联模式，使高等院校设置专门化，亦即专注于工程专业。清华大学也几乎在一夜之间抛弃了美国式的高等教育。从1952到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出没在清华校园的苏联专家的人数以百计，他们中不少人在清华工作了相当一段时间，帮助学校调整课程设置，引入新的教学方法，重写教科书，让教授熟悉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

 

尽管对苏联当年的影响贬多于褒，不可否认的是，中国高等教育乃至科学研究的某些关键性的发展，是在那一期间对苏联的开放中奠定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影响是通过中苏专家的朝夕相处而形成的。

 

如今，中国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系统对外国专家的开放程度远不如前，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外国专家以短期的访问学者为多，往往是点缀性质的。

 

因此，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着力引进一流华裔科学家的同时，也应该将眼光投向一流的非华裔专家。这些专家如能应邀担任院校的正规教授，将不仅能使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水平更上一层楼（他们愿意到中国长期任职本身就说明中国水平的提高），而且体现出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体系更加开放和与世界接轨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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