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曹操是奸雄，是中国社会大小传统的共识。这个共识所积沉、所蕴涵、所释放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重视实体正义【目的】，也同样重视程序正义【过程】。 

一时高下在于权，千秋胜负在于德。 

袁绍“智不能济”的突出表现正是“短于从善”，根源亦在他的性格。刚愎自用，浪费了父祖辈留下的巨大资源，终于断送了河北基业。就此而言，袁绍输给了自己。 

刘表同时拥有天时（政局动荡所带来的种种机遇）、地利（南北要冲、长江中段）与人和（荆州全境士、农、工、商的普遍拥护）。相较于西北的马腾父子（汉胡杂处）、西南的刘焉父子（交通闭塞）、北方的袁绍父子（古今战场）、东南的孙坚父子（逆流而上且夷汉杂处）等地方军阀而言，刘表在各个方面都具有优势，其对于任何一方割据军阀的支持与否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刘表在性格上存在着极为显著的缺点，即太好名声而又猜忌心重。这种深入骨髓的猜忌心理，使得刘表不敢在天下纷争中有所动作，限制了他对整个时局的把握。
明知天下已经大变，却自称自己在“观天下变”，终于成了一个无所作为的旁观者。 

张鲁能够在乱世中幸存，离不开其谋士阎圃的两次劝谏。一次战略规划（不称王），使张鲁避免成为众矢之的；一次战术提示（缓投降），帮助张鲁在同曹操的交手中从气格上的弱势逐渐演变为均势。
张鲁数十年来保境安民的政绩，使得他作为一方诸侯有着同曹操谈判的资本；而其对于身边谋士合理建议的言听计从，也使之能够以较为妥帖的形式完成了权力的交接。
相比于那些苦战败亡的军阀以及不战而亡的刘表集团，张鲁以一种看似无为而治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这一点上来看，张鲁无疑是东汉动乱时期众多军阀中的一位成功者。 

诸葛一生功业，主要集中在三方面：①在刘备“三顾茅庐”时，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对天下大势作了极具前瞻性的分析。②实现联吴抗曹，奠定三国鼎立之基。③鞠躬尽瘁，忠于职守。
“诸葛一生唯谨慎”，这种处事风格，是其一生较少失误的重要原因。
诸葛亮既如此高才又鞠躬尽瘁，为何蜀汉仍不免失败？
陈寿认为：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
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其战略方针受到了严重干扰。按照“隆中对”的设想，刘备集团原计划先据荆、益两州，保持孙、刘联盟也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可惜坐镇荆州的关羽对此要义并无深刻领会，平时既不重视处理好与孙权的关系，又疏于防范。既失荆州，也严重损及孙、刘联盟。至此，“隆中对”的决策已遭到破坏，蜀国图霸中原的先机实已丧失。
此外，诸葛亮的用人方针也颇值得作一讨论。曹操公开主张“唯才是举”，而诸葛亮用人，似更看重“德操”一面，其引用之人，多属忠直守德之士。这样做，使蜀国的内政一直显得相对平稳，没有出现魏、吴两国朝廷中血腥内斗不断的现象。当刘备时代聚集的人才老成凋尽之时后继无人。这无疑也是导致蜀汉竞争力日弱乃至走向衰败。 

有人认为假使赤壁之战当日孙权迎降，就能使天下及早统一，免于分裂之祸。
但这样的看法未免一厢情愿。盖东汉末天下分崩，乃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在这些矛盾得到充分释放或相对缓和之前，一般很难使整个社会重归“太平”。
况曹、孙、刘为保持自己的竞争力，都在其所治境内采取了安定民心、发展生产，乃至开发南方“荒蛮地区”的措施，对区域发展有过一些作用。 

司马懿登上魏国权力顶峰的过程，几乎把先前曹操的经历和手段重新演绎了一遍。
区别只是曹操作为汉末割据的开局人物之一，开始时成王败寇，殊难逆料，更具冒险精神。
而司马懿则是在群雄经过一番搏杀，强弱大致已判的形势下选择加入一方，似乎比较稳健一些。 

总的看来，关羽作为蜀汉政权的政治人物和军事主帅，他在性格和素质方面有着不小的缺陷。他对内、对外、对部下之间的关系处置失当，是导致人生悲剧的主要原因。 

张飞的一生，是一个平民奋斗的一生，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张飞，做到了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对部下他是个冷酷的领导，对上级是个忠实的执行者。至于他的死，则是他自己的行事风格所导致的。 

在三国局势的漩涡之中，陆抗如中流砥柱一般为东吴苦苦支撑。虽然其并未选择如吕蒙般奇袭以建功勋，亦未如诸葛亮般讨敌以求正义，但历史自有公论。 

魏延的战术高明，也骁勇善战，在多次战役中都证明了自己，他本应是蜀汉军事方面的支撑力量。
但是，魏延自恃自己的军事能力，对其他政治势力都采取漠视甚至敌对的态度，最终使得蜀汉朝廷中的其他政治势力都逐渐将其视作异类。 

诸葛恪以其敏捷的应对之才，深得孙权的喜欢。但他缺乏宽仁体恤下情的心意，因而不能得到部众与民众的支持，其他的政治势力也将其视作异类。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断强化自己的权力，为提升自己的威望，在政治改革的同时一再大举北伐，几倾全国之力，引起孙吴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对，于是最终导致兵败于外，政亡于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