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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年轻人的国文课

【 作 者 】张一南

【 ISBN 】9787553813202

【 出版社 】岳麓书社

【出版时间】2020-07 第一版

笔记

  所谓传统，就是高年级学生想要告诉大一新生的那些事。

  校园有校园的传统，文明有文明的传统。之所以想要让那些事传下去，是因为那些事曾经陪伴过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体验，让我们决定要让后面的人也体验一下。不是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有资格成为传统，只有那些让每一代人都决定要告诉下一代人的事情才是。

  讲着讲着，我才发现，原来我讲的夫妇、父子，就是经部，是培养君子的情感模式的；我讲的情商，就是史部，是教君子做事的；我讲的文艺，就是集部，是教君子作文章的；我讲的识见，就是子部，是教君子思考的。

  我发现，我讲的所有文章，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君子，或者说士人。

  我所喜欢的这一切，原来都是士人生活的某一部分、某一个方面。我读过并记得的这些书，我想要教给学生的这些书，原来无非是教我们怎样做一个士人，或者说，怎样成为一个更美好的人类。

  我不想让我的学生去记忆什么知识点，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形成一个印象，对传统文化的印象。

  实践告诉我，只有这些故事，能吸引学生的注意，迅速地调动课堂情绪；也只有这些故事，在课程结束后仍能让学生记住，从而留给他们反思的时间。

  我想要讲的道理，他们也许并没有瞬间听懂，但是这些有趣的故事，会让他们一直记着，会在他们心里埋下一颗种子，直到有一天，他们再次想起这个故事，明白我真正想说的话。

  儒家的教育，从诗教开始，因为诗最直接面对人的感情。诗教又从爱情的教育开始，因为爱情是人的感情里最美好的，也是最直接、最好懂的。所以儒家的教育是从爱情诗开始，从《关雎》开始。

  爱情是人最容易感知的感情，我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可以用爱情关系去比拟。所以当你学会了处理爱情之后，就可以举一反三，去处理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

  《关雎》是讲夫妇的，讲理想状态的爱情，告诉你爱情的基本形态是什么样的。

  在自然界的繁殖过程中，雌性为生殖付出的代价比较大，所以雌性采取的策略就是，要选择尽可能好的雄性。既然繁殖的机会都是差不多的，而且繁殖一次还那么费劲，为什么不尽量挑个好的呢？雄性就得让自己足够优秀，才能让更多的雌性喜欢，至少能让一个雌性喜欢。

  繁殖这件事，看起来是由雄性主导的，其实真正的动力是雌性的偏好。雄性优先于雌性进化的现象，这背后的动力，就是雌性对雄性的选择。

  所以男尊女卑的背后，就是要男性负起更大的责任来，让自己更优秀，而不够优秀的男性的处境是更不利的。

  你可以要求自己，对方能做到的我也要做到；但是你不能要求别人，不能指望你能做到的别人就能做到。如果你指望你能做到的别人也能做到，那么你总是会对这个世界失望的。

  在这个世界上，你的付出不可能每次都得到同等的回报，这是这个世界不美好的地方。

  差别可以有，也可以建构。但建构的前提是，你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要求别人，只能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不能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如果男生说，“你对我一心一意，那我也应该对你一心一意”，没有问题，这个叫“挚”。

  你是我的爱人，我就只管去爱，并不指望我对你做的一切，你都能半斤八两地回报回来。所谓“别”，就是不指望对方跟自己一样。

  因为爱，讲究的是心甘情愿，不是买卖公平。

  所谓“诗”，就是歌词，《诗经》就是一部古代的歌词集。这本歌词集是孔夫子删定的，用来教育贵族子弟，里面的歌词都是比较正统的。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就是所谓的民歌，但是这个民歌，跟真正民间演唱的歌曲，还是有差距的。

  《风》诗大概就相当于春晚上的“民族歌曲大联唱”，跟我们平时唱的流行歌曲，那还不是一回事。《雅》诗相当于文化部的春晚，是一些抒发高级知识分子感情的艺术歌曲。《颂》诗是礼仪用乐，相当于《歌唱祖国》之类。

  《雅》诗又分为两种，比较接近《风》诗的叫“小雅”，比较接近《颂》诗的叫“大雅”。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的句子那么漂亮，就是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不过也没有关系，只要静静地欣赏它的美就好了。

  中间四句字面上，这四句分别写的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景物。其次，春、夏、秋、冬背后有它的哲学隐喻。

  第一句，“庄生晓梦迷蝴蝶”，写的是春天，是爱情的发生。第二句，“望帝春心托杜鹃”，写的是夏天，是爱情的发展。

  杜鹃比蝴蝶又进了一步，因为蝴蝶是梦魂，杜鹃是死后的灵魂化成的，不会再从梦中醒来了。蝴蝶还会疑惑自己是不是庄周，杜鹃已经忘记自己曾经是皇帝了。

  第三句，“沧海月明珠有泪”，写的是秋天，是爱情的变故。第四句，“蓝田日暖玉生烟”，写的是冬天，是爱情的结束。

  冬天暖暖的阳光下，蓝田美玉好像升起了一团若有若无的烟气，看不真切。就好像爱情结束以后，你回忆起来，也是这么若有若无，看不真切，却觉得那么温暖，那么美好。这个写的是爱情的余响。

  李商隐写爱情，下笔特别狠，把爱情的这种哀痛，这种执着，写得很透。

  李商隐写的都是聪明人的爱情。聪明人的爱情，其实更痛。

  词这种文体，因为有长短句，所以更适合描述人内心那种细碎的情感。

  小令因为篇幅不大，所以不能铺叙，洒狗血的事必须得长调来。

  小令的长处在于，用一两句话说中人们心里最说不出的东西，让人觉得，你说得好有道理而我竟无法反驳，这样这个小令就成功了。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下阕的结尾，是经常被引用的大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苏东坡在一首写牛郎织女的《菩萨蛮》里写过：“相逢虽草草。长共天难老。终不羡人间。人间日似年。”更加明确地点出了牛郎织女是“长共天难老”的，并且明确说人家是不羡慕人间的。

  所以，这个“两情若是久长时”，赞美的不是忠贞的爱情，而是永恒的生命。

  从文学上讲，金朝的词是可以算到南宋词里的。

  鲜卑—女真这个系统的民族，或者叫东胡，有一个特点，就是接受汉文化特别快。

  中唐的元稹，金朝的元好问，以及我们接下来马上要讲到的纳兰性德，都是东胡系统的，他们的作品都是同时代汉文学中的精品。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太有民族的分别心。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

  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

  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

  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一开始，就把生死与爱情这么激烈的矛盾挑出来，这也是雁丘的故事打动人心的最本质的地方。

  连一只大雁，都会在爱情结束的时候放弃生命。爱情到底是什么，居然连生命都可以成为它的筹码。

  真正殉情的人，是不要牌坊的，并不觉得这件事有多么伟大。他就是出于一个很现实的考虑，没有了伴侣的世界，已经变得没有意思了。

  一个高贵的灵魂找到一个伴侣确实不容易，当伴侣离去的时候，对孤独的恐惧有时候会大于对死亡的恐惧。这个世界上，有的东西比生命更美好，有的东西比死亡更可怕。

  真正的殉情是一种高贵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的发生有苛刻的条件，就是你遇到了爱情，又没有遇到比爱情更伟大的东西。

  在自杀的时候觉得自己很伟大，一旦觉得自己伟大，就不是真的殉情，就不高贵了。

  而那些有伟大灵魂的人，在自己的爱人去世之前，又难免会遇到比爱情更伟大的东西，有更多的牵挂。在爱人去世后，这个游戏他还不得不接着玩下去，不能随便删号。所以，真正有机会殉情的人是很少的。

  正常的朋友关系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都是神志清醒的，灵魂都是成熟的，灵魂的强大程度是相近的，两人之间可以交流，然后才可能成为朋友。

  父母强大你弱小的时候，他对你好，这个叫“慈”；你强大他弱小的时候，你对他好，这个叫“孝”。一般说来，“慈”比较容易，“孝”比较不容易。

  儒家的思想向来是对地位高的人要求高，所谓“《春秋》责备贤者”。这个“责备”，不是批评的意思，是“求全责备”的“责备”。

  所以《弟子规》就凭“弟子规”这三个字，违背了儒家思想，儒家没有“弟子规”，只有“先生规”，从来都是要求做先生的怎么做，然后弟子跟着，能做多少做多少。

  孝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保护父母赐予的生命。很多时候，孝就是珍惜自己生命的一个更为冠冕堂皇的说法。

  古代中国提倡孝道，往往是提倡对个人生命的尊重。首先要爱惜自己，自己好好活着，然后才谈得上别的。

  孝就是让自己好好活。社会应该允许人让自己好好活，否则这个社会是很可怕的。如果一个社会因为任何一个被认为是“正义”的理由，就要求任何一个人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那么万一这个社会出了问题，可能就没人去踩刹车了。

  注意孔子说话的艺术，他不说“这不叫耿直”，不说“你说得不对”，他说“我们那儿不是这样的”，这是君子说话的方式，因为谁也不可能掌握宇宙的真理，不能说我就是对的你就是不对的，你能掌握的只是你的视角，只能说你们那里是这样的，但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你这话不对，不能这么说”。

  一旦社会告诉你什么是正义的，你是不能凭你的私人感情加以拒绝的。

  丈夫可以举报妻子，儿子可以举报父亲。他们如果做这件事，不是因为不爱自己的亲人了，只是因为自己的亲人不符合社会的规定，他们会矛盾，会痛苦。

  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认为自己是正直的，因而自己的痛苦是值得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社会规定的正义不会出错。

  如果你能凭理智批判社会，那当然是大智大勇，但是大多数人没有这个能力。大多数普通人要抗拒洗脑，其实更多地靠的是私人的感情。

  在社会的大道理面前，为每个人的私人感情留一点空间，关键的时候，说不定这就是一脚刹车。

  在古代，孝是唯一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说的私情。你不能说爱你自己，因为有自私的嫌疑；你不能说爱你的爱人，因为有淫荡的嫌疑。所以一个人想要用私情与公权力抗衡的时候，只有抬出孝来。

  现代社会允许我们说爱自己，也允许我们说爱自己的爱人，所以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用古人爱父母的方式，去爱我们自己，爱我们的爱人，当然也同样爱我们的父母。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只知道什么该做，小人只知道什么能得利。

  “事父母几谏”，服侍父母，如果父母做得不对，就要拼命地去进谏，而不是一味地姑息，这才是爱父母。

  如果你怎么进谏他们都不听呢？那你就“见志不从，又敬不违”，他们实在不听你的，你就听他们的算了。因为他们毕竟是你的父母，你又不能跟他们绝交。况且在家里，本来也没有什么关系到天下兴亡的大事。

  “又敬不违”之后，还有一条“劳而不怨”，顺从父母，难免就会很辛苦，这时候你得“劳而不怨”，不能抱怨，否则你不是白顺从了吗？要是不能做到“劳而不怨”，还不如不顺从。

  你顺从父母，是因为你爱他们，这么做你会心安，不这么做你会心不安。这个“心安”，就是“事之以礼”的界限。

  儒家的一切礼法，本来都是以心安为度，礼法规定的都是上限，不是下限，下限是自己心安。

  反问句不是让你回答的，提反问句的人不是在跟你讲理，他是默认他说的事都是理所当然，想让你反思。

  “事君有犯而无隐”，侍奉领导，你可以冒犯他，但是不能欺骗他。

  上古时代还没有后来的大一统概念，国君就相当于领导，处不好了可以把他炒掉，所以不用管他高兴不高兴。

  但是，不能欺骗领导，因为跟领导商量的事都是正经事，弄不好就人命关天。所以“欺君之罪”是大罪，不是因为“君”是权威，而是“欺君”可能会耽误大事。

  在古代，“有后”的概念也不是制造一个碳基生物这么简单。因为古代有过继这回事，有大宗、小宗的概念。

  在中国的传统里，如果一个人值得敬仰，即使他没有自己的孩子，自然会有人愿意跟在他后面，做他的后人；如果一个人自己没有德行，即使生了孩子，孩子也可以不认他这个祖宗。所以，“有后”的关键，还是在于树立起让人愿意继承的德行，而不是生一个孩子。

  孝的最高境界，就是《中庸》说的，“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最大的孝，是要在精神上继承父母，并且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孝”的古字是一个大人拿着一个树枝，在教小孩子。我们现在使用的“教”字，就是“孝”的后起字。小孩子跟大人学，接受大人的教养，这就是孝。

  《论语》里的说法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一件事放三年不去改变，真不是什么难事。孔子的意思是，父母做事的原则不是不能改，孔子知道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人要是能做到三年不改，就是很大的孝顺了，毕竟人多的是放了三年不改的错误。

  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往往不需要儿子出来扛事儿，儿子还没有“行”，即实际行动，我们就只能“观其志”，看他的志向，是不是有志于继承父亲好的地方，改正父亲不好的地方。等到父亲不在了以后，儿子才出来扛事儿，我们才能“观其行”，看他做得是比父亲强，还是不如父亲。

  三年以后，你还觉得父母做得对，那就还得继续做下去，并不以这三年为限；如果三年以后你发现父母做得有问题，那就得赶紧改掉。

  这其实也是父子之情比同龄人之间的朋友之情更令人感动的地方。在他离开后，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还要在你的整个余生里，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不断地去感念他的好处，继续做他做得对的事。这是孝的最高境界。

  在《论语》里，孔子还说过很多次，父子相处的原理可以拓展到君臣相处，

  孔子的策略是，你用孝的心去忠，换言之，你去爱你的领导，就像爱你的父母、爱你的伴侣一样，你去选择一个你爱的领导，你为他做事，是出于你自己的私人喜好。

  古代的中国人什么时候最爱国？战国的时候最爱国。因为他们爱的是一个一个小国，这个国就是他们的同姓，国对他们来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他们的家，面临灭亡危机的家。

  今天我们把屈原作为一个爱国的标杆，但爱国对屈原来说其实不是一件多么崇高的事，而是生命中很现实的一件事，很真实的一种情感。

  我们写旧体诗词，就是拿给古人看的，一定要把你的想法翻译成古人能懂的话。拿给古人看干什么呢？其实还是想拿给后人看。

  孔子说，“言之不文，行而不远”。你不用文言，时间和空间上就受很大限制。并不是越白的话越有人懂，越白的话，能懂的人范围越小，你用你们村的俗话，可能翻过一座山就没人懂了。

  元朝人写的好多白话，我们今天已经看不懂了，但是孔子的文言我们今天还能看懂。只有用古人能看懂的语言，才能保证几百年后的人能看懂。

  说是拿给古人看，其实是想拿给后人看，今天的人不理解他，后人是会理解他的，所以才要著书立说。

  立德、立言、立功都以失败而告终，命中注定要悲剧，那现在怎么办呢？屈原说，他要归隐。

  归隐是贵族失败以后的一种常见选择。贵族对君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一旦干得不高兴，就归隐了。

  前一小段是讲现实中的归隐，后一小段是讲他归隐后的精神生活，也就是神游。

  《离骚》塑造了一个高大的屈原形象，为后来的中国贵族精神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模板。

  话里有话是一切发达文明的共性。在一个文化共同体里，一个共同的语境里，人们应该能互相听得懂对方话里有什么话。

  我有一个观点：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本来不用这样，但是必须得这样。

  有的学生愿意穿汉服来上课，这个也不叫文化，因为没人规定学生上课必须穿汉服，所以不符合“必须得这样”这个条件。

  学生夏天必须得穿衣服才能来上课，这个就是文化。

  其实情商就是情绪智商，是智商的一部分。智商规定了情商的上限。

  你智商高，有可能情商并不高，但是情商高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如果智商本就不高，那么情商也是不可能高的。

  中国人的情商或者傲娇，我建议从《红楼梦》这本书进入。

  首先，《红楼梦》是一本通俗小说；第二，通俗的作品里往往包含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而且其中体现的文化经常比精英文学还要深刻；第三，《红楼梦》是一本服务于清代中上等文化程度人士的通俗小说。说白了，《红楼梦》就是一本休闲读物。

  《红楼梦》里史家的文化跟王家的文化有很大区别，曹雪芹把这个区别写得很清楚，这是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厉害的地方。

  《红楼梦》里凡是写给穷人、给下人一个嘴巴的，都是王家系统的人。史家系统的人——包括贾母和史湘云，也包括贾母“嫡亲”的外孙女林黛玉——她们都不那么注重上下尊卑，更注重享乐，所谓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所以她们对待穷人、对下人的态度里，都有那么一点平等的意味。

  当然这也是人设安排的需要，贾母和王夫人这一对婆媳，当婆婆的比较讲平等，当儿媳妇的比较讲上下尊卑，关系也比较好处，因为她们不是主线人物，所以她们的戏份要简化，不能横生枝节。如果反过来，婆婆讲上下尊卑，儿媳妇随随便便，那光这对婆媳就得整天打去。

  假如将来王夫人和林黛玉成了婆媳，就会出现婆婆讲尊卑，儿媳妇比较随意的局面。这也是王夫人可能不太想让林黛玉当儿媳妇的一个原因。

  这也是中国人傲娇的地方：地位高的要讲平等，要对人和气，地位低的要讲上下尊卑，这样双方互相谦让，让出一个空间来，就显得比较和睦了。

  贾母是一个讲平等的老太太，喝了一口的茶，给刘姥姥也尝尝，很随意，不是故意对妙玉不礼貌。

  但是她忽略了对妙玉的礼貌，至少说明她在心里是真的没拿妙玉当人。

  像这样的富贵老人家，她讲的平等经常是这样，她可以做一些很平等的事，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不平等。

  道歉的标准程序，其实就是幼儿园阿姨教给我们的：“对不起，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我改正。”四个步骤一个步骤都不能省略，也不能随便发挥。发挥得不对，很容易掉到坑里，让对方更生气。

  你有时候看有的人说话怎么那么高冷，怎么那么踩别人，你得想到，有可能他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在找场子。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别人踩他可能比他现在踩别人的姿势要过分得多。

  《红楼梦》的打开方式应该是这样的。《红楼梦》里有各种各样的心计，但是这种心计不是斗争，尤其不是有些红学家想象的那种阶级斗争，而是我们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智慧。这种智慧不是想着怎么坑人，也不是委曲求全，这里面有非常鲜明的性情，也含有满满的善意。

  《陈情表》李密不出来做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要在家伺候祖母，还是要为故国尽忠，至少是观望一下新政权？也就是说，这件事到底是一个孝的问题，还是一个忠的问题？

  这个故事不适合作为一个孝的故事宣传，倒是适合做一个写辞职信的样本。

  应用文始终有一个核心，就是应用，是真要拿来用的。你评价一篇应用文，要始终离不开它的实际效果。

  应用文的文学性，不在于文辞华美；也不在于所谓真情实感，你写一篇应用文是要达到某种目的的，靠真情实感不好使，应用文里表达的感情，也是为达到目的服务的。

  怎么看应用文的文学性呢？首先，要得体，要符合文体的要求，写文件就得有个写文件的样子。其次，看组织的文辞、陈述的理由、动用的情感，是怎么为目的服务的。第三，细节部分的表达也要注意，该委婉的要委婉，该不说实话的不能瞎说大实话。应用文一般都有实际的要求，要么是跟人要钱要东西，要么是拒绝别人，都没什么好事。写应用文的时候要考虑，你说出来的话怎么能让人觉得可以接受。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有见识，或者说有情商，明白你要达到的这个目的，关键是什么。应用文一般都有一个非常确定的目标读者，你要考虑，你和你的目标读者之间，相对的关系是什么。你有什么优势，让他有可能答应你的要求；你又有什么劣势，让他有可能拒绝你。

  苏东坡说过：“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这句话被广泛引用，而这三篇文章就成了“真情实感”的典型。

  其实他说的这三篇文章——两个表、一个祭文——都是应用文。苏东坡这句话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即使是应用文，也可以体现儒家伦理，也可以打动人的感情。

  这三篇文章不是好在真情实感，而是好在在达到目的的同时，能打动人的情感，然后再通过打动人的情感，达到他们的目的。

  曹操父子跟司马懿父子，基本上做的都是一样的事，但是我们会觉得曹操父子很可爱，而司马懿父子存在感很差。

  曹操父子都写诗，司马懿父子都不写诗。有个说法叫“六朝才子至尊多”，六朝唯一不写诗的皇帝，就是司马氏的皇帝，这可能跟家族性格有关。

  所以三国的前半段是诗人在搞政治，后半段就是政治家在搞政治。正史时代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

  在正始时代，每一个人都是迷茫的、孤独的。当然人说到底都是孤独的，但是在有些时代，人们可以有一种共同的信仰，至少是比较统一的社会意识，这时候人就会觉得有一种依靠，不太会觉得孤独。但是在有些时代，社会上没有什么共同意识可言，一个人不管怎么选择都是错的，这个时候他就会陷入孤独。

  这样的时代，写出来的作品就容易沾染这种孤独的气质，也就容易打动任何时代的人，因为任何时代都有内心孤独的人。

  所谓历史，说复杂总会比你想象的复杂，说简单总会比你想象的简单。历史人物当时做出一个决定，可能未必有我们想的那么伟大，可能会是很自然的一个决定。

  一个社会肯定是有不公平的，但是这种不公平往往是很复杂的，不是简单的两个阶级的对立。对于现实生活中微妙的不公平和微妙的平衡，我们也要慢慢学着用情商去把握。

  《世说新语》为刘宋的宗室刘义庆所著。这个时代，中古的贵族社会基本上稳定了，大家对什么是贵族风范都有了一定的共识。刘义庆就把东汉以来的，大家公认是贵族的人们、被公认有贵族风范或者有意思的事迹编到一起给人看，它虽然是小说，是消闲读物，但是士族子弟难免会跟着这本小说学习贵族的行为规范。

  《世说新语》有一个历来公认的好处，就是写人特别生动。它写的都是贵族时代大人物的生活，但是我们把它还原到现实中来，会觉得特别真实，就是我们父子兄弟之间会发生的事。

  才女的出现是一个家族贵族化或者一个社会经济文化足够繁荣的标志。有精力把女孩子教育得像男孩子一样好，才说明这个群体生活得不惶恐，不功利。

  今天总是说“文艺”这个词，其实这个词从汉朝就有了，当时指的是文学作品的形式，以及相关的技巧。所谓“文”，本意指的是织物的花纹，也就是一篇文章的形式美。所谓“艺”，指的是技能，也就是创造形式美的技巧。

  按照正统的儒家观念，“文艺”是不重要的，是细枝末节。因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思想，总是要重本质轻形式的，所以这种布上的花纹，只能是“皮毛”，不看重怎么讲。技术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正确。

  用诗来看人其实很准的。

  因为看诗不是看政治正确，不是看想说什么，而是看怎么说，包括你的形式和技巧，也就是这个所谓“文艺”的东西。看你怎么去运用语言，就能很快地看出你性格的方方面面。

  用诗来考察一个人的性情，是很方便快捷的，所以历朝历代都很重视。

  所谓乐府，就是我们说的流行歌曲。中国的各种诗都是从乐府出来的，都当过流行歌曲。所以大家不要看不起流行歌曲，这个玩意儿永远是前途无量的。

  只要是人，他就得听流行歌曲。每个时代也都得有一个能拿得上台面的文体，一般如果一个时代是比较体面的话，那么台面上的文体会相应地离流行歌曲比较远，尽管它本来也是流行歌曲来着。

  一个文体，在流行歌曲的母体中成熟了，得先在流行歌曲的地位熬着，就相当于当“太子”。在这个当“太子”的过程中，它慢慢地成长，变得越来越有文学性，有贵族性，与此同时，地位也越来越高，这个过程就叫“雅化”。

  这种根据自己人生经历得出来的感触，其实比服务于大众的流行歌曲更有真情实感。但是要体会这种真情实感，却有难度。

  隐居看起来跟做官是反着的，不是贵族行为。但是在中古，士族子弟辞官归隐也是常见的。中古士族的收入不光来自俸禄，还有庄园的，后者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不指着皇上吃饭，一个不高兴，大不了就辞官归隐，所以中古士族就具有一定的自由。

  我们可以试着理解最初为什么会有人喜欢陶渊明。其实贵族的心里是有一种焦虑的。到底贵族性是什么？

  是不是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做了多大的官，写诗讲形式、讲格律，就是贵族了，要不就不是？

  这些外在的东西都不是跟这个人必然结合的，都是随时可以被剥夺的。当一个人被剥夺了这种身外之物之后，就不再是贵族了吗？

  所以大家都想追求一个更本质的东西。陶渊明告诉你，可以！有陶渊明这么一个人出现，大家简直太高兴了，才会把他当成一个偶像。

  读陶渊明的诗，我们就觉得他是一个把世界看得特别通透的人，心平气和地跟我们聊家常。他的心里是通透的，所以他说出来的每一句话才是通透的。他不急着把每一句话都送到我们的耳朵里，他的心里通透，知道把每一句话送到我们耳朵里也不见得有用，我们就听见哪句算哪句，一切随缘。

  童年从来都不能超脱世外，只有自己具有了一定的能力之后，才能获得相对的自由。人一生下来就在尘网之中。

  亲自种地，让衣服沾了露水，这是不贵族的。但是坚持自己的心愿，不委屈自己，这又是典型的贵族性。

  那种小心翼翼不弄脏自己的西服，但是委屈自己内心的人，其实算不上贵族。真正的贵族，为了坚持自己的心意，是不怕吃苦的。因为有这种高昂的自我意识，所以有露水打湿衣服，反而成了一种审美的体验。

  思想，中国传统的说法叫“见识”，就是看同一个东西，每个人的眼光、判断是不一样的，比别人能高出一筹，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这就叫有见识。

  近古以来，儒学可以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程朱”是程颐、程颢和朱熹，二程是北宋的，朱熹是南宋的。“陆王”是陆象山和王阳明。

  简单地说，理学和心学的区别就在于：理学主张给人一个约束，心学主张人听从内心的指引。

  比如说，什么是好的呢？理学认为在人之外，有一个天道，这个东西是好的；心学认为人自己的内心就是好的，所谓“良心”，人不能成圣人，只是因为这个东西被遮蔽起来了。

  晚明心学“烂大街”以后，出了好多“奇形怪状”的人，其实这个锅不应该由心学来背，而是资质一般的人用心学来要求自己的结果。相比较而言，理学更容易把普通人扶到正道上去。

  任何一个学说的理想状态都是完美的，完美的人可以帮助他的信仰发挥出理想状态，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是资质差的人，他实践任何一个学说，总是能把这个学说的缺点准确地暴露出来，这就是我们说的“画虎不成反类犬”。

  儒家是一门“高帅富”的学问，得有这种贵族的精神。

  儒家就是贵族的行为规范，你要是处于一种很紧迫的精神状态，老担心钱要不够花了，要饿死了，那你不能当儒家。不能当儒家的人当了儒家，他理解不了那种高贵的精神，只能学会一点儒家的繁文缛节。

  儒家的学问是贵族的学问，讲的是“礼”，讲究一个贵族应该守什么样的规矩；道家的学问是聪明人的学问，讲的是“史”，看到的是生老病死的一个个过程。“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这就是学历史的人，看惯了古往今来多少兴衰荣辱，多少生老病死，所以学历史的人是最聪明的人，他看问题有一种通透，能超脱于每一段过程去看问题。

  儒家和法家都是坚决不能讲平等的。区别在于，儒家的规矩是可以通融的，可以靠贵族的智慧随时调整的，法家的规矩是要坚决执行的。

  儒家看的是人性中高贵的一面，法家看的是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儒家不是不懂得人性中有阴暗面，但是他把这种知识都给了法家这个人格。

  不好的法家是什么样呢？“及刻者为之”，太刻薄的法家是不好的法家，“则无教化，去仁爱”，完全不讲儒家的人情，不讲儒家的仁爱，其实就是不讲儒家的贵族精神，“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只讲法律法规，以为只有规矩条文就行了。

  愚公和夸父的故事连起来应该这么讲：愚公是去除障碍，他有恒心，就能顿悟，也就累不死；夸父是赶时髦，他没恒心，就顿悟不了，也就累死了。踏踏实实干活儿的一般累不死，急功近利的容易累死，这也是一条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