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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中国简史

【 作 者 】吕思勉

【 ISBN 】978-7-5139-1178-8

【 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7 第一版

笔记

讲历史是离不开考据的。考据无论如何精确，总只是考据，不能径作为事实，这是原则。 

考据宜避琐碎，这不是对专门家说的话。专门家的考据，正以愈琐碎而愈见其精详。因为有许多大事，系联结小事而成；又有许多大关系，是因小节目而见的。
教授学生的材料，若过于琐碎，他不知其在全局中的关系，就不免游骑无归，变为徒费脑力了，而且易入于歧途。 

从前的人，常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以为“不知来，视诸往”。前人所做的事而得，我可奉以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引以为戒。这话粗听似乎有理，细想却就不然。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情，绝不能和以前的事情一样。我们初和西洋人接触，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败的。
又有人说：历史是“据事直书”，使人知所“歆惧”的。因为所做的事情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情而坏，就不免“遗臭万年”。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顾惜名誉。强悍的人，就索性连名誉也不顾。况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难知道的。稍微重要的事情，众所共知的就不过是其表面；其内幕是永不能与人以共见的。又且事情愈大，则观察愈难。断没有一个人，能周知其全局。又有一种议论：以为历史是讲褒贬、寓劝惩，以维持社会的正义的。其失亦与此同。
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学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术则是措置事情的法子。 

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这绝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受过什么教育？共些什么朋友？做些什么事情？这都与我有关系。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陶铸成这样的一个我。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风俗；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气质。凡此都决非偶然的事。
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必须追溯到既往；现在是绝不能解释现在的。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 

有一种误解。以为古今许多大人物，所做的事业不同，而其所根据的社会则一。像演剧一般，剧情屡变，演员屡换，而舞台则总是相同。
于是以为现在艰难的时局，只要有古代的某某出来，一定能措置裕如，甚而以为只要用某某的方法，就可以措置裕如。遂至执陈方以药新病。殊不知道舞台是死的，社会是活物。 

民族和种族不同。种族论肤色，论骨骼，其同异一望可知，然历时稍久，就可以渐趋混合；民族则论语言，论信仰，论风俗，虽然无形可见，然而其为力甚大。同者虽分而必求合，异者虽合而必求分。所以一个伟大的民族，其形成甚难；而民族的大小和民族性的坚强与否，可以决定国家的盛衰。 

我们中国，过去之中，曾吸合许多异族。因为时时和异族接触，所以能互相淬砺，采人之长，以补我之短；开化虽早，而光景常新。又因固有的文化极其优越，所以其同化力甚大。虽屡经改变，而仍不失其本来。经过极长久的时间，养成极坚强的民族性，而形成极伟大的民族。 

中华的立国，是以汉族为中心。或以政治的力量，统治他族；或以文化的力量，感化他族。即或有时，汉族的政治势力不竞，暂为他族所征服，而以其文化程度之高，异族亦必遵从其治法。经过若干时间，即仍与汉族相同化。 

汉族则最尊崇孔子。孔子之教，注重于人伦日用之间，以至于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不具迷信的色彩。所以数千年来，各种宗教在中国杂然并行，而从没有争教之祸。我国民族的能团结，确不是偶然的。 

西力业已东渐，我国还冥然罔觉，政治上、社会上，一切保守其旧观。至外力深入，不容我不感觉，不容我不起变化。 

姓是起于女系，氏是起于男系的。再后来，婚姻的关系，亦论男系而不论女系，于是姓亦改而从男。一族的始祖的姓，即为其子孙的姓，百世而不改。
正姓所以表示系统，庶姓则表示这系统内的分支。
宗法与封建，是相辅而行的。凡受封的人，除其嫡长子世袭其位外，其次子以下，都别为大宗，大宗的嫡长子为大宗宗子。其次子以下，则别为小宗。小宗宗子直接受大宗宗子的统辖。小宗宗人，则直接受小宗宗子的统辖，间接受大宗宗子的统辖。凡受统辖的人，同时亦得蒙其收恤。所以有一大宗宗子，即同出一祖的人，都能团结而不涣散。故其组织极为坚强而悠久。 

《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可见当时列国，亦间有杂用夷礼的。即如秦、楚、吴、越等本与异族杂居，在春秋初期还不免视为夷狄的，到后来，也都彬彬然进于冠裳之列了。
这又可见我国文化的扩张。所谓民族，本以文化的相同为首要的条件。我国文化的扩张，便是我国民族的滋大。 

初民的开化，受地理的影响最大。
蒙古高原，地味较瘠薄，气候亦较寒冷。其民久滞于游牧的境界，不能发生高度的文明。
黄河流域之南便是长江流域，其地味过于腴沃，气候亦太温暖，其人受天惠太觉优厚，于人事未免有所不尽。而且平原较小，在古代，沿泽沮洳之地又特多，交通亦不十分便利。
只有黄河流域，气候寒暖适中，地味不过腴，亦不过瘠。懒惰便不能生存，而只要你肯勤劳，亦不怕自然界对你没有酬报，而且平原广大，易于指挥统驭。所以较高的文明、较大的国家都生于此，而成为古代文化的中心。 

王莽是迷信立法的。他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于是但“锐思于制作”，而不省目前之务。
如此大改革，即使十分严密监督，还不能保其无弊，何况不甚措意呢？于是吏缘为奸，所办的事，目的都没有达到，而弊窦反因之而百出。 

礼是古代规范人之行为的。时异势殊，行为之规范，就当有异，而还强执着古代具体的条件，自不免激起人心的反感。蔑弃礼法，不免有过甚的地方。
终日清谈，遗弃世务，亦是社会衰颓的一个征兆。然而以学术思想论，毕竟不能不谓为高尚的。魏晋时代的玄学，在我国学术思想界中，终当占一重要的位置。 

社会有所谓士庶，其根源，大约是古代的贵族和平民。古代的贵族，其世系都有史官替他记录。所以家世不至于无考，而士庶亦不至于混淆。
自封建制度破坏，国破家亡之际，此等记录，未必更能保存。加以秦人灭学，诸侯史记，被他一把火烧尽。于是秦、汉以来，公侯子孙，就都“失其本系”了。
汉朝是兴于平民的。其用人，亦不论门第。自古相沿的阶级，到此本可铲除。
然而政治上一时的设施，拗不过社会上自古相传的观念。
汉末丧乱，士流播迁。离其本土者渐多。其在本土，人人知其为贵族，用不着特别提起。到播迁之后，就不然了。而五胡之族，颇多冒用汉姓的。中国士大夫，耻血统与异族相混淆，而要自行标举，自然也是一个理由。
隋、唐以后，此风弥甚。如此，则血统淆混、士庶之别，根本动摇。所以在隋、唐之世，门阀制度，虽尚保存，其惰力性。一到五代之世，就崩溃无余了。
魏晋南北朝，正是门阀制度如日中天的时代。此时的贵族，大抵安坐无所事事。立功立事，都出于庶族中人，而贵族中亦很少砥砺名节，与国同休戚的。富贵我所固有，朝代更易，而其高官厚禄，依然不改。社会不以为非，其人亦不自以为耻。这真是阶级制度的极弊。 

文化两字，寻常人对于他，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是什么崇高美妙的东西。其实文化只是生活的方式。
各国民所处的境界不同，其生活方式，自然不同，文化也因之有异了。
人类是富于模仿性的，见他人的事物和自己不同，自会从而仿效。而彼此的文化，遂可以互相灌输。 

唐人善写景，宋人则善言情。 

中国地方大而政治疏阔，要彻底改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一朝中衰之后，很难于重振。
专制政体，把全国的事情都交给一个人做主。于是这一个人的智愚仁暴，就能使全国的人民，大受其影响。而君位继承之法，又和家族中的承继，并为一谈。于是家庭间的争夺，亦往往影响于国事。 

中西文化的异点，溯其根源，怕还是从很古的时代，生活之不同来的。西洋文化的根源，发生于游牧时代。游牧民族，本来以掠夺为生的，所以西洋人好讲斗争。中国文化的根源，则是农耕社会。其生活比较平和。而人与人间，尤必互相扶助，所以中国人喜讲调和。 

中国既不压迫人，人家自乐于亲近我。所以不论什么异族，都易于与我同化。我国的疆域，大于欧洲；人口亦较欧洲为众。他们几千年来，争夺相较，迄今不能统一。我国则自公元前两世纪以来，久以统一为常，分裂为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