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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中国是部金融史

【 作 者 】陈雨露 杨忠恕

【 ISBN 】

【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

笔记

毋庸置疑，当代金融学教学科研的根基是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特征是“科学化”，西方经济学者希望通过计量工具检验经济数据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推导出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
煌煌华夏数千年往事，尘封的故纸堆早就把“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演绎得淋漓尽致。在这些不可重复的社会试验中，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金融学文库，也演绎了所有经济学流派的政策建议。毕竟金融演绎的是普通人的一颦一笑。 

西周是一个混沌世界，不要说金银，就是青铜产量也不大。没有金银的世界，什么才是钱呢？
既见君子，赐我百朋。——《诗经》
其中的“朋”指代贝壳，与很多国家和民族一样，贝壳是中国的第一代货币，后来，用青铜铸成的贝壳也被用作货币。 

这种恩惠能换来封臣对君王的忠诚吗？可以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进行解释，王室对封臣的恩惠存在边际递减效应：王室封赏得越多，封臣对忠于王室会越来越不感兴趣。
西周王室真正控制封臣的，是其缔造的精神统治，即“王德”——这才是整个西周封建统治的根基。 

周武王、周公信奉的“王德”：敬天、保民。
王之贵，贵在有尊严、责任、勇气和自律，历代周王农耕稼穑必须亲力亲为；战场上一马当先的也不是命运悲惨的奴隶，而是头顶桂冠的王，数代周王都在对异族犬戎的征战中喋血沙场。
封建王朝的每一个皇帝都可以自我标榜有“王德”，但是，我坚信只有西周统治者才真正相信天命悠悠！在那个刚刚逃离蒙昧的时代，所有人都坚信自己的命运被上天掌握，王朝的命运同样如此。 

若诚如孔子所言，西周是一个政治清明、道德高尚、制度合理的王朝，为何这样的王朝也会在历史长河中湮灭？
如果没有外敌，那么西周王室很有可能成为千年一系的中华帝王家族，中华的历史可能会被完全改写。遗憾的是，周王朝的西部有一个强大的异族——犬戎。
一旦西周对犬戎从攻势变为守势，王室也就难以维持在诸侯中的权威。 

司马迁之所以大骂周厉王，原因还在于周厉王推行了“专利”制度。西周铭文甚至后世典籍始终都没说清楚究竟周厉王的“专利”是个什么东西，只是说他“专山林川泽之利”。周厉王很可能把诸侯的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自己所有），凡是在山上砍柴的、打猎的都要向王室纳税。不是周厉王贪婪，而是当时的王室实在太穷了。 
西周山川林泽本来是公共土地，随着封王势力增强，把山川林泽视为自己的禁脔，他们封死了普通人进山的道路。“专利”不过是周厉王为挽救日渐衰亡的王室而从诸侯的碗中分一杯羹。
在异族入侵压力的威逼下，西周王室被迫培育了强势诸侯，一旦诸侯之间力量失去平衡，“王德”便失去了自身的魅力。 

太史公司马迁愣是把《吕氏春秋》里的“周王亲自为褒姒击鼓”改为“烽火戏诸侯”。这样做，不是太史公粗心，而是古代史学家们必须为西周找到一个灭亡的理由。
只有展示出“妖女祸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西周王朝在历史上的声望与其耻辱的结局才能调和，史学家才能继续把西周供奉在神坛之上。 

多年的底层生活，管仲在庙堂之高亦知江湖之苦，他要做的是“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因为，“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这句话，可以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劳动力才是价值的最终创造者！
所以管仲说，强国、弱国最大的区别是强国的钱都在黎民百姓手里，弱国的钱却在国王的钱箱子里（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 

“官山海”就是管仲捞钱的办法，也是“盐铁专卖”的雏形，说白了，就是由王室垄断盐铁之利。管仲选择了利润最大的山（铁矿）和海（食盐）。当时，普通人要生存下去，除粮食外，盐、铁都是必不可少的物品，齐国靠海多山，盐铁自然是主要产业。 

“百姓”与“群黎”相对，是王室贵族的统称，所以，普通人千万不要误以为自己是“百姓”。 

据说，十六两秤的发明者就是范蠡，称杆上有“福”、“寿”、“禄”三星，缺一两损“福”，缺二两损“禄”，缺三两就损“寿”了。对缺乏商业道德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诅咒。 

但凡真正的盛世，必然也是文化极盛的时期。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六书”全部出自西周，此后，历朝历代只能在西周的残迹里寻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思索。与后世丰富多彩的金融货币现象相比，西周的金融表现形式确实非常简单，但最适宜诠释金融的本质：诚信。 

获取财富的途径必须是道德，义利并重才是财富的结晶，更是金融乃至任何一个时代经济秩序的根基。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是奉劝世人尊重规律，绝不能急功近利。 

货币是一枚一枚的铜钱，分散在国人手中，秦孝公如何能贪天下之利？只有禁绝货币，才能把所有利益都归于国君，国君才能更有势力（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 

皇权一旦使所有社会资源都匍匐在自己脚下，封建官僚就会在瞬间吸干帝国的经济血液，无论皇帝、黑势力还是黎民百姓都没有力量遏制这头怪兽。但是，皇权始终只能依靠一批官僚去镇压另一批官僚。 

王莽在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推出土地公有制：废黜土地私有制，所有土地全部属于国家，一律更名为“王田”；因此，任何人不得买卖“王田”。这就是王莽新朝最著名的“王田制”。
往好处说，“王田制”是为了遏制土地兼并。
往坏处说，“王田制”和汉武帝刘彻的“算缗令”一样，是赤裸裸的抢劫。“算缗令”只是剥夺百姓，“王田制”却是抢劫官家豪强。
抢占官家豪强的财富，王莽彻底得罪了官僚；“王田制”未能让天下苍生真正得到土地，王莽更是得罪了天下黎民。 

西汉帝国缔造了一个“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成功地取代了西周以来的“封君—封臣”体系。与“封君—封臣”体系一样，这个统治框架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最终，封建官僚对财富的掠夺将成为帝国难以治愈的沉疴。 

“九品中正制”名义上是官分九品，说白了就是将社会阶层流动固化在既得利益者阶层，寒门素族再无寸尺晋身之路。当每一个普通人都失去了阶层流动的正常途径，人们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一个社会的表象是财富，生产财富的是科技，刺激科技创新的是制度，决定制度的是文明，能改变文明的力量则只有教育。形象表述就是：教育→文明→制度→科技→财富。 

要想摆脱历史的宿命，必须有一个条件，让教育普惠于国民。只有教育，才能使下一代人比我们过得更好，才能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阶层流动渠道。在这种不停的流动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会更加富强。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货币的人是隋文帝杨坚。
秦始皇试图以秦半两统一六国货币，但短命的秦王朝根本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西汉年间，汉武帝以铁腕统治整个帝国，以杀头威吓不准私铸货币，仍然无法统一全国货币发行。白金币、皮币改革期间，盗铸更是成风。
东汉、魏晋南北朝，皇权孱弱，历代皇帝根本不曾想过要统一货币。
隋文帝也要同时面对南陈五铢、六铢、鹅眼钱，北朝常平五铢、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但平定南陈后数年，中国流通中的货币就仅剩下隋朝官铸货币——“隋五铢”。 

《李娃传》中的金融业务：

• 玄宗年间，大唐帝国已经有了当铺。

• 玄宗年间，大唐帝国已经有了第一代存款机构——柜坊，也就是旅店。

• 玄宗年间，大唐帝国已经有了中国第一代汇兑业务——便换，也就是后来的“飞钱”。

• 玄宗年间，大唐帝国有人在使用黄金。

所谓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才子佳人”，千篇一律是男子落难，为一位小姐所救，两人一见钟情；然而，爱情总是有波折；男子赴京赶考，状元及第，回来迎娶（或者抛弃）那位小姐……而这种小说均属腐儒的梦呓。
《李娃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盛世必备的重要特征：贫贱者可因奋斗而富贵，富贵者亦可因浪荡而贫贱，整个社会阶层上下之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