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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流传着一本“商业圣经”,提出了儒家式经营理论,为日本的经济发展确立了“义利合一”的指导原则,影响了几代日本企业家。
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滑、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
如今的中国,正处在涩泽荣一曾经历过的转型期,一些工商界人士为了追逐利益,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甚至不择手段,连最基本的良知都丧失了!鉴于这种情况,提高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培养经商者的道德素质,就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论语》代表的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人在中国用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建立中国式的企业制度,比起涩泽荣一在日本用中国文化建立日本式的企业制度更名正言顺,更亲切自然。在日本“《论语》+算盘”的模式只可称为东方模式,而在中国,“《论语》+算盘”的模式则可以堂堂正正地称为中国模式。
要使一件事物有进步,必定得依赖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充分地去谋,才能成功。否则决难有所进展。
随着现今社会的进步,欧美各国的新学说不断传入。其实,这些新东西在我看来,仍是古老的东西,跟东洋在数千年前所倡导的完全一样,只是表达方法不同,更善于措辞罢了。虽然欧美诸国日新月异的新成就值得我们研究,但也不要忘了,我们从古时传承下来的文化之中也有不能抛弃的东西。
孔子所谓“获罪于天”,我认为是指人们无理地模仿或做出了不合乎自然的行为,结果必然给自身招来恶果。到了这时,纵想逃脱责任,但“自作孽,不可活”,如此恶果乃是报应。这也就是“无所祷”的意思。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有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在《万章》篇中也说:“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初次见面时,好好观察判断一个人,多半不会有错。而经常见面之后,次数一多,由于种种考虑,反易导致不正确的判断。
高官显爵并不那么尊贵,值得献身努力的伟大事业到处都有,并不是只有为官才显贵。
其实,《论语》并没有深奥难懂的学理,不是那种必须靠学者的解读才能懂的深奥著作。《论语》原是为众生所写,是浅显易懂的,却被后来的学者们弄得玄妙难懂。结果使农工商阶层之人以为《论语》与自己无关,对它敬而远之。孔子对任何人都愿意加以教导,孔子的教诲是极实用且通俗易懂的,学者成了不讲理的顽固的守门人。
不躲避强力的对手而与之竞争;同时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是人生处世不或缺的两个必要条件。
人世间的事因自动自发而有所成者居多,如果自己奋力想做一些事,大抵都能如愿以偿。
人生中的波澜逆境是不可避免的,人在处于逆境的时候,要好好探讨其由来,看他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自然的逆境是人的试金石,任何人面对时应该觉悟这是自己的本分(接受现实),这是唯一的对策。人要知足。逆境虽然令人难过,但无论你如何焦虑,也只是无可奈何。所以,如果你认为这是天命的话,那无论多么艰难,你也能心平气和了。反之,如果陷入的是人为的逆境时,因这种逆境大多数是由自己造成的,所以除了好好地自我反省,切实改正过失之外,别无他途。
螃蟹挖掘的洞穴一定要按照自己外壳的尺寸,不大不小。有人游说我出任财政大臣,有人要我担任日本银行总裁,但既然我已经在实业界挖掘我的洞穴了,也就只能婉拒他们的好意。
若问我如何考虑,我首先考虑的是,事情要如何做才算合乎道理。接着考虑用.这种合乎道理的方法去做,对国家和社会是否有利。然后再想想,这样做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人在得意的时候不要忘形,无论大小事。“小事皆通达,临大而不惊”。
君子之道自不妄言始。
只要经常不断地探讨学问,不落于时代之后,其精神当永无老化之理。
精神的提升和财富的增加必须同步。人必须要有坚定地信仰。做事堂堂正正,那就是一个优秀的人。
在青年时代,为了正义,任何危险都不要怕。若畏惧失败,就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可言。只要自信是正义的事,那就应以进取心及刚健的精神奋斗到底。
做事成功的要素不是在成功之日造就的,而是长久以来逐渐培养起来的。
无论如何不应轻视小事,务以勤勉、忠实、充满诚意的态度圆满地将他完成。
只要你想做事,就必须凡事积极,自己动手。无论是谁,都不会一开始就把重要的工作交给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让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去做卑微的工作,从人才经济上来看,是很不明智的。但其实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事,也是大事中的一部分,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好,怎么能成就大事?
立志之初必须慎重考虑。也就是说要头脑冷静,详细比较、考察自己的长处及短处,最后选择自己最擅长的方面立下志向。
对于每个人来说,立志是人生重要的出发点,任何人都不得轻视它。立志的要领首先在于了解自己,其次要考虑周遭的人与事,最后再树立与此相适应的方针。我相信一个人假如能依此步骤量力而行的话,就不会在人生的道路上发生失误。
没有足够的信念,没有把握大局的睿智,就会失望气馁,勇气全消,而陷于自暴自弃,最后陷于不幸的境地。
肉体的锻炼使身体保持健康,同时陶冶精神,从而在行动上保持身心一致,产生自信心,这样必能提升自己的勇猛之心。
今天的日本,已经不是一个因循姑息、稳稳当当承继过去的事归业就二可以心满意足的时代了。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我们不但要赶上先进国家的发展,更须凌驾其上。因此,举国上下要有觉悟之心,齐心协力,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为能达成这个目标,青年必须不断地促使身心健全发展,保持旺盛的精力,这才是我衷心期望的。
抑制容易冲动的情,需要依赖坚强的意志。只有坚强意志而没有情与智相辅的人,只会是一个顽固而刚愎自用的人。
口是招祸之门,也是降幅之门。为了招来福,多辩并非坏事,但是为了避免祸端,说话时一定要谨慎,即使是一两句话,也不可存轻妄之心。
习惯就是一个人平常的行为举止不断重复,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一种固有惯性,它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心灵及行动。
常识的性质是极为平凡的。对喜爱标新立异的年轻人来说,让他们朝着伟人的方向发展,他们会很愿意,而让他们去做完人,去学习、培养这种平凡或常规,他们会很痛苦。这是年轻人的通病。
判断人的行为是善是恶,必须把他做事的动机和行为结合起来,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怠惰的结果终究是更加怠惰。时间长了,不但一无所得,而且会加速落后。
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不断地锻炼,使其成为一个习惯,这样一旦有了状况,才能泰然处之。
真正的谋利,需要以仁义道德为基础,否则即使能谋利,也不会长久。
利益和仁义道德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宋朝的学者倡导仁义道德,却不推行社会前进、百姓富足的政策,顾此失彼,鼓励寡欲导致民穷国弱。空洞的仁义道德如果没有利益相辅,也会损伤国家的元气,削弱社会的生产力,最终导致国家灭亡。
钱本身并没有善恶,一切决定于金钱拥有者的行为是善还是恶。
富豪只凭他一个人赚不了那么多钱,是社会提供给他机会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从社会赚取来的。如果富豪之士妄想漠视社会,以为他离开社会,也能维持财富,对公共事业、社会公益弃之不顾,则富豪与社会大众必然会发生冲突。
真正擅长理财的人,必然是能挣钱,同时又会花钱的人。
人面对未来一定要持有理想,即使将来理想和事实相违背,也必须遵循一定的主张。
古代圣贤所倡导的道德,不会随着科学的进步而发生变化。
一国设施不管如何完整,如果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管理者的知识才能,也称不上真正的文明之国。
在增进财富时,不违背道理;在自我发展时,不会发生与他人相侵害之事。这样的财富,才能得到也能保持。
修养是没有限度的,但修养不是理论,而是应该在实际中去做。
商业的真正目的在于互通有无,彼此蒙惠。
这次(1914年春)踏上中国的土地,实际考察了民情风尚,则宛如透过极精致的绘画,想象美人的模样,可是等后来亲眼看到真实的人,才发现原来不如想象时的美而满怀遗憾,正因为开始想象得太好,所以失望也深,可以说是适得其反。而我身处儒教的发源地,却班门弄斧地大谈《论语》,也算蔚为奇观了。这次中国之旅令我感受最深的是,尽管中国有上流社会,有下层社会,但却不存在国家中坚分子的中流社会。见识、人格都非常卓越的人物虽然不能说少,但以全体国民来观察,就发现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相当突出,而且普遍缺乏国家观念。缺乏真正的忧国之心,加上一国之中又无中流社会,这两点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的两大缺点。
千万不要浪费人工,同时也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和别人的时间。
欧美的伦理学发达,品行修养的呼声亦很高。不过,他们的出发点是宗教,很难和我国的国民性取得一致。因此,最受欢迎,又能成为最大势力的不是道德观念,而是在生产致富方面有立竿见影效果的科学知识,即所谓的功利学说。富贵本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求,可是对缺乏道义观念的人,一开始就教以功利学说,就犹如火上加油般地煽动其本能之欲,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时候如果父母强迫子女按照他的意思去做,虽这是孝道,但由于是一种勉强的孝道,那么,子女可能会反抗,成为不孝之子。孝道的根本在于什么事都不勉强,一切顺其自然。
昔日的学问和现代的学问相较,过去比较专注于精神的学问,而现在则偏重知识的教学。
过去是百人中出一个优秀人才,今天则是造就九十九个普通的人才。遗憾的是,今日一般的学生,都只想成为少数中的一分子。总之,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学问,懂得了高尚的道理,当然不能随随便便处在人之下,受人使唤。同时,我们的教育方针多多少少也有些错误,只管进行灌输式的教育,培养出一大批同一类型的人才,却完全忽略其精神修养。这样人才过剩的问题就会出现。
天命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自然运行的,并不能像魔术师一样创造出许多不可思议的奇迹。人不管是否意识到天命的存在,天命都会像四季一样,依序在万事万物中运行。
如果一个人知识渊博且聪慧,再加上努力拼搏,他绝对不会陷入逆境。既无逆境,顺境的说法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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