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9日，笔者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周培源：培得桢干质 叶茂不忘源》。在搜集资料时，发现有一篇周老女儿周如玲女士写的文章《周培源和相对论在中国》（载《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5年第4期），其中写道：“1937年5月，周培源亲自去爱因斯坦住宅向他辞行[引者注：1936-1937年，周利用清华大学休假时间，赴美参加了爱因斯坦组织的一个广义相对论研讨班]，并在书房为爱因斯坦拍照。这也是目前仅知的唯一一张中国人为爱因斯坦拍摄的照片。”

这里笔者想做一个修正，其实有两位中国人为爱因斯坦拍过照片，一位是周培源，在1937年；一位是杨振宁，在1954年。

先说周培源拍摄的爱因斯坦照片。这张照片第一次公开“亮相”是1955年爱因斯坦逝世后，在《科学通报》担任编辑的许良英（后来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爱因斯坦研究专家）以“林因”作笔名在《科学通报》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伟大的科学家阿尔柏特·爱因斯坦》，其中附图就是1937年周培源拍摄的那张。许良英回忆说，“当时我听说周老珍藏有他1937年在爱因斯坦的书房为爱因斯坦拍的照片，就请《科学通报》一位编辑同志向周老借用底片，周老慷慨应允。”许良英还提到，1977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出版时，再次用了这张照片，置于卷首。下图选用了最初公开的那张，由于当时制版技术差，清晰度受严重影响。

再说第二张，即杨振宁先生拍摄的爱因斯坦照片。杨振宁自1949年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一直到1966年，至少与爱因斯坦有6年共处一机构的时光，但因为当时老爱年事已高，杨振宁很少去打搅他（有一次还是老爱主动约杨振宁和李政道去的，杨与李均有回忆，而且感受大不相同，此处不表，有兴趣者可查之）。

在爱因斯坦去世前一年，也即1954年，杨振宁为爱因斯坦拍了一张与他儿子杨光诺的合影。《杨振宁传》的作者杨建邺写道：

“爱因斯坦太忙，杨振宁不愿意随意打搅他。但机会终于来了，1954年的一天杨振宁乘爱因斯坦有空闲的时机，拍下了一张爱因斯坦与他大儿子杨光诺的照片。可惜的是，他自己没有趁此机会与爱因斯坦合影。”

（此照片取自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

由于杨振宁是1964年才加入美国国籍，这样看，就目前所知，中国人为爱因斯坦拍过两张照片，一张是1937年周培源拍摄，一张是1954年杨振宁拍摄。它们是历史的见证，也是科学史上跨国历史研究的珍贵资料。

谨以此文献给杨振宁先生即将到来的期颐之寿辰！

补充：

拙文完成后，分享给了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王作跃教授。他回复我“1922年爱因斯坦到过香港、上海，当时应该也有中国人给他照相？”。王老师提醒我之前，我知道爱因斯坦在上海期间有一张大合影的，印象拍摄者似乎不确定，但需要核实下。经核实，那张大合影很可能还真是中国人拍摄的，简要说下那段历史。

1922年秋，爱因斯坦应日本几所大学的邀请前去讲学，乘日本邮船“北野丸”号路过上海，抵达时间是11月13日。当日下午，中国文化界在上海梓园（时为画家王一亭的宅邸）欢迎他们夫妇的到来。爱因斯坦夫妇欣赏了中国书画，并共进了晚餐。中方人员有主人王一亭、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前北京大学教授张君谋（非张君劢）等。期间有一张合影，目前公开的一张是王一亭题写赠送给爱因斯坦夫妇的，因此这张照片很可能是王的家人拍摄的。不过，由于没有过硬的证据，而且当时参加人员有德国与日本方面的人士，故难以肯定就是王的家人拍摄，但由于是王题赠，可能性还是比较大，试想若是德国或日本方面拍摄，他们更可能直接送给爱氏夫妇。

附上一张笔者拍摄的这张合影实物，是在2019年上海举办的“爱因斯坦异想世界特展”拍摄到的。有关老爱在上海的经历，可参考戴念祖先生《爱因斯坦在上海足迹记》一文，胡大年老师《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唐培吉先生写的有关上海犹太人的作品等。

此外，唐培吉提到，当时《时报图画周刊》刊载有一张爱氏夫妇刚抵沪的照片。经笔者核实，这是当时所有报道中唯一一张带照片的。这样计之，爱因斯坦大概有4张照片是中国人拍摄的，至少3张可以确定，王一亭府邸那张可能性也比较大。感谢王作跃老师的提示、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