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15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发布会的照片（引自《纪念吴健雄诞生一百周年》P28）

1月16日，《知识分子》公众号发表了王丹红女士的文章《2001年哈佛博士论文，揭示“吴实验”原始记录”》（以下简称王文）。这篇文章最大价值是向国人介绍了2001年哈佛大学朱约林（YueLin Zhu）完成的博士论文《吴健雄的智慧人生》。这篇论文在华人世界少有注意，对了解吴健雄在验证宇称不守恒实验的前前后后以及评价吴健雄的科学成就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新发现、介绍的这一史料当然非常重要，王文已经做了很好的梳理与总结。但是，由于谈论吴健雄，必然涉及李政道、杨振宁等一些科学人物，王文个别之处还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本人不是物理学史研究者，只作为一名科学史爱好者提出几点拙见，供大家讨论。

1、杨振宁何时就吴健雄的实验给奥本海默发电报？

王文针对江才健的《杨振宁传》以及杨振宁1982年的文章《吴健雄证实了宇称不守恒》提出的杨是（1957年）1月15日给奥本海默发去的电报，提出了质疑，认为应该是1月5日，而不是15日。因为1月15日，宇称不守恒定律已经确证，如果是当天发，应该会提到新发现。

这条质疑完全没问题。但错误的起因很奇怪，目前中文文献最早提到此处是1989年杨振宁的《三十五年心路》，P70-75文章为《“宇称不守恒及中微子的两分量理论”一文之后记》，P71写道“1月15日，我给奥本海默发了一封电报，他当时正在维尔京群岛度假。”

但据英文版《杨振宁选集》（Selected Papers（1945-1980）With Commentary）2005版P35提到：

On January 5 I sent a cable to Oppenheimer——

杨建邺等人翻译的中译本《杨振宁选集》2016年版P38采用了上述对应日期，包括他创作的几个版本的《杨振宁传》均采用了1月5日之说。

由于作者未查找到《选集》最早的1983年版本，尚不清楚是早期译者的错误还是早期杨先生记忆有误，但应采取1月5日之说。

2、如何理解“向外界公布”？

王文认为，江才健在写《吴健雄传》中，就吴在1956年圣诞假期时就实验结果的态度理解有误。吴健雄的原话是：At that time I was still hesitant to have them quote the results but promised to give them our affirmative answer soon。吴健雄的这篇文章有中译本，是叶铭汉院士翻译的，发表在《科学》2008年第1期，译文为：在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愿意让他们引用我们的实验结果，但是我答应很快给他们我们的肯定的结果。

笔者认为，江才健提到的吴要求“暂时不向外界透露消息”与上文的含义没什么差别或没必要严格区分，因为在上述吴的自述中，同样有一句“但是我们提醒自己，在向外界公布结果之前，必须更严格地检查实验。”由此可见，吴健雄当时主要出于实验科学的谨慎期间，似乎看起来有些“保守”，江才健的理解是没有问题的，至少本质上是一回事——就是吴当时还不情愿公布其团队的实验结果。

那么再回到王文就杨振宁和田默（而对江才健）的质疑，这里只谈杨振宁电报告知奥本海默一事，田默事件类似，不另讨论。

王文认为，李政道在1957年1月4日在学术讨论会上报告吴健雄实验的进展，是密切合作的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当然没错，其实也谈不上是学术讨论会，简单说就是一次利用午餐时间的交流会，莱德曼在其自传中有过细致的描述，见杨建邺《杨振宁传》P204-205：

又逢星期五。时间定格在1957年1月4日，中午12点。星期五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教工们传统的中国菜午餐日。10-15个物理学家先是聚集在李政道教授办公室的门外，然后结伴……向……上海餐馆走去。

…………

（李政道点完菜后）加入到谈话中来。

“吴女士打电话告诉我，她的初步数据表明了一个惊人的效应！”他兴奋地说。

无论如何，李政道的确是向他的物理同行分享学术信息。可第二天，也即1月5日杨振宁向奥本海默发电报告知信息，也是一样向同行分享信息。奥本海默当时不仅是当时杨振宁所在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所长，而且奥本海默还直接参与了有关宇称是否守恒的讨论，这里不需要用更多的证据佐证，只需要提到在李、杨获得诺奖的那篇论文中，奥本海默是五位被致谢人之一，同样“同作者进行了有兴趣的讨论并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可见，杨振宁致电奥本海默，自然或者说更是小同行的分享信息了。

可能引发王女士有些愤怒的原因也许是江的一句话：但是，年轻的李政道显然不以为意…………。

比较而言，杨建邺的《杨振宁传》（注意是2011年增订版，P203）处理得更妥当：但杨振宁和李政道显然觉得吴健雄过分谨慎…………。

其实当时，也即1956年圣诞节前后，有关吴实验的坊间新闻已经很多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主动与小同行分享（吴的）消息，绝谈不上什么透露消息。再看看杨、李各自的描述。

杨在前述《后记》一文：

圣诞节前后，她（吴）终于说，他们正在得到一种不对称性，表明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不过她说这只是很初步的结果，告诫我们不要声张出去（引者按：再次印证了前述江的理解无误）。我们并没有声张，但流言毕竟传开了，我们接到数目多得惊人的电话，有的是探听消息，有的则说可以提供消息。

李在《吴健雄与宇称不守恒实验》一文谈到：

到圣诞节末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跟理论完全符合，按说应该可以发表了。

综上，杨振宁、李政道在1月4-5日与同行分享完全合情合理，属科学共同体的一种学术交流行文，与吴健雄的叮嘱或意愿并无相违。

3、吴健雄何时成为（正）教授

王文提到：我第一次读到盖尔曼的这一言论，是1998年读江才健著《吴健雄传》，当时好奇：1959年时，年仅30岁的盖尔曼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年轻教授，47岁的吴健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资深正教授，他怎么可以“要求吴健雄检验他们的理论”？

这里不谈王文澄清的事实，而谈她当时感觉好奇的“错觉”，这就涉及到吴健雄成为正教授的时间问题。

盖尔曼早年在芝加哥大学任副教授，1956年成为加州理工的正教授。

而吴健雄在1956年，按照李政道的说法，还是一名senior Post Doc，正是在李政道的努力下，1958年吴健雄才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正教授（见前述李文）。当然，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性别歧视造成的。总之，不存在1959年吴健雄为资深正教授之说。

4、一场“史无前例”的新闻发布会

关于是否可以定义为“史无前例”，笔者觉得这里存在语境理解（中英文语境均可能产生歧义）的问题。没什么问题，英文截图如下，读者自己体会即可。

至于江才健写道的，“国家标准局的科学家对于哥大的这些宣传活动，也感觉颇不受用。”这句并不是他的论断，因为加有一个注释，指明了是1990年3月23日他对哈德森（吴团队成员之一）的访谈记录。置于哈德森为何如此说，或者哈德森这里的“颇不受用”究竟是什么意思，仍有疑问[20日补充：江撰的吴传，描写了到吴和国家标准局之间的一些不和谐，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不过，结合王文从朱约林的论文读到的信息，在拉比只安排安伯勒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情况下，哈德森强烈要求四位都出席云云。而王文认为这是国家标准局的科学家主动积极参加发布会的表现，恐怕不妥。总之，这里王文与江各有证据支持，目前还不宜下结论。也许朱约林的论文中有更细致的分析吧。

5、吴、李、杨三者各自的贡献

有关王文提到的那个时间节点问题，以及三人的贡献问题。笔者认为，即使没有朱约林的博士论文，既有史料与研究也足以支撑和评价他们各自的贡献。大致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