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国体育领域扎根理论研究质量系统评价及其控制”一文（石岩、霍炫伊，2021）作者的另一篇文章（研究实例）（周浩、石岩，2017）。我简单分析一下，到底是不是按照斯特劳斯/科宾的方式来进行研究的？连这个方法都没有弄清楚，就开始提出“扎根理论研究质量系统评价及其控制”了，这么急于求成、急功近利！

这篇声称采用斯特劳斯/科宾的方式做的研究，问题出在哪里？

（1）“信息饱和”（p.507）：什么是“信息饱和”？与“理论性饱和”有什么区别？ 在周浩、石岩（2017）一文中，在开放性编码阶段就达到“信息饱和”了？斯特劳斯/科宾是这么解释的吗？周浩、石岩（2017）一会儿“理论饱和”，一会儿“信息饱和”，到底是什么？

（2）“选择性编码”：为什么科宾在2008一书里几乎没用这一术语？

（3）理论性采样：“通过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的方式，选择与初步构建的理论相关的材料来检验和建立更多类目” （p.507）理论性采样是这样的吗？，“寻找并摘录与球队相关的主题和讨论”（p.507），这是理论性采样吗？只要与球队相关的？

坦率地说，我既同情、又不同情周浩、石岩（2017）一文的作者。同情是因为，洋人（斯特劳斯/科宾）前前后后非常不一致。不同情是因为，既然周浩、石岩（2017）决定采用了他们的做法，那么你们就要弄清楚来龙去脉。我本人不想弄清楚，（尽管昨天我再次翻了一下他们写的三本书，就上述这几个方面做了对比/核对），是因为科宾自己已经承认了，他们的扎根于材料的构建理论之方式是从最初的扎根理论演变出去的（Corbin & Strauss, 2008, p.viii）。

我也借此机会问一下那些“三级编码”爱好者，现在还是“三级编码”吗？是“二级”还是“一级”？请再翻一下书。人云亦云， 以讹传讹。前几天@田晨说得很好，一些人的做法就是“前人怎么做你也怎么做，反正能毕业能发表就行”。“三级编码”满天飞，但是在中文世界里，几乎没有人真正按照包括“三种编码”在内的方式（即：斯特劳斯/科宾）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