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是MarcDressler的一篇文章，原名为《Applying Science Ethics to Science Journalism

》，其中谈到了科学伦理，客观性，科学和科学新闻的关系等问题，相信对于当前的科学传播和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而简单地译介过来，供各位参考。

0 Introduction

科学的道德价值就是自由民主社会的道德价值。科学的伦理不是一种职业道德，而是可以适用于各个民主社会的伦理(Cf. Polanyi (1962) p.54; Gatzemeier (1994) p.15; Muir (2008) p.40;against Lenk (1992) p.19; Bayertz (1994) p.45)。把科学伦理成功地运用于科学新闻应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个说法。科学家和记者有着共同的兴趣，共享相同的道德准则，拥有相应的道德概念。

首先阐述了科学伦理，然后同科学新闻的伦理进行比较。从这个对比中为科学知识及其在社会的应用延展出一种概念性情境。在这种情境下就可以明显地看出科学家和记者有着共同的道德目标。

1 Ethics of Science

伦理为我们区分好坏提供了一个准则。毫无疑问，好的科学就是那些根据RobertK. Merton 提出的原则而开展的科学，即普遍主义，公有主义，非谋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主义（universalism, communism, disinterestedness, and organized skepticism）。普遍主义意味着学术研究和个体的资格要独立地依据个体的特点进行评判，诸如种族，宗教，社会地位。它是和那种基于研究人员名誉地位以及过去研究成果来对新发现进行评估的特殊主义相左的。公有主义意味着所有的发现都应该公开地对外传播，以便知识能够被所有人所分享。它同科学家们保护着自己的研究成果，以便在出版、专利和应用方面获取优先权的自我主义是相反的。非谋利性则是指研究要同个人的动机区别开，他们的研究应该仅仅受到好奇心以及对全人类共同福祉的驱使。与其对立的是自私自利，科学家们为经费和个体利益而“蝇营狗苟”。有组织的怀疑主义意味着科学家们依仗于批判性的审查。与其相对的是有组织的教条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们只顾追求自己的发现，理论和创新 (Merton (1973) p.254-266; Mitroff (1974) p.587f)。

通过这些原则，我们可以界定一个好的科学家：即一个好的科学家是无私的，诚实的，独立的，合作的，利他的，精确的，批判的等等(Cf. Resnik (1998) p.55ff; Jones (2007) p.36)。

2 Ethics of Journalism

在谈到新闻的美德时，独立性应该是第一位的。独立性意味着记者对于任何信息都应该保持中立； 甚至对迄今为止可靠且可信的信息也要保持批判性。记者们对于话题和词语的选择要特别谨慎，特别是在医学报道方面；负责任的记者不应该在报道中给患者过高的期望。同时记者也是公正无私的；他们不应该对公共关系的宣传信以为真，而应该“痴迷于”公共利益。总之，和科学家一样，记者是独立的，公正的，诚实的，合作的，利他的，精确的，批判的。

有时候科学家和记者会失去客观性。这正是1989年所发生的情况。媒体大肆地渲染化学家Stanley Pons 和 Martin Fleischmann 成功地实现了冷聚变，从而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能源。所有涉事的科学家和记者都奋勇争先，以确保他们对实验结果发表意见的优先性，结果以失败告终(Cf. Resnik (1998) p.115; Collins (1999) p.79ff)。这种“一人独占”原则的采用显然没有给科学和媒体的公信力带来任何好处。而四年后，有关人类胚胎被成功克隆的消息再次占据了头版头条。这个消息来自于 American Fertility Society， 内科医生Jerry Hall和 Robert Stillmann说一个正在繁殖的受精卵分裂成了两个独立的细胞，并且再次繁殖出了新的细胞。如果考虑到这个受精卵是两个精子繁殖而成的话，这样没有根据的媒体失实的报道是可以避免的(Cf. Resnik (1998) p.8)。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出错的不是特定美德的缺乏或者道德原则的被忽略，而是客观性的缺失。被选择的电解质在室温下是不会融化的，而被克隆的不是胚胎，而是自生能力退化的一组生殖细胞。科学家们没能客观地描述这个过程，而科学记者则构建了一种与事实不相符的客观性。因而客观性是伦理的基础。如果没有客观性，无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新闻上，道德准则和美德都无从谈起。只有客观的科学家才是一个好的科学家。而一个好的科学家必然是一个客观的科学家(Cf. Ziman (2000) p.56; Jones (2007) p.37)。新闻记者也一样(Rager (1994) p.5f; Meyer (2006) p.242; Consoli (2006) p.533)。

3 Foundations of Science andSociety

客观性是基础，因为客观知识是科学家孜孜以求的，而客观知识也是塑造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所需要的。这也是为什么记者应该关注科学的一个原因。在一个拥有客观评价标准的现实社会中，对权力的公平参与、对财富的公平分配、以及教育和健康的共同标准才能得到保证。而这其中就包括科学知识。科学知识是客观的，并且是能够—因为其客观性—被证明的。像科学家一样，人们期望管理者能够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科学家必须要证明其科研结果的正当性；否则其结果就不能被看作是科学知识。管理者必须证明其所采取的措施是否会产生预期的结果，比如共同福祉。

当我们考虑为什么人们要参与科学以及为什么社会要促进科学发展的时候，社会和客观性之间的紧密关系就变得更明显了。人们不想要政治阴谋，专横统治，或者各种形式的盲从狂热。社会信任那些拥有客观性的权威；知识会超越无知。所以如果人们能利用知识来管理自己的事情，如果他们知道什么手段会导致什么结果，他们就会无情地抛弃任何一个不具备正当性的政治纲领。科学就在这里发挥了作用。科学家提供了必备知识；他们的实验基于客观性而开展的；而客观性则是科学知识的基础。通过一定的方法，科学家可以证明他们的结果是科学知识。这些方法就是从其基础中获取知识的手段，并最终成为促进社会自由，和平和公正并摆脱非理性社会的手段。

这些方法是我们通往客观性道路上的基础和根据。它们清除了任何主观性的因素：采用这些方法的任何人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无论他们的私人意图是什么。总之，这些方法是可靠的。这些方法是任何人都可以重复采用的。这些方法要求我们探索自然是什么以及自然是如何运作的。有方法在手，我们可以证实自己的的和别人的行为的正当性。我们就不用在相信权威了(Maslow (1966) p.136)。

4 The private and the publicSphere

使得权威让人反感的原因是它们具有私利的倾向性。一个社会中利害攸关的是公利(Cf. Rousseau (1964) IV p.295; Smith (1976) I, I, i p.9; Schudson(1978) p.48)。记者，至少是好的记者，代表了公利在采取行动。科学家也一样。他们应该代表公利，因为公众是科学知识的必要前提。科学知识不是私人的事情。它不应该屈尊于特定权威的命令之下，它应该证明其正当性。而且这种正当性不应该停留在权威之中；它应该位于公众之中。

对外发布科研结果的原因或者说义务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来源于社会对知识的利用。不仅是科学共同体，整个社会都关注科研的结果 (Nida-Rümelin (1996) p.794; McLaren (1999) p.101)。在这里，科学记者们负责以公众易于理解的方式传播科学研究的结果。这意味着科学新闻转移和翻译的角色是重要的，并且科学新闻有它自身的道义上的理由。 The other – even more important role – comes from the secondsource. 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来源于第二个因素，即与科学事业相伴而来的怀疑的角色。科学知识确实需要批判性审查。而这种审查可以由科学记者来完成。没有任何理由把其囿于同行科学家之间。

科学记者能够带来批判性思维，因为每个人都有思考的能力，还因为公理自在人心—只要思想的自由交流不受到任何固执己见的权威的束缚。争论和抗辩必须留给他们自己合理的进程中—这是一种话语。推理的自主性确保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利用这种推理。然而科学记者则被鼓励采用他们的推理。他们被鼓励对所用方法的恰当性、对科学结果的社会启示提供自己的观点，或者至少对科学实验是否应该在特定领域中开展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动物实验。

这些与科学相关的道德问题应该通过科学的方式解决，即在一个开放的、公众的、批判的话语中(Gatzemeier (1994) p.18)。并且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到这个话语中。正是这种民主参与才确保了长久的客观性，防止了任何固执己见的科学观念，并且防止社会中出现非理性的权威。总之，社会管理应该得到推理，而非外在的或者经济力量的支持 (Nanda (1998) p.305; Muir (2008) p.40)。越多人验证一个特定的问题，对这个话语有所贡献的人越多，促进科学伦理在社会中扩展的人越多，误导性的私利—脱离客观性—则越有可能被披露。四只眼睛总好过两只眼睛。对社会中主导了公利的私利的曝光是启蒙事业的主要任务；也是科学记者的主要任务。这是一种存在于公利中的公众决策。

5 The common Task of Scientistsand Journalists

对科学中客观性的追求，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个结果，使得明确地参与公利成为科学家和记者的道德义务。在科学家和记者们失语的地方，其他群体或者强有力的个体根据他们的私利形成了公利。结果，每个人平等的自由就难以保证了。这甚至还有可能导致科学或者媒体的依赖性，并且剥夺了社会修正失误的唯一理性手段。实际上，科学和媒体是受到经济驱动的。经济动力产生了经济行为:出版商通过减少员工或者削减新闻调查的花销而节省经费;科学家则建立起研究或者互相引用的联盟 (Cf. Galjaard (1999) p.75; Sitter-Liver (1999) p.93)。

不要忘了因为争夺奖励，任务，经费，赞助和声誉而产生的科学家和记者的私利性。然后客观性就不再是主要的培养的价值了，不再是科学研究和调查的亮点了。至少它面临着危险；社会中的大众福祉也面临着风险。这需要一种彼此的控制。科学家应该在公共话语中披露媒体的私利性，同样媒体也应该披露科学的私利性。科学家必须要研究媒体的行为举止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而记者也应该调查科学家是否遵循了客观性的标准。特别是在科学家共同体呼吁社会支持方面，记者比科学家更有资格来披露科学家的私利性。

在科学出现学术不端的时候，公众福祉受到威胁的情况就变得最明显。学术造假和对数据的误读会损害建立公共福祉的途径和手段。它破坏并贬损了科学。相应地，媒体在应对科学学术不断时的出离愤怒也十分鲜明(Woolf (1988) p.89)。比如德国德国物理学家Jan HendrikSchön自2002年以来就一直利用虚假的事实来表现其研究的诚实性的案例。科学记者都意识到了学术不端对社会的危害性后果。

一般来说，记者是对科学进行报道和评论，他们对公众公布科学时间并且对其进行批判。不可避免地记者会对事件进行选择；他们选择那些自认为具有公利的事情。这种选择先于对什么是与公众相关的事件的批判性评估。因而记者在向公众阐述这个事件是否具有公利性之前应该对这个议题进行调查。调查是科学新闻的研究方法，它隶属于科学研究方法的道德原则，即科学伦理。在科学新闻中，其话题是科学，而科学应该被调查。但是因为科学与社会的相关性—在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技术以及文化，基础设施，医疗保健，或者国防是无可置疑的—所有的话题都取决于编辑部门(Kohring (2004) p.175)。

进而科学记者不仅要熟悉社会的科学（science forsociety），还要熟悉社会中的科学（science in society）。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要掌握科学结果和所采用的方法，还要掌握它们被采用的方式。当科学家对人类进行梅毒实验的时候，对环境中的人造碘放射物进行实验的时候，对孕妇进行放射性实验的时候(Resnik (1998) p.137) ，记者必须把这些事件公诸于众，同时当研究绑架行为的科学家无法帮助那些受到黑帮绑架的受害者时，记者也应该对此公诸于众(Greitemann (2002) p.572)。人们要求科学记者把科学事件和科学结果整合起来以澄清它们同社会的关联 (Spinner (1985) p.88f; Kohring (2004) p.283)。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这不需要一种先有的公利。在媒体的帮助下，公众可以形成他们自己的利益。然后媒体开始并催化公利的出现，从而把科学研究行为现状在理性的范围内。

在一定程度上，媒体促使科学共同体遵守其自身的伦理标准。Sometimes it even contributes to the revelation of fraud有时候媒体还会披露一些学术不端行为，比如Hwang Woo Suk事件。在其他情况下，记者促使大学注意到经费赞助方在支持一种科学上的不端行为。并进而他们促使经费赞助方削减或者停止赞助 (Woolf (1988) p.88)。媒体完成了这项任务，并且应该得到强化。有些信息可能是更新的。当1972年媒体披露Tuskegee的梅毒研究已经持续了35年之多的时候，公众还被蒙在鼓里，而医学期刊则已经持续地对此进行了报道 (Resnik(1998) p.136f; Pence (2004) p.289)。

6 Ethics ofScience and Science Journalism

总而言之，科学和社会在公共福祉的名义下彼此支持。这种彼此支持的一个中介就是媒体—在两个方向上都是。媒体调停着科学中的民主，也调停着社会中的理性。因此媒体是公利的促进者和贡献者。公利则反过来塑造着社会中（包括科学和媒体）的好与坏。所以公利塑造着社会，反过来科学家，记者，公民则塑造着公利。一个方向是演绎的，另一个方向是归纳的。二者都是理性的。一个在客观的基础上演绎着公共福祉；另一个在冲突的—主观的—位置中归纳着公共福祉。这个循环就是进步的车轮。它成为了这个自由过程的缩影，而在这个过程中理性论证提供了自己的基础：客观性。

客观性基础。遵循客观性的义务使得科学家和记者超越了个人私利。客观性让他们正视公利，而公利是公共福祉的道德缩影：科学伦理和科学新闻伦理的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