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维艰写沧桑，功在千秋放光芒

——读《百年地学路 几代开山人：中国地学先驱者之精神及贡献》之感 

■ 陈仁全 

（一）赠礼之重，感悟颇多

2015年6月初，科学网博友刘强老师给晚辈留言问询地址，以便寄赠新作（简明介绍）。看到留言，受宠若惊，我与刘老师并不相识，但留言称我为师甚为客气，我研究生毕业后便离开了地质战线，并未为师，称小陈足以。平时会去刘强、孟津等老师博客上闲读一些博文，偶尔对中国地质早期科学史相关的文章请教学习，算作自己对地质科学的一点眷念吧，总忘不掉曾经那些在图书馆或是电子文档里未能读完的故事。2015年6月底，收到了该书，手捧其著视如珍宝，不舍放下，工作之余还在惦念那些真诚泪洒的文字。接着连读了几个晚上，有时候困乏全无，有新的发现，有时候回想过去，有新的认识，有时候也几近潸然泪下，感慨万分，索性笔拙弄斧，写一点感受。

                  图1 刘强老师赠送的书籍                                    图2 刘强老师的亲笔签名

首先，感谢刘强老师的辛勤和执着，刘老师虽为刘东生先生之子，但对地（质）学科学史资料有所意识的加以收集和分享，得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曾经发生的故事和客观的事实，让晚辈很是感动和钦佩。晚辈曾与第四纪刘东生先生之门擦肩而过，最后遗憾落难告别京城，而今天在异地看到这些珍贵的文字，仿佛又让我回到大学可以如痴如醉探索科学史海。其次，感谢刘老师所组织的那些优秀卓越的中国地质开山人的后代们，各位长辈有的流露真诚怀念父母，有的回忆创业之艰难，有的写下事实不禁让人感慨，也有一些珍贵的文字让我们加以反思过去。

（二）若干笔误，有待核改

这本书很是厚实，多达470页，并附珍贵图片单页若干。写作体例为多人各编，也有摘编，一人统稿，文章有长有短，风格也迥异不定，因每个人记忆和写作方式不一。有的文章为过去所作，还需尊重历史，这些都给文字校对带来很大困难。简单通读一遍，兴趣多在地质学人物部分，发现一点笔误或欠妥，可能还需刘老师查证。

例如：（1）p4.第二段“第二个阶段是1928年至1945年”，应为“……1943年”；（2）p9.倒数第二段“一手拿锥打石”中“锥”是否为“锤”；（3）p14.和p33.中对比利时的鲁汶大学分别称为“鲁凡大学”和“罗文（Louvain）大学”，是否统一下？（4）p23.第二段“湖南省人大常委第19位委员”是否要将“第”去掉？（5）p66.第二段“共有21人完成全部学业”中“21”应为“22”；（6）p398.最后一段“叶俊连说……”应为“叶连俊”。因为起初拿到书将之前未曾了解的部分快速浏览过，而后才精读了前面一部分，所以暂只提出以上几点建议，还有待刘强老师核实。

（三）奠基之人，争论风云

黄汲清先生（1982,1987）曾较为详细论述了中国早期地质科学的发展历程，对于时间上的第一他列举了很多具体人物，而在谁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的问题上未能指出，这也是深入了解这段历史后很多人在回避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谁是奠基人，谁是唯一的奠基人，其实在于那个特定的时代，应该说不止一位中国地质科学家在有意和无意中创造了开端。在于奠基人一词的通常含义上，是指某一行业或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行者，应该说未曾经历那个年代，不曾充分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很难准确断定谁到底是奠基人。

而在中小学时代，我们普遍接受的教育大概是李四光先生是中国地质的开创者、奠基人，是他研究了第四纪冰川，是他创造了地质力学发现了大庆油田，是他当了新中国地质行业的领导人。后来我在研究生学习弹塑性力学课程时，还特意在图书馆借了李四光先生的著作，以山字形构造的弹性力学求解为主题写了课程论文。而在稍稍熟悉的基础上，我们便会问到底谁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是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还是新中国受到国家领导人“钟爱”的李四光？在后文第（五）节可看到这四位的简单履历，从就学时间上相差无几，而在具体先后上却有一些难解之分，继而近几年的文献几乎都用了“奠基人之一”的叫法，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切而合适的。在通读了刘强老师的书之后，便可知道其中的答案，在该书序言中徐冠华院士便有清楚的提及——三个人等，翟裕生院士的序言却有一点不同——四个人，相信每一位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便会有自己的认识。章鸿钊先生本人（1937）也曾解答过中国地质科学的初创历程，读过之后也会有所了解。

（四）发现油田，为谁功劳

在黄汲清先生之子黄浩生的回忆中，没有回避而坦然提到1977年和1978年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关于大庆油田的不实报道的问题，并给出了史料的准确出处（《黄汲清年谱》p131.）。具体讲这件事情就是李四光与黄汲清先生关于大庆油田发现者之争， 1982年，国家授予大庆油田的奖励名单中列出了地质、石油及中国科学院三个部门共23位科技专家，排在前三位的是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赵文津院士（2013）在科学网博客里多篇关于这个事情的回溯，作为经历过那个时代，又比较了解那段历史为数不多的博友之一，那些博文很有参考价值。

同样，对于北京猿人的发现者历史上也有过很大争议，记得我中学时代的教科书更多提到的是贾兰坡先生，甚至后来有一次周口店实习，进去第一个便找贾兰坡先生的雕像，而后才去看杨钟健先生和裴文中先生等人。现在回头再看，可能历史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裴文中先生之子裴申，最后指出历史报道几经转载，与事实有些出入（p121.）。而在最近的贾兰坡先生个人网络履历，也可以清楚看到贾先生最早是作为练习生，继裴文中1929年发现第一个头盖骨之后，在1936年11月连续发现三具“北京人”头盖骨，震惊了国际学术界。故而，裴申的文章中有所特别指出。

在我们的科学文化氛围里，如何客观还原发现的事实，或者说谁是奠定者，一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不论是谁是大庆油田的头号功臣，还是医学和生物界的胰岛素、青蒿素等，我们都难以精确认定谁是奠定者。在这里，晚辈也不可根据零散文字而断定谁一谁二，但我想科学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思想和理论开创往往会是最重要的奠定，当然没有过科学发现的我不知道这样阐述合适不。 

（五）民国俊才，聚似团火

江浙自古出才子佳人，“江浙出才子”的说法大概是从明清开始，那时江浙地区科举盛行，入科中举者最多。在鸦片战争后，江浙一带由于靠海沿江有运河，经济发达，教育盛行。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和两弹元勋中，数江浙籍科学家最多。而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地质开创历程中，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开山之辈的地质学家同样也是江浙籍最多。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在地质研究所那一批求学先辈的籍贯却又不同分布，河北籍最多，可以参考胡伯素（1931）之文。中国早期地质奠基人——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都是来自江浙，当然更早的还有文学界的鲁迅（周树人）先生，早年也曾有过地质专业的学习与论文创作，大家都知道他出生于浙江绍兴，求学于江苏南京。

除去地域特点之外，还有学习生涯的特点。1937年之前毕业，参与到创建中国地质科学历史进程中的，绝大多数都曾留学海外，几乎均是世界顶级大学，甚至今日依然为众人所趋往。在王鸿祯先生（1987）一书中，我们可以完整看到1937年之前整个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全部学生名单，也有历史上著名的“地质十八罗汉”（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有的是一个班院士大师云集，有的是江浙学子半壁江山，更加详细的地质调查所人名录可以参见张九辰（2005）所著附录的约310人名单。而又在看到本书地质先辈后代们的回忆，我们不禁感慨，再贫穷的生活、再困难的条件，中国辽阔之万里路，也无法阻挡先辈相聚一起，求索科学与真理。

表1      书中所提及部分地质学家的简明履历

（六）外籍教授，众人拾柴

早年加入中国地质科学开创阵营的，有葛利普（A. W. Grabau，德裔美籍，1870~1946）、安特生（J. G. Andersson，瑞典，1874~1960）、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法籍，1881~1955）、梭尔格（F. Solgar，德籍，）、步达生（Davidson Black，加拿大，1884~1934）、叶柯尔（O. Jackel，德籍）、米士（P. H. Misch，德籍，1909~1987）、哈安姆（A.Heim，瑞士，1849~1937）、巴博尔（G. Barbour，美籍）、那林（E.Norin，瑞典）、步林（B. Bohlin，瑞典，1898~1951）、亚当士（G. A. Adams）、丹斯基（Otto Zdansky，奥地利，1898~？）等。梭尔格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本土地质学家——北大地质系的王烈、裘杰、邬有能等人（1913年毕业）。葛利普至死不离不弃北大地质系，26年的奉献孜孜不倦，并捐赠了自己的私人图书馆，最后长眠中国。米士博学多才，兴趣诸多，对岩石学的深刻讲解，让西南联大时期的地质人记忆深刻，终生受益。这两位在书中和论文中多有所见，而刘东生先生（2003）曾对德日进有过细致描述其一生。

图3    葛利普墓文（引自江苏地调院副院长詹庚申博文）

有的人受到中国学者如丁文江等人盛情邀请，为了纯真的科学追求，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有的扎根于此，有的长眠于此。还有很多外籍学者，可能有的今天都难以查证他们的履历，但在开创中国地质科学上他们极大帮助了中国学者。譬如京师大学堂地质门早年就有7名外籍教员，1名本国学者。遗憾的是，今天的我们对他们很多人不甚了解，仅仅有幸瞻仰过葛利普等人的墓而已，而对于他们的教学方法、科学写作、历史影响等却知之甚少。看到书中佟城先生之女佟延燕博士与刘东生先生之子刘强老师关于葛利普、米士的文章，又让我们看到这些外籍科学友人他们的晚辈对于他们在今天的看法，科学无国界、助人为乐的崇高信念，一代又一代在传承。 

（七）名人轶事，谈笑而过

李四光与孙中山：1904年5月，李四光官费赴日本留学读大阪高工船用机关科，1910年毕业，期间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并获孙中山赞誉，送其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4月2日，李四光参加孙中山的祭奠活动后，到中央公园社稷坛（今中山堂）为孙中山抬棺送灵。目睹这一历史性场面的袁复礼说：“李四光在这些抬棺者之中，是左前方的第一位。”这段故事，在书中并未提及，在此略微补充。

李四光与鲁迅：比较有意思的是，新中国最为忙碌的地质领导人李四光先生从日归国初期，与鲁迅、蔡元培、徐志摩等人，包括同样为中国早期地质的奠基人章鸿钊、谢家荣存在过一些争论和误会。比较有名的便是鲁迅与李四光在1925~1926年的笔墨辩论，相对那时归国在文学界更加有名的鲁迅，李四光先生当时占了辩论下风，不过因为李四光先生的淡然，最后也就结束了辩论。两人曾都留学日本，而且仅相隔两年之余，均受革命思想影响，又曾同为北大、北师大（女师）教员，但这段插曲却并无可多言，仅仅是人情误会罢了。

李四光与谢家荣：本不想穿插这段并无可考证的传闻，但最近有人在网上宣扬说“李四光与谢家荣同为地质学家，1955年均列学部委员。1957年，李四光执掌地质部，谢家荣父子却走向了反面，双双成为右派，而1958年，李四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有甚者造闻侮辱二位先辈。无可否认，谢家荣先生作为大庆油田发现的最重要三人之一，在1952年和1966年先后遭受调查，最后在文革中最早憾然离世，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杨钟健和毛泽东：杨钟健先生早年因新思潮思想影响，1920年经邓中夏介绍加入了李大钊与王光祈于1919年创立的“少年中国学会”，这是在五·四时期青年社团中，会员最多、历史最长、影响深远的学会。1921年杨钟健先生担任执行部主任，便联系还在湖南的毛泽东补填入会志愿书。而在1918年左右，毛泽东曾在北京大学工作，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这段时间之后，或许两人有过相识。但能获得考证似乎不多，而在书中我们却可以清晰看到1921年毛泽东给杨钟健先生的回信。

韩德馨家族：书中刘强老师对谢家荣与谢学锦父子兵有过详细论述，还有翁文灏与翁文波为堂兄弟关系，像这样的科学家家族还有一些，但在地学界并不太多，几代人步履蹒跚，坚持不懈的钻研地质学要具有相当的魄力和魅力。还需我啰嗦几句，补充一个例子，就是韩德馨院士的家族，我还是前几年听一个朋友讲到才恍然惊奇。韩德馨先生家有三姐弟，在其家乡江苏如皋市称为“韩氏三杰”——哥哥韩德培、姐姐韩秀英。韩德培（1911~2009）曾为哈佛三剑客，中国法学泰斗，武汉大学法学一代宗师；韩德馨（1918~2009）与刘东生、陈梦熊先生同窗，留学归国参与创建北京矿业学院煤田地质系，是新中国煤田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韩秀英（1906~）为江苏如皋市知名长寿老人，新中国后三人分居武汉、北京、如皋三地。韩德培的长子韩铁（1947~），二次留学归国后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美国史研究专家。书中韩德馨先生之子韩震并未写下这一段传奇家世，“韩氏三杰”年均百岁，为科学界少有。还有，韩德培与韩德馨先生，均为民国著名大学毕业，都曾留学美国，似乎这段家族轶事鲜有记载。当我在2009年10月某日，面对韩德馨先生遗像，代一位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留学朋友（曾新闻采访过韩德馨先生）念到“同为一城，缅怀永远”，我想一个平凡之外彰显传奇的家庭，其努力工作和乐观生活的信念，让其坦荡走过百年人生路。

中国早期地质科学开创历程中，有许许多多奇闻轶事，也会有很多熟人私交，而在经过一个特别的时期后，有很多经历者却缄口不敢言，平淡平凡之中默默坚守难言之隐，缓缓走过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随着信息的发达，我们可以发现针对地质学家而撰写了学位论文的（硕士、博士论文），李四光最多，丁文江其次，还有翁文灏等，其他科学家似乎还不太多、完整和客观。在本书中，大抵只能看到经历者或他们的后代的回忆，有的言真意切，有的感叹万分，有的还原历史，看到这些感觉弥足珍贵，仿佛自己正在经历。

（八）开山之业，百花争妍

在丁、翁、章之前，虽有前后清廷北洋数十出外学矿业地质人，但最后工作跟矿业地质沾边的就只有邝荣光、王庞佑等两三个人了，包括鲁迅大概也算（本人有一篇博文有过阐述）。而中国高等地质教育真正的开始可能还是1909年京师大学堂开办了地质学门，却只有三名学生入校，分别是王烈、邬友能和裘杰三人，还都是浙江人，其中王烈中途留德回国后来当过北大地质系主任，接着1913年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开班招生，便才有了后来著名的“中国地质科学十八罗汉”。

在1916年毕业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学生中，顺利拿到了毕业证的赵志新、谢家荣、朱庭祜、谭锡畴、李　捷、陈树屏、张　慧、祁锡祉、杨培纶、徐韦曼、徐渊摩、刘季辰、卢祖荫、李学清、周赞衡、仝步瀛号称“中国地质科学十八罗汉”，而没有拿到毕业证书的4人是：刘世才、马秉铎、赵汝钧、唐在勤。在潜龙在渊0310的新浪博客里，对“中国地质科学十八罗汉”部分人简单介绍。

1922 年2月3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由章鸿钊、翁文灏、王烈、丁文江、李四光、葛利普（A.W.Grabau，美国）、王竹泉、王绍文、王宠佑、仝步瀛、朱庭祜、朱焕文、李捷、李学清、周赞衡、孙云铸、谭锡畴、袁复礼、叶良辅、董常、赵汝钧、卢祖荫、谢家荣、钱声骏、安特生（J.G.Anderson，瑞典）、麦纳尔（L.Miner，女，美国）等26位学者为发起人，章鸿钊为首任会长，谢家荣为首任秘书长。

1950年4月6日，李四光和夫人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胜利地回到了新中国。5月6日，李四光和夫人抵达北京，住进北京饭店。第二天，周恩来即到住地看望他，同他谈了形势、地质工作和地质队伍的组建等问题。李四光亲自草拟了一封关于如何组织全国地质工作的征求意见信，向当时留在中国大陆的299名地质工作人员发出了信件，信于5月中旬发出，到六七月份，陆续征得295对于改进地质工作的意见。经李四光综合考虑，并同有关方面协商，提出了成立一会（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一局（矿产地质勘探局）、二所（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和地质研究所）的方案意见，很快得到政务院的通过和任命。

在从事中国早期地质高等教育的院校，并不是很多，而集中在国立大学和行业私立院校，例如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北洋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大学、山东大学、焦作矿院（福中路矿学堂）、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等。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专业兴趣浓厚，学科知识宽阔，譬如丁文江文集所体现的，李四光最早学机械的，后来二次留学发挥力学特长，创造性发展出地质力学，鲁迅最早学地质，而后该学医学，最后归国以笔杆子为枪杆子等。还有，刘东生、陈梦熊、韩德馨等先生，早年曾为同窗，而后却各自业精于专，成为各自工作领域内的开创者。还有比较有意思的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叶企孙先生，曾与谢家荣和朱庭祜为中学同学，后来也对地质学产生过兴趣。

（九）历史之痛，斯人长辞

但凡是经历了“反右倾”和“文革”两个时期的，写出来的文字都读着非常悲痛，有知识分子的屈辱感，有时候还夹杂着愤慨，看到老一辈开山祖师爷们豁达乐观的人生观，又感到一点欣慰。看到怀念黄汲清院士那篇文章，其子黄浩生写的起初是愤慨，而后写到黄汲清先生去改造，与大9岁的孙云铸先生成了“猪班”的同学，便是阵阵心酸，读到最后难掩之泪。还有李春昱先生之女李勤媛写到“父母学会了放羊、担水、锄地”，崔可信先生之女崔龄燕写到父亲的豁达开朗，“科学家养猪也算不了什么”，铀矿地质创建人黄劭显之女黄祖英回忆父亲，“我父亲“升职”了，由“猪倌”升为“伙夫”，陈梦熊先生之子陈泽行写到“父亲……用18磅大锤把冻起来的粪便砸断，再用小推车运走”……读完这些回忆，有时欲笑不能，无言以对；有时欲哭无泪，潸然感叹。

这些先辈还能靠着自己继续奉献的信念挺过了这一段难以启齿的岁月，但还有一些却因为精神打击过大，含冤猝然离开了我们。譬如，谢家荣（1898~1966）、李璞（1911~1968）、司幼东（1920~1968）均未能度过那段黑暗的岁月，不堪屈辱，含冤而去。还有翁文灏的儿子翁心源，著名的石油工程师，也在1970年惨遭迫害而逝。遭受批斗的连外籍专家也未能幸免，直到文革后，安特生（J. G. Andersson）“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帮凶”的身份逐渐被“拨乱反正”了。我未能经历过那个时期，但从这些回忆的片语中体会到，老一辈地质人忍辱负重、坚守信念，在山水之间肩负使命，努力攀登高峰寻找真理。当然，回忆带给我们的不单单是愤慨，也不仅仅是责难，而是铭记历史、反思过去、三省吾身，最终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集中优势奋发向前，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十）掩卷沉思，再叙后记

中国早期地质科学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既吸收了大量的欧美日的先进思想和概念，又在本土广袤的土地上有许多划时代的发现。开山地质学家们在那个交通不便、物资匮乏、政治不稳的条件下，依然跋山涉水，东到江浙沿海，西至西藏甘肃一带。早在1927年裴文中先生就提到地质专业不好找工作（参见p115.），没有太多薪水，甚至不能录用为正式工作人员，还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如赵亚曾、谢家荣等，但是他们依然不舍对地质学的这份热爱和追求。同时，又看到丁文江、翁文灏、葛利普对早年期刊的国际学术水准要求，包括地质调查报告标准的图示和化石名称，体现了那个年代的高水准、严要求、细分类的优良工作作风。

在这一代开山者慢慢离开后，他们的子女或后代不忘对他们的怀念，也不忘用心收集那些珍贵的科学史料。特别看到，刘东生先生之子刘强老师、佟城先生之女佟延燕博士等人对父辈及其师者和同事的资料，还有的譬如谢家荣先生之子谢学锦先生，继承父辈继续奉献地质事业等，都让人非常感动，对地质的爱是多么的深沉。而在孟津老师写到的后记中，清楚的看到外籍人士（如Grace Yen Shen、Yang Tsui-hua、Charlotte Furth等）更为用心的在做这份工作，平时在学校由于课程设置原因，我们只能偶尔听到一些故事。1952年的院校调整，更是极大改变了早期地质学科的布局，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地质学史的探寻之路，可以说科学家人物的史料收集成为了研究中国地质学史的关键。

大概在六七年前看到谢家荣文集和一次上课老师提到鲁迅是学地质之后，加之本科毕业论文曾去地质资料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查阅研究区最早的一篇文献，是叶良辅与刘季辰先生于1916年在地质专报所发表的，当时得允于工作人员复印一份珍藏起来了（下图）。从那以后自己便利用学习和工作之余，偶尔阅读资料渐渐了解了一些1949年之前的中国地质科学人物。但很遗憾由于穿插人物众多，学校分布、工作经历变化错杂，自己脑海里最终难以搭建一个完整的框架，纯粹通过文字来讲清楚可能需要很厚很厚的一本书甚至几册几十册才能完成，总感觉缺少一副清晰的人物关系和特征网络图。我想今后还有机会，有人能做出一副清晰完整的网络图，它包含了人物、年龄、籍贯、学校、专业、单位、业务和关系，让一个对中国科学想有深刻认识的人能轻松把握历史的格局。

           图4 叶良辅与刘季辰先生的调查报告（1916）       图5 叶良辅与刘季辰先生的地质图（1916）

斯人已逝，流水汤汤。开山者们遇到的困难，今天我们只能想象那个苦了，而后来有很多人经历的那一次政治运动，更是给心灵和精神带来巨大的创伤。今天，经济、交通、物资保障都好了很多，相比之下看到我们的论文、报告、图册却令人有所惭愧和反思。热爱它，就好好传承它，坚持不懈！

最后要说明的是，因为时间和精力原因，又想尽快给刘强老师“回赠”，索性速想速写，未能和以往一样，求真务实将参考文献一一注明，这是非常缺憾的。所以，请各位读者暂且不要转载它处，以免究其文责难逃“责骂”。当然因仓促收笔，故而会存在一些错误，也望各位不吝指出。

 2015年7月5日晚11点35分完稿，于东7陋室  

补充阅读：

【1】王鸿祯. 《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书】，1987，北京大学出版社

【2】张九辰. 《地质学与民国社会》【书】，2005，山东教育出版社

【3】叶良辅, 章鸿钊. 《中国地质学史二种》【书】，2011，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4】翁文灏. 《锥指集》【书】,1930，地质图书馆（？）

【5】程裕淇，陈梦熊. 《前地质调查研究所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书】, 1996, 地质出版社

【6】孟 津. “笔墨春秋今淡看，高山仰止写沧桑”【网】，2015，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699&do=blog&id=864268&cid=3859485

【7】谢侯之.“散去了那片云烟”【网】，201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d948bc0102vx1e.html 

【8】潜龙在渊0310. “潜龙在渊0310的新浪博客”【网】，2008，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65986983_0_1.html

【9】樊洪业. “李四光与地质学界的历史纠结”【网】，2014，光明日报.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1040

【10】第40届国际地质科学史学术研讨会（2015年6月24-27日）所展示的部分成果的题目【网】（注：7.从中外学术交流看中国变质地质学的进展，作者之一的桑隆康老师于今年6月初去世，经典教材《岩石学》的主编）

http://www.inhigeo2015.com/dct/page/65580

修改记录：

2015/07/06中午，“该学”应为“改学”；因本人笔误，韩玉芬老师建议，将“张久辰”改为“张九辰”；

2015/07/06晚上，应刘强老师考证并建议，将“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改为“苏黎世大学”，并加为“注1”；

2015/07/07晚上，应网友chum818留言，将（二）原第6个错误删去；将姜达权先生籍贯改为“江西鄱阳”，并增加阅读三种，特别感谢！

2015/07/08晚上，应刘强老师建议，将黄汲清先生的最终学历毕业学校改为瑞士浓霞台大学大学，今地名叫“纳沙泰尔”Neuchatel；

2015/07/10晚上，自己核对资料，发现文中所写的叶良辅与刘季辰先生的报告和地质图年代有误，将“1909年”改为“19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