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告别《现代中国》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3年9月15日发布

客观地说陈平原先生并非体制外的学者，他主持的《现代中国》经历了十二年的苦熬终于不得不告别，问题不在《现代中国》的学术质量,而在于现行的学术量化体制不认可这种一书代刊的形式,如果认可这种方式将会重组学术期刊的利益链，从而一大批知名学校完全可以通过出版这种以书代刊的形式来打破现行三级刊物的垄断权。所以，实际上这也涉及垄断和反垄断之争。

笔者在1985-1990年间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史学选译》共17期，后来停刊和经费及学术成果的认定不无关系。北师大历史系也出版过两期《史学论衡》，后来停刊更和以书代刊的文章不算成果有关。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陈平原教授写道:先是明令取缔民间学刊，后略为放松，允许其存在，但通过建立国家审定的核心期刊、评价标准、奖励机制等，迅速压缩民间学术的生存空间。各大学普遍规定，教师在A类刊物、B类刊物、C类刊物发表论文，有真金白银的犒赏。而所谓ABC类刊物，前提是有刊号;换句话说，“以书代刊”者全部出局。作为大学教师，你可以继续在民间学刊上发论文，但在官方制定的评价体系中，这不算业绩，纯属“业余爱好”。考虑到奖金十分优厚，除了极少数“冥顽不化”者还在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高校的绝大部分教师，不管是否情愿，全都只能“入吾彀中矣” 。

学术成果的界定,不问学术本身，而只看是否和乎刊物发表的级别，这不是本末倒置的典型的形式主义一套么,既然这样,时下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是不是该大张旗鼓地反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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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现代中国》

陈平原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9月11日   13 版）

   这是最后一次为《现代中国》撰写“编后”了，敲下标题，黯然神伤。

   从第一辑起，每辑学刊编完，我都会写几句“闲话”，或扣紧专题谈文章，或因地制宜发感慨，或旗帜鲜明表立场。为撰此文，重读前十四辑“编后”，感叹世道沧桑，确实到了“归去来兮”的时候。

   记得第一辑学刊编定，是在2001年初，至今差不多十二年。照中国人的说法，十二年为一纪;此时此刻，未能更上一层楼，反而准备关门大吉，实在愧对可能存在的“热心读者”。

   《现代中国》第一辑“编后”曾以《有情怀的专业研究》为题，发表在2001年5月30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其中提到随着专业化思想的深入人心，治学者必须接受系统训练并遵守学术规则，已经成为共识，并逐渐得到落实。我担心的是，“专业主义”一旦成为塑造我们思想行为的主要力量，会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奇思妙想”造成极大的压抑。既投身“专业化”大潮，又对所谓的“正统派”之得失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以为是必要的。具体说来，就是希望用“情怀”来补“规则”的缺失。

   第二年三月，在题为《关注“现代中国”》的专访中，我重申此立场，解释为何要从《学人》之提倡“学术规范”，转为《现代中国》之讲求“有情怀的专业研究”:“在我看来，规则是一个入门的东西，不可不谈，但也不可过分倚重。对于学者来说，除了规则，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东西。比如做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人，总是在学术之外，对当下有所关心。对于他们来说，成为一个合格的‘专家’，便不是最高境界。”(杨早:《关注“现代中国”———就<现代中国>的出刊访陈平原先生》，《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0日)

   刚进入新世纪时，似乎有点新气象;可很快地，各种压力接踵而至，我辈的“雄心壮志”遂逐渐消磨于无形。我说的不是政治上的“禁区”，而是体制化的“规训”。先是明令取缔民间学刊，后略为放松，允许其存在，但通过建立国家审定的核心期刊、评价标准、奖励机制等，迅速压缩民间学术的生存空间。各大学普遍规定，教师在A类刊物、B类刊物、C类刊物发表论文，有真金白银的犒赏。而所谓ABC类刊物，前提是有刊号;换句话说，“以书代刊”者全部出局。作为大学教师，你可以继续在民间学刊上发论文，但在官方制定的评价体系中，这不算业绩，纯属“业余爱好”。考虑到奖金十分优厚，除了极少数“冥顽不化”者还在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高校的绝大部分教师，不管是否情愿，全都只能“入吾彀中矣” 。

   在《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读书》2012年2期)中，我曾提及“引领或制约一个时代学术风尚及士林气象的，到底是官府还是民间”:“以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学界为例，八十年代民间学术唱主角，政府不太介入;九十年代各做各的，车走车路，马走马道;进入新世纪，政府加大了对学界的管控及支持力度，民间学术全线溃散。随着教育行政化、学术数字化，整个评价体系基本上被政府垄断。我的判断是，下一个三十年，还会有博学深思、特立独行的人文学者，但其生存处境将相当艰难。”若是著名学者，还勉强可以“特立独行”;但如果是青年教师，想凭个人兴趣读书写作，那纯属“自我放逐”。

   面对此无力阻挡的“大趋势”，作为《现代中国》的主编，我内心十分纠结———邀请著名学者“友情出演”，一两次可以，多了是不行的;若是青年教师，为了人家的前程，好文章必须鼓励其投给“一流刊物”。这样算下来，要想办好《现代中国》，不说“绝无可能”，也是机会甚微了。当然，每期《现代中国》上都有好文章，但组稿周期的拉长，已经说明了其间的窘境。

   今年四月，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将《现代中国》列为CSSCI集刊，也就是说，各高校教师在上面发文章，勉强可以“算分”了。朋友们勉励我继续努力，以“修成正果”;犹豫了好一阵子，最终还是决定放弃。原因是，一旦进入这套“游戏”，为了适应“规则”，必定变得亦步亦趋，患得患失，很难再有独立寒秋、挥洒才情的勇气。说实话，这套以制定计划、申请课题、编列预算、花钱报账为基本程序的“学问”，非我所长，也非我所愿。因此，征求了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诸位同人的意见后，决定暂时停刊。

   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除了主办学术会议、组织合作研究、出版大型丛书，2001年春开始编辑《现代中国》集刊。我曾如此“自我吹嘘”:《现代中国》是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刊物，同时又有强烈的文化关怀。谈论“二十世纪中国”，既可能是一个综合性质的、跨越不同学科的课题，也可能是一种延续着传统而又关注着当下的眼光。这就决定了其既是历史命题，也有明显的问题意识。本学刊探讨的对象涵盖晚清以降中国的文学、教育、思想、学术、艺术等各个层面，每辑35万字左右，原定半年出刊，实际上略有耽搁。学刊编委包括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谢冕、孙玉石、钱理群、洪子诚、温儒敏、陈平原，哲学系教授王守常、胡军，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艺术系教授朱青生等。作为主编，我的工作得到了王风、吴晓东、陈泳超、贺桂梅等四位编辑的积极协助。这四位“编辑”，当初因是年轻教师，未进入“编委”行列;如今他们也都成了独当一面的“大将”了。

   或许有一天，情势好转，我又重作冯妇;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年轻一代像我当年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在夹缝中努力寻找一线生机，让《现代中国》东山再起———我真心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编委会，向湖北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致谢。前五辑学刊的印刷及稿费，由湖北教育出版社独力承担;后十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虽略有补贴，但相对于迅速上涨的成本，出版社明显是亏本了。在这种状态下，北大出版社领导及责任编辑艾英女士，能坚守诺言，继续刊出，令人感动。

   值此暂时停刊之际，特向曾热心支持本学刊的诸多作者及读者，还有出版界、新闻界的旧雨新知，表示衷心的感谢。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3-09/11/nw.D110000zhdsb_20130911_1-13.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