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谦、沈永兴、谢 泳、徐国琦、王 希、满运龙、陈 勇、李洪山： 贺刘绪贻百岁华诞(二)

黄安年辑 曹德谦、沈永兴、谢 泳、徐国琦、王 希、满运龙、陈 勇、李洪山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3月13日发布

今年5月13日,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美国史学家、社会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先生的白寿之喜。

武汉大学将在这一天为刘绪贻先生举行隆重的百岁华诞庆典和刘绪贻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这里集缉了曹德谦、沈永兴、谢 泳、徐国琦、王 希、满运龙、陈 勇、李洪山8位先生的纪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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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谦：向刘绪贻老先生致敬[祝贺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系列（之三）]
时间:2012年1月10日 作者：曹德谦 来源:《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论文集》
最近一个时期,大陆学术界出现了老当益壮频频出击的两位老师,人们称之为“南刘北周”。“北周”是指106高龄的周有光先生,“南刘”则是今年将进入百岁的刘绪贻先生。他们本来已经著作等身,据传中央编译社今年即将出版周先生新的文集,而刘先生也将快马加鞭地筹划他的口述自传的下集。

刘先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我曾在1984年该会成都年会和2002年西安年会上结识刘老先生,并获教益。

如众周知,自从“一边倒”政策实施以来,大陆的美国史研究就进入了死胡同,美国成了代替纳粹的“世界人民的公敌”,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刘先生和杨生茂、刘祚昌老师等是首批反思者。他们为美国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今天大陆各名牌大学没有不设美国研究科者,美国研究已进入了繁荣期,也可以说已进入了正轨。老人之功不可没也。作为后进者,我们不能不向他们致以敬礼。

（这是今年九十高龄的翻译家和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曹德谦先生为其提供给本书编辑委员会正在组编的《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论文集》的文章所写的题记。在此，特别向曹先生致谢）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12年1月10日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3310&type=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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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永兴：勇于开拓 勤于求索 磊落坦诚——刘绪贻先生印象
时间:2012年5月10日 作者：沈永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编审） 来源:学术批评网

2012年元旦前夕，接友人电话，告知刘绪贻先生即将迎来100岁华诞，知我与刘绪贻先生有些交往，问我是否能写篇回忆性文章，谈谈对刘先生的印象。我不加思索，欣然从命。因为一谈到刘绪贻先生，我的脑海中就立即浮现出一位说话带有湖北口音、满面红光的平易近人的谦谦长者，一位在学术上勇于开拓、勤于求索、磊落坦诚的学者形象。

自1980年从研究室调到《世界历史》杂志社工作后，我在《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外国史知识》等刊物工作长达21年。由于工作关系，我有机会与一些著名世界史专家，如陈翰笙、周谷城、吴于廑、周一良、杨生茂、齐世荣、黄绍湘、戚国凎、端木正、郭圣铭、张芝联、刘绪贻、张继平、朱杰勤、何肇发、王绳祖、蒋孟引、王养冲、刘祚昌、丁则民、林志纯、沈练之、光仁洪等前辈学者接触交往，或采访，或求教，或求稿。刘绪贻先生正是我在1980年代初出差去武汉大学时认识的。

刘绪贻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敢于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创新，打破学术禁区。记得在1980年代初，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人心，学术界似乎也长舒一口气，迎来学术的春天。《世界历史》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把刊物办得更好更活泼，就专辟了“史家论坛”和“争鸣”栏目，鼓励世界史学者就某些热点问题展开学术争鸣。刊物就哥伦布问题、布哈林问题、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罗斯福“新政”等一系列问题，编发了若干争鸣性文章，活跃了学术气氛，收到了良好效果。而关于罗斯福“新政”的讨论，正是由刘绪贻先生首先发文的。他先是在1981年5月的《历史教学》上发表了《罗斯福“新政”对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的文章，接着又在《世界历史》1983年第2期发表了《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的论文。为引起对该文的关注，《世界历史》编辑部特意在文前加了摘要，指出本文的要点。刘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美国自罗斯福‘新政’起，就迅速地、大规模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这种转变局部改变了美国的生产关系，改善了中小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处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国的阶级矛盾，把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从绝境中挽救出来，避免了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主义。”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发表后引起不小反响。刘先生在当时敢于突破教条和框框，率先提出这样的论点，实属不易，体现了他勇于开拓的精神。此后，刘先生连续发表文章对他的观点作进一步阐述。他在《世界历史》1984年第5期上又发表了题为《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的论文。该刊在“编者按”中指出：“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和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新阶段，作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本着‘双百’方针的原则，我们也欢迎史学界其他同志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随后，在1985年第1期《世界历史》上刘先生又发表了《有关罗斯福“新政”的几个问题》的争鸣性文章，接着先后在《美国研究》《兰州学刊》《武汉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了多篇文章，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虽然受到过某些干扰和压力，但刘先生敢于坚持、鼓起理论勇气，排除“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坚信“双百”方针，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观点鲜明地亮出来，供大家讨论和争鸣，可谓难能可贵。因为那时我已从《外国史知识》调到《世界历史》工作，对争鸣和讨论的过程是了解的，也感受到了争鸣的热烈气氛。

刘先生留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对美国史研究的那种执着、勤奋和求索。他历时半个多世纪始终在这一领域孜孜以求，默默耕耘。我想，他的书房名为“求索斋”是非常合适和贴切的。从1979年刘先生受命负责武大美国史研究室，随后又出任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从离休后一直至今，刘先生一直在美国史领域上下求索，虽然年事已高，但依然干劲儿十足。他犹如苍松古柏挺立，又像一匹老骥，背负重担，坚韧不拔地行进着，“不须扬鞭自奋蹄”，就是刘先生的真实写照。刘先生坚信：“根据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研究美国史，是越来越会有市场的。”他还说：“科学地、深入地、系统地了解美国历史和现状而写的《美国史》成为迫切的需要。”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从1979年到2006年，他共发表论文76篇，主译了《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中下）、《注视未来——乔治•布什自传》，出版了《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等多部颇有影响的著作。最应该值得一提的是，刘先生为6卷本《美国通史》所付出的心血和辛劳，有目共睹。他与杨生茂先生主编的《美国通史》历时24年才完成，是鸿篇巨制，是精品力作，对美国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在我国的美国史研究领域，是刘先生首先引发了关于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的讨论，也是他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概念；也是他率先把美国史研究范围拓展至二战结束后直至20世界末。姑且不论这些论点正确与否，仅以他不断打破禁区的探索精神，就已令人十分钦佩了。

刘先生矢志不渝，执着于美国史研究。他不顾年迈，一直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辛勤耕耘。我有两次目睹和接触过刘先生十足的工作干劲。1999年，我代表编辑部参加美国史研究会在南京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令我吃惊的是，刘先生不顾年迈，以86岁高龄，长途跋涉，顺江而下，亲自与会。看到他神采奕奕、红光满面、毫无倦意，我十分高兴，赶忙上前致意和问候，并和他交谈，他关心地询问编辑部的情况，对杂志大加鼓励并提出希望。在耄耋之年，刘先生还如此了解和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同时还很坦率地提出意见。刘先生的一席话让我十分感动。又有一次，大约是在2002年，我应武汉大学向荣老师的邀请到武大讲学。为让学生开阔视野，更多地了解学术动向，向荣老师每年都要邀请校外的多位老师去武大讲课。那次讲课之余，我抽空去看望了李植柟先生和刘绪贻先生。到刘先生家拜访时，刘先生正在书房工作，他的房间里满是书柜，围着墙摆了一圈，连书桌上也堆着书。令人惊异的是，刘先生90高龄，居然眼不花，耳不聋，而且在电脑前工作。他笑呵呵地告诉我，他正忙着对《美国通史》第5、第6卷统稿。他不顾高龄却仍孜孜于学术，为《美国通史》日夜辛劳，让我肃然起敬。第二天，他给系里打电话，说晚上请我在珞珈山一家餐厅吃饭，还说请系里同志不必陪同，好单独跟我聊得随便些。刘先生这样德高望重的前辈，要招待我这样的后生晚辈，我觉得不妥。但盛情难却，只好从命。刘先生早就嘱咐他的儿媳在餐厅订好包间，只请了一位青年老师作陪，他从自己家里健步走到餐厅。记得席上有梅菜扣肉这道菜，刘先生还吃了两块，吃得津津有味。看到老先生身体如此健康、精神矍铄，我觉得既高兴又感动。刘先生大我30岁，如此亲自款待，让我受宠若惊。吃饭时，谈得最多的还是他最关心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情况和六卷本《美国通史》。刘先生呕心沥血，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个课题，如今终于如愿以偿，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这些年来，无论在学科建设、学会工作，还是培养青年和学术成果等诸方面，刘先生都称得上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的开拓者和领跑者之一，这并非溢美之词，而是实至名归。

刘先生对编辑部工作的支持和他的磊落与坦诚也让我印象至深。刘先生在《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发表过20篇文章（《世界历史》11篇，《世界史研究动态》9篇）。这在老一辈专家里算是较多的。他在“如何推动世界史学科发展”和“开拓世界史研究新局面”专栏中，都坦诚提出了自己对学科建设的希望和意见。他在《著书不为稻粱谋》中写道，“人们只要刻苦认真，拒绝名利、地位、权势的诱惑，虽很困难，但大体上还是可以做到著书不为稻粱谋的。”这充分说明刘先生的淡泊，他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记得2008年，编辑部为纪念《世界历史》创刊30周年，出版一期增刊，约我写一篇回忆性稿子。我应邀写了《往事悠悠——回忆编辑部二三事》这篇文章，在谈刊物为加强学风建设所做的努力时，提到了《世界历史》1992年第2期刊登了杨玉圣老师的一篇书评《一种极堪忧虑的现象》。杨玉圣在该文中对《移民与近代美国》一书作者学风不正问题提出了批评。我在《往事悠悠》一文中回忆了此事的经过。我们那时正在抓学风建设，所以编辑部决定要刊用杨玉圣的文章。在刊出以前，编辑部早已收到多封从武汉的来信，有的信劝说我们不要发表，有的信坚决要求发表，刘先生属于后者。他在信中认为此风不可长，必须公开批评。后来杨玉圣的文章发表了，但出于治病救人，出于给被批评者改正错误的机会，我们征得杨玉圣老师的同意，没有点名批评。我在写《往事悠悠》一文时，对要不要把刘先生支持公开发表而来信一事公诸于众，有些犹豫，我就让一位编辑征求刘先生的意见，以示尊重。没想到，刘先生很快回信说，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可以公开，他没有压力，不怕得罪人。从这件小事，足以说明刘先生光明磊落，胸怀坦荡。

以上所述，就是我在与刘先生接触和交往过程中留下的三点最深的印象。由于我从事世界现代史而非美国史方面的研究，与刘先生又相隔千里之外，我不能常常就近请教。我和刘先生的私人交往不算很多，我主要是出于编辑工作的需要，和刘先生在学术上有较多交往。欣闻刘先生百岁华诞即将来临之际，我在北京遥祝刘先生健康长寿，幸福快乐！并拈一首小诗以示庆贺：

贺刘绪贻先生百岁华诞
珞珈山上不老松，
凌霜傲雪自奋勇。
著书不为稻粱谋，
只盼学科登新峰。

2012年1月2日于北京

（本书编辑委员会编：《野老丹心一放翁——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12年3月18日

谢 泳：刘绪贻先生[祝贺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系列（之一）]
时间:2012年1月6日 作者：谢泳（厦门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杨玉圣按：
2012年5月13日，将是我国社会学前辈学者、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九十九周岁生日。为此，刘门弟子韩铁教授、徐以骅教授、何宏非女士等发起组编《祝贺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论文集》。学术批评网将自即日起不定期发布“祝贺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系列”专栏文章，向德高望重的刘绪贻教授表达我们的敬意与贺忱。
这里发布的是厦门大学谢泳教授的文章《刘绪贻先生》。
2012年1月6日

刘绪贻先生现在是武汉大学的教授，著名的美国史专家。他1940年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毕业，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1947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到武汉大学任教，之后有一段时间做行政工作，1964年重回武汉大学执教，一直到今天。

我和刘绪贻先生从未见过面，我们之间的联系只是通信，我和刘先生相识还真是缘份。人海茫茫，相隔千里，刘绪贻先生已是我爷爷辈的人，他和我这个晚辈的缘份是因了《观察》这本周刊。

1996年冬天，我在上海《文汇报》的“书缘”专栏上写了一篇介绍“观察丛书”的小文章，刘绪贻先生看到后，通过《文汇报》的编辑季桂保转给我一封信，告诉了我他当年和《观察》周刊的情况，这之后我们就开始了通信联系。刘绪贻先生给《观察》写文章的时候，正在武汉大学教书，当年的武汉大学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集中地，四十年代末给《观察》写文章的少壮力量，有好几位武汉大学的教授，如李浩培、韩德培、刘涤源和刘绪贻，这些年轻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那时十分活跃，刘绪贻先生在《观察》第四卷第五卷上就发表了十一篇文章，本来“观察丛书”中已决定为刘绪贻先生出一本随笔集，可惜后来时局发生了变化，“观察丛书”也就中止了。这一两年散文随笔很热，许多老先生的文章很受欢迎，如果有人把刘绪贻先生的那些随笔重印出来，读者是会欢迎的，我读过他在《观察》上的那些文章，不但不过时，而且还很有启发意义。

今年春节前，刘绪贻先生将他近期写的几篇随笔寄给了我，这是发表在《长江日报》上的六篇系列文章，都是真对现实问题所发的感想，充分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感，由于刘绪贻先生有很深厚的学术背景，他分析起现实问题来，真是入木三分。他在《既得利益：新一轮改革的阻力》中说：“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中，总有一些人，特别是它的统治者和管理者，由于建立和维护这种社会制度及其思想基础而从其中获得‘既得利益。如果有人企图改革这种制度及其思想基础，即使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这种改变是必要的，也必然会受到这些既得利益者的抵抗。不摧垮这种抵抗，社会改革便难以取得成功，甚至无法进行。”（《长江日报》1997年10月23日7版）刘绪贻先生的这种分析，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由这个角度出发，刘绪贻先生始终认为，仅有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不够的。刘绪贻先生说过：”我是很喜欢干预社会生活的。”他的这种气质是从青年时代就培养起来的，这种知识分子的气质至今未减。

许多人感到当今知识界对社会的关心程度是青年不如中年，中年不如老年，老年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气质，在刘绪贻先生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一两年，我曾在《读书》《今日名流》等杂志上读到刘绪贻先生的文章，处处流露着对社会生活的关心和热情，他这一代知识分子今天普遍受到青年的尊敬，不是没有原因的。青年知识分子从他们身上不仅看到了学者的风范，更感受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气质。
（原载《武汉晚报》1998年3月7日第6版）

玉圣兄等编辑《祝贺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论文集》，约我著文，我一时没有新文章，将十多年前一篇旧文寻出，以祝贺刘绪贻先生百岁华诞。
“纪念论文集”是中国保留文献、承传学术的一个优秀传统。我在厦门大学中文系教《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时，曾专门讲过这种学术传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意义。我们熟悉的《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是这个学术传统中的一本经典文献，借学者诞辰之际，展示与学者相关的学术成果及相关文献，同时保留对学者学术和人格的敬意。我们今天应当自觉光大这个学术传统，它的意义将在未来得到体现。独立学者当今的社会地位已相当可怜，门生故旧一定要有这个自觉，独立的学术只能靠独立的方式完成，不然所谓薪火相传就完全是一句空话。别人不珍惜这个学术传统，我们自己珍惜！
玉圣兄近年为齐文颖先生、刘绪贻先生所做的这些事，令人肃然起敬，可贵在他有非常清醒和自觉的意识，他要借这种方式，传达对老辈学者的温情和敬意，传达对他们学术和人格的理解，我能体会到玉圣兄的一片苦心。
谢 泳
2012年1月6日于厦门
（感谢谢泳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12年1月6日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3299&type=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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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琦：名副其实的智者仁者——祝贺刘绪贻先生百岁华诞[祝贺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系列（之十五）]
时间:2012年2月9日 作者：徐国琦（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接玉圣兄函，嘱为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祝寿文集作文，理当从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南开大学求学及工作期间，曾有幸向刘教授当面请教。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在任东来兄博士论文答辩时，我受学校委托，担任其答辩委员会“秘书”一责。东来兄为国内培养的第一个美国史博士，南开校方及历史研究所对答辩一事极为重视。唯此类答辩当时尚属开风气之先之列，究竟如何运作，尚无规范可循。我们唯有“摸着石头过河”而已。好在答辩委员会重要成员之一的刘教授，从善如流，东来兄之答辩取得圆满成功。

刘绪贻教授大驾光临南开并参与东来兄论文答辩，让我得到同刘老几天朝夕相处的宝贵机会。对于我辈在八十年代在国内开始学习美国史的青年学子来说，刘绪贻先生的大名及学术文章，可谓如雷贯耳。刘先生有关罗斯福新政的系列论文，让我们读得如醉如痴，犹如拂面春风，令人耳目一新。我们中的不少人深为刘先生的大胆观念及据理而争的勇气所折服。所以，在见到刘先生之前，我已深知“其言也厉”。但在同其直接交往后，深感刘先生“望之俨然”，却“即之亦温”，实乃一忠厚长者也。犹记刘先生爱吃香蕉，业师杨生茂先生嘱我尽量给刘先生提供新鲜香蕉。在南开的几天里，刘先生每次收到我拿的几根香蕉后，总是千谢万谢一番，让我感动不已。仁者寿矣！

九十年代初我负笈西渡后，与包括刘先生在内的国内同行接触甚少，但偶尔有机会与刘先生的武大的美国史弟子青梅煮酒，“白首话玄宗”。聆听他们娓娓道来有关刘先生的奇人奇事及学术文章，确实让我一饱耳福。刘先生的这些弟子，包括何宏非、李洪山、韩铁等人，他们都有刘先生的诸多风范。宏非虽为女子，但英豪之气逼人，指点江山的豪情随时可见，明显有刘先生的豪迈之气，她在学界及商界游刃有余，想必今日不仅已“学富五车”，更是腰缠千千万万贯了。不知宏非尚记得我们当年的君子协定否（“苟富贵，当济学，设讲座”）？洪山兄如同刘先生一样，温文尔雅，治学谨严，乃谦谦君子。韩铁先生学成归国，服务于我的母校南开，惠泽国内学子，现在已是美国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刘先生的道德文章，可以通过这些刘门弟子进一步发扬光大了。刘先生在想起这些得意弟子时，一定会欣欣然也。这些昔日刘门弟子，从武汉走向世界，“仗剑走天涯”，如今济济一堂，为刘先生祝贺百岁华诞时，刘先生一定会开怀大笑，心喜“吾道不孤”矣！

玉圣等人发起编辑刘先生百岁华诞祝寿文集，小而言之，为庆祝刘先生百岁大寿及高风亮节，表彰刘先生的道德文章；大而言之，实为中国社会保留日趋稀缺的“读书种子”，帮助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美德能够薪火相传。凡我辈受惠过刘先生的读书人，凡寄望于中华民族良好未来的同仁，理应支持。可惜因时间仓促，本人无法撰写祝寿专文，只好接受玉圣兄的好意，将八十年代写的一篇旧文（《美国内战时期的英美外交研究》），权充陈年心香一束，恭祝刘先生百岁华诞。其所以选此小文，主要原因是此文乃本人舔列杨生茂先生门下时的习作，而且该文写作时间同我与刘先生在南开聚首的日子相吻合。此次收入文集，不敢藏拙，未敢作任何改动，以保留原貌。不言而喻的是，此文有我辈在八十年代在国内做学问时的种种局限及时代印记。知我罪我，当望读者诸君见谅。如能借此拙文把刘先生的思绪带回那希望与失望俱存的八十年代，并博一笑，吾愿足矣。

古人云：智者乐，仁者寿。刘先生实乃名副其实的智者仁者。

谨此再祝寿星长乐长寿，并继续为中华民族的未来献策献力！
2012年1月9日
于香江
（本文将刊布于本书编辑委员会编《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论文集》）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12年2月9日

王 希：感念刘绪贻先生的学术贡献及其奉献精神[祝贺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系列（之二十一）]
时间:2012年2月20日 作者：王希（北京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为庆祝刘绪贻先生的百岁华诞，杨玉圣教授等发起编辑学术论文集，约我写稿，我感到十分荣幸。

1999年，我回国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南京召开的年会，经李剑鸣教授介绍，与刘绪贻先生相识。虽然与刘先生只见过一面，但刘先生的名字对我来说早已是如雷贯耳，并已从李洪山教授和其他研究会的同仁那里知道了先生的传奇生涯。2009年，在研读中国美国史领域发展的史料时，我读到了先生更多的文字，对先生为中国美国史领域的创建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深为敬佩。

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是在一个政治、学术上都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整个过程历经数十年，包括刘先生在内的老一代学者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我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我还认为，他们所具备的学识、眼界、才华、想象力和执着精神，至今未被后人超越。没有他们锲而不舍的努力，便没有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今天。正因为如此，刘先生这一代人为该领域所作的一切——尤其为了提携后人而牺牲自己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尊敬。

刘先生著作等身，每每阅读，总有许多收获，即便是随感，也写得极有特色，十分耐读。我对刘先生关于已故美国黑人历史学家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的回忆尤其感兴趣。1979年，富兰克林教授以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主席的身份来华访问，刘先生在武汉大学负责接待和陪同。访问期间发生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外交”事件。根据当时的外事政策规定，外宾就餐的待遇标准要高于中方陪同人员的就餐补助标准，这种“双重标准”时常使陪同人员处于一种困境：要么自己贴钱与外宾按外宾标准共同就餐，要么按补助标准与外宾分开就餐，要么避免与外宾共同就餐，无论如何，都不能两全其美。刘先生也遇到这种情况，他选择了回避。富兰克林教授看到刘先生不能与自己一同就餐，十分不解，甚至有些生气，刘先生只能在不违反外事纪律的情况下耐心解释。我读到这篇故事时，非常感慨，甚至为之动容。我竭力想象两位中美美国史学家当时的感受。因为这桩挥之不去的记忆，我决定向文集贡献这篇与非裔美国人经历相关的文章，以表达我对刘绪贻先生和富兰克林教授的敬意。

（此系作者为其向提交本书编辑委员会编《野老丹心一放翁——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文集》的《非裔美国人与重建宪政新秩序的建立》所作的题记）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12年2月20日

满运龙：祝福刘老[祝贺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系列（之十八）]
时间:2012年2月10日 作者：满运龙（英国奥睿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来源:学术批评网
德高望重的刘绪贻先生即将迎来百岁华诞，好友杨玉圣教授盛邀笔者贡献小文一篇为贺。

我虽算是“文革”后步入美国史研究领域较早的学生之一，但发表的研究文章均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数年间，记录了当时在北大和美国求学过程中的些许体会。后来转到法律实务界，一直未得闲暇继续美国史研究，唯有心向往之。不过，这些年来，从未放弃对美国史研究的关注，对国内美国史学界取得的丰硕成果也大致有所了解，其中尤其钦佩以刘绪诒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美国史学者开山奠基、筹筑经纬、启智育人的旷世伟绩。

我与刘先生尚未有缘谋面，但几十年来无时无刻不从刘先生的美国史论著中感受到老先生活跃、独立的思想脉搏。正是这种不拘一格、博大宽宏的精神，给美国史研究界注入了宽松、自由的理论氛围，确保美国史研究沿着学术研究的轨道发展。以愚之见，这是刘先生对中国美国史研究最大的贡献。

为表示对刘先生和以刘先生为代表的美国史研究前辈的敬仰，在此贡献一篇小文——《马萨诸塞政治体制的确立（1630-1650）》，以祝贺刘先生百岁华诞。

2012年1月26日
草于北京赴旧金山美联航班机
（这是作者为其提交本书编辑委员会编《野老丹心一放翁——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论文集》的论文所作的题记）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12年2月10日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3443&type=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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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勇：祝刘先生童心永在！[祝贺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系列（之十二）]
时间:2012年2月8日 作者：陈勇（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承蒙杨玉圣教授相邀，我也为《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论文集》贡献拙文一篇。这是我莫大的荣幸。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就认识刘先生了。当时我刚刚开始在北大念研究生， 见到老师，尤其是史学界的泰斗，都有些战战兢兢。 但身为中国美国史研究开创人之一的刘先生，却从来只有大家的学问，没有大学者的派头。

几十年来每次与刘先生接触，都学到很多东西。他和蔼、平易的态度，让我总是有勇气向他请益各类的问题。但由于我远在北京，没有福分上刘先生的课， 向刘先生请教的机会也不多。 但是，刘先生关怀我这个美国史的新兵。后来到了美国，每次到武大，刘先生总是要亲自出面招待我。 这也使得我几十年来一直能够不断地接受刘先生的教诲。

2011年南开大学的侯波同学带来一本刘老师的口述自传，题为《箫声剑影》。读后，让我进一步加深了对刘先生的了解。刘先生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可谓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人历史的一个真实写照。 他坦荡地把自己的内心世界敞开给读者，让我们真切地看到历史和个人生命的交融。刘先生的学问，特别是他对社会和历史的精辟的分析，原来不止是来源于书本，而是来自他对生命的体验。我也发现，他和蔼，平易的风范，并不仅仅只是中国文化的熏陶，而且也表现了他民主、自由、平等的信念。

刘先生呼吁：“我们应该顺应历史潮流”。他的从黄陂乡村幼童到美国研究大师的生命历程，也是一个世纪来改变了中国、乃至太平洋世界的历史潮流的一个写照。拙文分析美国的唐人街的演变。唐人街是19世纪中叶以来重塑太平洋世界的历史潮流一重要的交集点，也是美国华人生活的一个重要中心。当年在美国留学的刘先生曾在此倘祥。这也曾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焦点。一百多年来唐人街在形式和内容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了解中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变化。这也是我们能在自己的生命中所感受、体验到的历史变迁。

祝刘先生童心永在！

（这是作者为其提交本书编辑委员会编《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论文集》的论文而写的题记）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12年2月8日

李洪山：重沐当年在先生身边就教的温馨[祝贺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系列（之九）]
时间:2012年2月4日 作者：李洪山（美国肯特州立大学教授） 来源:《庆祝刘绪贻先生百岁华诞论文集》

三十年前，我从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后通过考试进入历史系美国史专业，正式成为刘绪贻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此后，我有幸在刘先生身边度过了令人终生难忘的三年时光。

这三年见证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而我在这期间的每一步又都是在刘先生的指引和扶持下走过来的。在学术研究上，我和同届学长们在刘先生的鼓励下学习独立思考，尝试勇于创新，并同上届学长一样，打破常规选择了国内当时尚无人问津的美国当代史课题作为硕士论文的主攻方向，完成了一批具有一定水准的硕士论文。在规划职业生涯和安排个人生活上，我们也得到了刘先生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每年他都会把我们请到家中，由师母亲自掌勺为我们做一大桌美味佳肴。席间，刘先生不仅会应我们的要求介绍自己丰富的治学经验，而且还会对我们每个人的学习和职业生涯规划给予精心指点。

我本人就是在刘先生的直接帮助与推荐下，在硕士毕业后不久，作为武汉大学同美国密苏里大学的交换学生出国攻读博士学位。鉴于当时外汇紧张，刘先生还主动将自己手中的一部分美元借给我，使我得以较为顺利地踏上海外求学之路。

我在刘先生指导下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主要研究尼克松的国内政策－新联邦主义 ，对他的外交政策无暇顾及。去年春，我在夏威夷召开的美国亚洲学年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试图从文化冷战的角度探讨“乒乓外交”，剖析尼克松时期的中美关系。选择这个课题一方面是为完成下一部专著作准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学生时代的研究“补缺”。

适逢刘先生百岁华诞，谨以此拙文表示祝贺，同时也企望能再次得到先生的指点，让我有机会重沐当年在先生身边就教的温馨。

（这是作者为其提交给湖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本书编辑委员会编《庆祝刘绪贻先生百岁华诞论文集》的论文而作的题记）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12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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