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世界史所、方生、赵新那、王旭、杨令侠、韩铁： 贺刘绪贻百岁华诞(三)

黄安年辑 社科院世界史所、方生、赵新那、王旭、杨令侠、韩铁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3月13日发布

今年5月13日,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美国史学家、社会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先生的白寿之喜。

武汉大学将在这一天为刘绪贻先生举行隆重的百岁华诞庆典和刘绪贻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这里集缉了社科院世界史所、方生、赵新那、王旭、杨令侠、韩铁的纪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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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贺刘绪贻先生百岁华诞

世界史所文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2012年05月08日发表

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暨刘绪贻教授：

在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向刘先生致以最诚挚、最热烈的祝贺。祝刘先生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刘先生是德高望重、学贯中西的著名社会学家和美国史专家。刘先生秉性耿直，勇于探索和创新；数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著作等身；教书育人，桃李天下。刘先生筚路蓝缕，开创了美国史研究的新天地，为推动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先生多年来一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他非常关心和爱护《世界历史》杂志，对世界历史所的工作给予重要支持。

欣逢刘先生期颐华诞，世界历史研究所衷心地祝福刘先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历史研究所

2012年5月8日

http://www.ahrac.com/yjhxx/23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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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生：我和刘绪贻先生的个人交往

方生文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 2012年03月19日发表

刘绪贻先生于1936—1940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系，1944—1947年留学芝加哥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美国史学家。今年正逢他百岁华诞，我想借这个机会来追忆和刘先生的交往，并表达我对他的敬意。

我和刘先生的交往，是从他推荐我加入研究会开始的。我是商务印书馆的一名编辑，主要处理译著的编辑工作。在1980年前后，因为工作的需要，我给邓蜀生先生提到我想加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那时加入学会是一件很严肃认真的事情，需要由两名专家推荐。邓先生请刘先生一道推荐我加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1982年6月上旬，我第一次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江苏师范学院（现为苏州大学）举办的年会，并在会上见到了刘绪贻先生。6月8日上午，刘先生作了烟台会议以来的会务报告。此后至今，我就一直和刘先生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他每次到北京，我们都会相聚。我对与刘先生的一些交往还记忆犹新。刘先生和杨生茂先生、李存训教授住在中央党校审读《战后美国史:1945—1986》书稿时，我去党校看望过他们。还有一次，刘先生来北京开会住在德胜门外河北宾馆，我当时到河北宾馆，请他到我家做客。

刘绪贻先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1979年，研究会在武汉大学成立，刘先生任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他担任这两个职务一直到1986年8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能有今天的成就，同创办初期刘先生、杨生茂先生、邓蜀生先生打下的坚实基础分不开。他们都为研究会做出了很大贡献，但都不计名利，顶多也就只担任过秘书长和副会长。他们一直努力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建成为一个学术交流的团体，主张学术界应该相互尊重，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并开展学术讨论。在他们的影响下，相互尊重、相互切磋、营造有利于发展学术研究的风气，已经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一个优良传统。秘书处不论是在武汉，天津还是厦门，都认真编辑研究会通讯，并定期给会员邮寄。这份通讯办得很好，让我对学会的现状和活动一目了然。

刘绪贻和杨生茂（已故）共同主编、邓蜀生策划出版并兼自任编辑的6卷本《美国通史》，于2002年问世，是国内迄今出版的唯一的多卷本国别史，是一花独放，无出其右；是参加编写这部通史的国内美国史学工作者合作研究的产物。我作为编辑，和很多作者都有接触，可以说是这本书的见证者。这部6卷本《美国通史》的后两卷，即第5卷《富兰克林·D. 罗斯福时代（1929—1945）》和第6卷《战后美国史（1945—2000）》由刘绪贻主持编写。这套书如果没有邓先生支持，就不会出齐。这套《美国通史》获得过优秀图书奖，并在2005年入选中国出版集团的《中国文库》。这部著作代表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
刘绪贻先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学者。早在1948年，他就参加了地下共产党。他作为学者从不脱离现实，而且还密切关注现实。他虽然年事已高，但还自学电脑，他对新生事物或国内外大势发展的敏感性让我非常敬佩。他有时候会寄给我一些小剪报，以交流对时事的看法。

刘先生晚年忧国忧民之心不减，于1995—1998年间在《长江日报》发表多篇专论，表明他在社会学领域的独到见解。这些专论涉及国内社会生活和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等多个方面，至今依然是公众关注的一些热点。

刘先生非常关注高等教育。在《“百年树人”关系民族前途——高等教育也要打假》[1][1]一文中，刘先生明确指出现在存在的一些现象：如无视学术标准滥授学位及评定学术职称，非特殊贡献者窃取别人成果而获得特殊津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微小暴力”掩盖下的“公地悲剧”》一文中，刘先生还利用“公地悲剧”这一概念来解释存在于大学的“公地的悲剧”[2][2]，其表现就是投机取巧，吹捧领导；拉帮结派，假报教学科研成绩，骗得教授、博士生导师等头衔。我很认可刘先生的看法。的确，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一个怪现象：好像没有博导，就没有学术地位。我对此不以为然。刘先生不是博士生导师，但他却是一位学问很深的大学者。

刘先生主张推进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他在《说教和强权证明不了真理》[3][3]一文中指出，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国民党的统治，对我们实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是有影响的。“四人帮”垮台后，这种大规模宣传和强权证明真理的恶劣作风，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大业仍然起着破坏作用。经济建设中否定科学论证造成严重损失的事例并不罕见。这些情况说明，脱离实际、靠主政者的权力决定国家建设的进程，是不可取的。刘先生在《既得利益：新一轮改革的阻力》[4][4]一文中说明：既得利益阶层阻碍改革发展这个趋势存在于社会许多领域，上至政府部门以及高级官员，下至国企一般职工。这是一种只取不予的非常权利，是现行制度给予特定人群的特定优惠。受惠者力图维持现状，成为改革的阻力。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刘先生非常关注和支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在我印象中，刘先生主持或参与译校的图书有10多种，其中有4种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5][5]。刘先生非常支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他着力向商务印书馆推荐了美国宪政史学家柯特勒的两部专著。

其一是《美国八大冤假错案》（直译是《美国的枉法滥刑》），由刘末翻译，柯特勒教授为此书中译本写了序言，刘绪贻先生为本书写了“校者前言”。刘先生在认真地研究原书及作者的基础上，写了一篇很长的“校者前言”，对柯特勒教授的学术成就及这本书的创新所在及其影响做了非常详尽地阐述。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见到的校者对原书所做的那么长的分析，刘先生还是第一位。刘先生校对过的译文，不仅忠于原文，而且读起来通顺清新。我对照原文看刘先生校对过的译文，没有提出过什么疑义，这本书没有经过再加工就顺利出版。看刘先生的译文，对我而言是向名家学习，我也由此增强了对翻译的理解，从他的译作中获取许多有益的知识。

其二是《最高法院与宪法——美国宪法史上重要判例选读》。这本书由朱曾汶翻译，中译本于2006年出版，被编入徐显明主编的《法学译丛》。徐显明在《法学译丛》的出版理念中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商务印书馆秉承引进新知、开启民智的传统，翻译出版了一些有定论的西方法学经典著作，受到学术界好评，然而也留下一些遗憾。许多思想活力并不亚于经典著作，对法治建设的影响甚至超出了经典著作的作品，因为不具备经典性而没有译介。故此，翻译这套《法学译丛》，将那些具有极大思想影响和活力的著作译为中文，以期为促进中国法学基础理论建设略尽微力。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需要。”

刘先生是一位勤奋耿直的学者。他没有休息天，整天都在伏案工作。尽管他年届百岁，但效率很高，反馈很快。他为人坦率，他从不掩饰他的学术观点，他对别的学者的观点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也因此而得罪了一些人，但他并不计较。刘先生和朋友交往，从来有问有答，有事和他商量，他总是诚恳地表达他的看法。过去我和他之间通信比较多，随着年事渐高，我们现在更多地通过打电话联系。

今年是刘先生百岁华诞，在此恭祝他寿比南山，青春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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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新那：祝贺刘绪贻先生百岁华诞

赵新那文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2012年05月13日发表

刘绪贻和他夫人周世英是培云[1]和我的好朋友，是我们相识了大半个世纪的老朋友。

培云病重住医院的时候，还念念不忘老朋友刘绪贻明年百岁，要祝贺他生日快乐，寿比山高。我们一同回忆了在武汉大学的那些岁月。一些事情似乎就在眼前。培云让我把这些回忆中的几件事情说说：

周鲠生校长在美国时就聘请培云到武大矿冶系任教，培云和我是在1947年到武汉大学的。我们带着为建设祖国出一分力的心愿回国。1947年，国共内战逐步升级，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法币急剧贬值，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国民党要垮了。培云听别人说新民主主义思想和旧民主主义思想是有区别的，他当时也在琢磨这个问题，但周边的人都不肯多说。后来是刘绪贻在没有人看见的情况下给培云一本毛主席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还嘱咐别让国民党特务知道了，否则要掉脑袋的。刘绪贻先后把《论持久战》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册子拿给培云，培云从那时候开始看毛主席著作。

刘绪贻不仅在思想上让培云和我接触到新的进步的思想，在组织上也先后吸收培云和我参加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简称“新教协”），参加学习及一些活动。后来我们才知道新教协是武汉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

解放前夕，记得有一天深更半夜，我听到我们家外屋有人打桥牌，叫牌“一个红桃，一个黑桃。。。”，我出来一看，是刘绪贻、张培刚等几个朋友在我们家佯装打牌，实际上是躲避国民党特务抓人，当时连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当晚他们躲在哪里。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在撤退前把武汉渡江轮渡炸掉了。为了防止学校被国民党破坏，培云也参加了保护学校的活动。

1949年5月17日解放军进入武昌。我记得我跟着刘绪贻一同赶到武汉大学大门牌楼前去迎接将要经过这里的解放军。刘绪贻穿着笔挺的西装隆重地去欢迎解放军，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见到解放军。我看到他们都那么年轻，背着步枪或机枪等，好多还是缴获的美式装备武器呢。

解放后，1952年培云到长沙参加筹建中南矿冶学院，刘绪贻也离开了武汉大学。周世英和我带着两家的孩子们搬到武汉大学新二区住在一块儿。刘家四个孩子，名字叫东，南，西，北，我带着5岁的家汉，怀着快要出生的家林，我们热热闹闹一桌吃饭，比方吃鱼，两个妈妈吃鱼头鱼尾，家汉小，就吃鱼肚皮。10月家林出生，为了同时照顾家汉，我就请了助产师来家接生，没有想到难产。多亏周世英2人帮忙，救了家林和我两人的命，我这一辈子永远也忘不了。

回想这一切，都是六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绪贻明年百岁，我也90了。我衷心地祝贺我的老朋友阖家欢乐，祝贺绪贻寿比南山，身体健康！

[1]黄培云（1917—2012），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南矿冶学院（现为“中南大学”）创始人之一，曾任该校校长。

（赵新那，中南大学教授，赵元任先生次女。）

[1] 黄培云（1917—2012），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南矿冶学院（现为“中南大学”）创始人之一，曾任该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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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贺我会首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绪贻先生百岁大寿

王旭文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 2012年03月12日发表

步入期颐之年的刘绪贻先生身体康健，这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一大幸事。刘先生对我会贡献良多，功高居伟。从组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到出任副理事长和首任秘书长，再到转任顾问；从操持秘书处的繁复工作，到组织编写《美国通史》，编辑翻译《美国史译丛》，出版《美国史论文集》和研究会《通报》，再到拓展国内外学术联系；从学术研究的辛勤耕耘，到独树一帜的美国史研究理论创新和系统性研究，再到涉猎广博的多学科观照和建树，都体现了刘先生勇于担当的博大胸襟和锲而不舍的学术追求。

刘绪贻先生一直引领前沿性学术研究，建树甚夥，期颐之年仍笔耕不辍，这更是我会的一大骄傲。他近来的著述，除了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萧声剑影》（上卷）外，还有大量针砭时弊的杂文，以及对重大问题的回溯追思，而且动辄万言。2010年我会在厦门大学举办年会，他特地提交万言有余的“和而不同——我与美国著名史学家柯特勒的友谊”一文，为会议增色，毫无疑问，这是我会有史以来最年长会员提交的最有分量的论文。这些论著，不仅有着前辈学者的大气沉稳，而且还每每显露出巅峰状态学者特有的新锐之气，风采卓异。

罕见的高寿，罕见的思维活力，罕见的学识和胆识，刘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令人景仰的标杆。我们这些美国史研究的后生晚辈向先生表示敬意的同时，必然也会从先生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激发出极大的奋斗动力。

衷心祝愿刘绪贻先生健康、幸福，永葆生命与学术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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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令侠：两宝——记刘绪贻先生与家父杨生茂先生

杨令侠文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 2012年05月07日

俗话讲，家有老是一宝。对于这两个家庭来讲，确实是这样。幸运的是，这两宝的家庭生活都是不错的；两个家庭也由于他们而宁静安康。然这两宝的价值绝非仅此，刘绪贻先生素有“珞珈瑰宝”之美誉。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来讲，他们都是国宝。他们两人合力共事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主要有两件事。这两条脉络上饱浸他们等待时的无奈、名利前的厚道、艰辛后的喜悦和甘苦中的情份。

刘绪贻先生和家父杨生茂先生长期各置地南天北。我不记得家父讲过文革前就与刘先生相识。他们真正接触应该是在1978年。这年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的“前夜”。

家父回忆说：“文革后，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天津召开历史学科的会议，出席代表都是社科院邀请的。世界史学科有20多人参加，我也参加了。代表中有各学科的人，美国史、中古史、古代史等。记得是于光远在会上做报告，提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出面推动美国史这一摊的活动，他们从侧面推动。当年世界史的人还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美国史的人便一同去了。这是搞美国史的人的第一次全国性聚会。”从此，刘先生和家父便频繁联系，建立起相互间的诚信和友情。在1978年武汉筹备会议上，与会者继续讨论成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编写一套《美国通史》两件事。“当时大家见了面，都觉得很兴奋，想透透气，也想搞点东西。”

透过这字里行间，我们感觉到，这像是一群生龙活虎的青年学者踌躇满志地、意气风发地想干大事情。实际上在“当时”，两位先生都已年过花甲――刘先生六十五，杨先生六十一。这次会面具有历史性意义。几位先生当机立断、一拍即合，约定翌年成立一个研究美国史的团体。1979年，由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牵头，中国从事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专业工作者自愿组成了全国性、非盈利性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一任秘书长兼副理事长是刘绪贻先生。和其它先生一起，刘先生和杨先生参与了美国史研究会筹建的重要工作。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后，《美国通史》的创作，即他们共事的第二件事便随之开展。各校代表“推举南开大学杨生茂、武汉大学刘绪贻任主编；杨生茂主要负责前3卷，刘绪贻主要负责后3卷”。 从编写原则和体例的设定，到写作任务的分派和变更，无数的大规则和小细节都需要沟通。那时没有电子邮件，虽然八十年代初装了电话，可电话费又消受不起，只有靠书信往来。可以想见，如此浩大的工程，需要多少观点、设想和各种信息的交流。但比起文革时的恶劣环境，面对当时的困难条件，他们甘之若饴，激情燃烧。他们以百倍的热情兴奋地、日以继夜地工作、思考。没有人考核他们，也没有人计量他们的工作量。若讲他们天天通信有些夸张，但三天两头是确实的。父亲是一个心里搁不住事儿的人，有想法就得马上写信，否则就夜不能寐。为了这六卷本美国通史，不知他往全国各地写了多少封信来联络、协调写作事宜，其中最多的是与刘先生的沟通。刘先生更是来函如梭。连邮递员都知道我家的信格外的多。再一趣事是，他们不约而同地使用夫人们翻用的旧信封。

可以讲，他们开创的是一个划时代的项目，但又是一个（1983年之前）不在“国家项目”中的国家性项目。在学者被项目型、考核被项目化的今天，很难想见当初他们在没有奖金、也没有活动经费的条件下，是如何艰难启动和开展工作的。他们有的只是为成就一件大事情甘心情愿呕心沥血的简单愿望。这个简单愿望就是中国要有一部自己撰写的美国史。正因为心中有大目标，他们之间从未计较过什么。自古文人相轻，然而，这对学术搭档的精诚合作显然否定了这一定论。

实际上，刘先生和家父还共同做了另一个工作。1992年，他们两人和黄安年先生成为美国《美国历史杂志》特邀编辑。他们每次都认真审查、修改由黄安年先生定期提供的对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现状收集并翻译的信息。这也是他们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美国史研究做的贡献。

父亲对刘先生习用电脑非常佩服，称他为“奇翁”，戏蔑自己手指短粗。

文革结束后，心有余悸，父亲便养成不写日记，不留书信的习惯，为我写这篇小文带来困难。然他喜好做的打油诗，幸皆有存。1993年4月刘先生来津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会，时值八十大寿，家父遂赋打油诗以资庆贺：

相交胜淡水，傲睨凡夫骨。

宝刀常犀利，伏枥志犹坚。

谁敢道黄昏，不识奇翁意。

爬格风发时，珍揣服老心。

刘先生当即和诗一首。他先讲，“茂翁愤世嫉俗，不利保健，书此留别”。

乌烟瘴气缀寰中，

岁月峥嵘一老松。

心事浩茫连广宇，

蚊嘶鼠唧付秋风。

刘绪贻

1993年4月29日于南开大学谊园

2008年刘绪贻先生九十五生日时，家父又敬诗一首：

九五高寿胜南山，

业绩品德似长川。

豁达胸襟尤可慕，

伏枥宏愿广无限。

恭贺绪贻学长华诞大庆

杨生茂鞠躬

刘先生亦回赠不断。2006年刘先生为贺家父八十生日专用何子贞礼器碑体写了条幅，上书他1993年留赠家父的那首七绝，以表真挚的友情。

2010年5月4日父亲去世，刘先生得到噩耗后，遂写下“痛失益友杨生茂教授”（《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6期）一文，抒发对“老友”去世“沉痛难已”的悲情。

毋庸讳言，刘先生和家父性格迥异，然共同之处是，都幸有淑贤之妻，好本色生活，生性敏感敏锐，心理活动异常活跃，貌似平静和祥，胸中雷霆万钧。他们能肝胆相照，全倚二人宽广的胸襟和仁厚的心地。他们之间相互的信任、理解、尊重和支持非一般人所能及。

曾经有一暖气修理工到我家，大约六十出头，显然他为自己还能工作而自豪。他看到我父亲闭目坐在那里，随口说了句，“他只是活着了”。出于对体力劳动者一贯的尊重，我话到嘴边又咽下去：“君不知，他在为推荐一个教授到北大工作打腹稿呢”。无论对于一个家庭还是国家，老人都是宝。我们要尊重他们，仅仅因为他们经历的历史就足以，对刘绪贻先生和家父杨生茂先生更是如此。

祝刘绪贻先生――我们心中的宝，喜乐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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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铁：剑指禁区、箫忧天下——刘绪贻先生百岁华诞感怀

韩铁文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2012年05月09日发表

中国著名的美国史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刘绪贻先生的百岁华诞马上就要来临。这位人瑞之年在望的老人身体异乎寻常地健康，不久前还在珞珈山下步行去看盛开如彩云般的樱花。如果要他此时此景回顾一下自己近一个世纪以来所见所闻的人间百态和世事沧桑，他恐怕难免会感慨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

  的确，对于这位老先生来说，许多事已经成为过去，许多故人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在这些事和人之中，有哪些是最值得回忆的呢？先生会有自己的选择。不过，作为他的学生，我觉得先生最值得回忆的是他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所走过的道路，是他为开创中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而敢于剑指禁区的年代，也是他为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大声呐喊而箫忧天下的岁月。

  众所周知， 1949年以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学术界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弄得这些领域草木凋零，万马齐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摧残更是史无前例。令人庆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终于使中国学术界开始有了真正的希望。因此，刘先生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无不为之感到欢欣鼓舞。不过，冬日刚刚过去，春天的温暖还不会一下子就暖遍神州大地。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就还有很多令人望而却步的禁区。只有突破这些禁区，才能迎来学术研究百花盛开的春天。可是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有点勇气的。在中国的美国史学界乃至世界史学界，刘绪贻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敢于冲破禁区的勇者。

  由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繁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帝国主义垂死性的论断在当时遭到了质疑，尤其是在终于有机会张开眼睛看世界的年轻人当中，就更是如此。然而，那时的学术界却很少有人敢于触及这个问题，甚至没有人在美国史和世界史研究上把时间跨度延伸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为经典作家的论述长期以来都被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是绝对碰不得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刘绪贻先生率先对这个禁区发起了冲击。他既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又不囿于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主张马列主义理论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发展。基于这种思想，先生对美国罗斯福“新政”展开研究，指出“新政”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不同于列宁时代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不同于法西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保存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变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以缓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从而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命。于是，先生不仅对帝国主义的垂而不死作出了马列主义的解释，而且为改革开放以后美国史、世界史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尤其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史研究的繁荣，扫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大障碍。

  刘先生突破这一禁区后，在20世纪美国史和战后美国史领域著书立说，传道授业，建树非凡。他不仅与杨生茂先生一起主编了六卷本《美国通史》，出版了《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等多部专著，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而且为中国的美国史学科建设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组建做出了极大的贡献。2002年，先生主编并参与撰写的《战后美国史》增订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人生也进入九秩之年。面对新的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先生在自豪之余也产生了一系列忧虑，使他深感有呼吁国人警醒的必要。其实，祖国的现代化从来就是先生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目标，他早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就对儒家文化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过深入研究，因此对近年来在中国出现的国学热颇不以为然，乃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对新儒家提出尖锐批评，呼吁继续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不仅如此，先生还深感，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必须在民主和法治上有长足的进步，否则中国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就令人堪忧。于是，他不顾90多岁的高龄，就民主不是“为民作主”而是让人民做主等问题发表了许多文章，并对中西法治观和法治体制展开比较研究，指出中国传统的法治观和法律体制是绝对不能因袭的，殷切希望将中国建成一个“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心之诚，天地可鉴；其胆之壮，则令后辈学人汗颜。

  纵览先生改革开放以来所思、所言、所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先生不仅视野开阔、学问精湛、著作等身，而且在道德情操上有不懈的追求，甚至于耄耋之年还在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和法治秉笔直书，可以说既有剑指禁区之勇，又有箫忧天下之壮志豪情。如今，先生虽已期颐之年在望，却无丝毫闲云野鹤之意，仍在电脑前伏案而作，让他那充满理想、正义和激情的文章如清澈之泉水一样，去滋润和浇灌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心田，因为那里就是他的希望所在，也是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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