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建基先生与《红楼梦》注释及辞典【《中原红学》2014】

【吕启祥纸媒论著（吕启祥论著作目录编号GL268）】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1月17日发布（第23051篇）

2019年1月6日-10月25日笔者通过博客先后发布，个人收藏图书的英文图书书目和个人在纸媒发表的论著、译、评、介学术资料等。完整保存这些学术资料，符合笔者践行学术报国的心愿和学术为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资源共享的宗旨，也一个普通教育和学术工作者的学术探索历程。对于笔者和家乡主管单位达成全部无偿捐赠的承诺，也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目录检索。

   自26日起，陆续发布吕启祥在纸媒图书报刊上发表的论著等目录。这些也将无偿捐赠给我的家乡主管单位。

吕启祥文《陶建基先生与<红楼梦>注释及辞典》，载《中原红学》2014年7月（总第2期），第100-104页。

照片9张，拍自为《曹雪芹研究》创刊号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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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老与《红楼梦》注释及辞典

                         ----陶建基先生廿年祭

    如今的青年朋友对陶建基这个名字也许比较陌生;他曾是《红楼梦》人文新校本注释方面的负责人, 《红楼梦大辞典》编委之一,红学所的副所长。

　　前一阵子翻检旧稿,发现了陶老在1987年给我的两封信。一封是关于《红楼梦》新校本注释的，一封是关于《红楼梦大辞典》的。

    陶建基先生于1977年5月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红学所，到1987年底离休，我与他共事十年,朝夕相见,直到他1992年病逝前一直保持着联系。这十年多,可以说是红学所的黄金岁月，亦即最出成果的时段；陶老人生的最后也是最成熟的岁月，是和《红楼梦》新校本和《红楼梦大辞典》相始终的，也就是说，他把改革开放焕发的生命活力和学识经验全部奉献给了红学的基础工程。于我而言,他是我学术上和工作中日常请益最多、商量最多、最可依凭的一位长者。如今重读这两封信,仿佛又把我带回到专心致志、全力以赴推敲注文和构筑辞典的年代。

   平日由于经常见面,无须写信;而1987年正是他离休之年,抱病在身,不能来所，才有了这些信件。他用的是《学刊》的信笺纸,共五整页，写得满满的,字字清晰,笔笔工整(见照片)。先看关于注释的一封。

启祥同志：

前日在舍下谈及“冰弦”之释文，当时因时间关系,语焉不详。现将我过去所接触到的有关材料简述如下，供参考。

在过去为校注本作注时，我曾向我院音研所古琴研究者许健同志请教过关于冰弦的问题。据他讲(大意)：质量好的丝弦，色泽透明像冰,声音好听,叫冰弦。过去杭州就出过这种弦，现在已买不到。我也曾向该所另一位古琴研究者王迪同志请教过,她讲的和许健同志讲的差不多,她还说,她的老师古琴名家管平湖先生就曾用冰弦演奏过。后来,我又向文物专家王世湘（引者按:应为王世襄）同志请教,据他讲(大意)：他过去曾藏有此弦，是从旧货市场上买到的，制弦的丝和胶，质地均甚优异，透明似冰,略带腊黄色，弹奏时声音清越,曾送给管平湖先生鉴定，管先生说就是冰弦。

此外，明代朱权（臞仙）在其编辑的《新刊太音大全集》卷一中,列冰弦为“臞仙琴坛十友”之首,并有“音释”云:“古人有水晶弦，似明胶合而或”（似为“成”之误）,其色明莹,故曰水晶弦。”对于丝弦的制法，该书也有较详的叙写。其“辨丝法”云：“……《齐民要术》云：柘蚕丝宜为弦，清明响彻胜于凡丝;伯牙用原蚕丝。……今只用白色柘丝为上, 原蚕次之。……”其“打法”云:“阴雨无尘,润而不断，才晴明则声清。……秋合弦色莹而清（原注：‘秋分桂花时,细雨中合之’），春合者色浊而声慢，三月初亦可作，终不及秋也。”其“煮法”云：“晴明日以新沙盆汲长流水没管子上二寸许，以文武火煮之，候麦烂即止。太生则弦声胜木声，不久则无声；太熟则声不清而易断”。其“用药”云：“明亮鱼胶五两,小麦一合，明莹腊半两,白笈半两,桑白皮一两,天门冬十个。右药入沙盆内,可煮弦十副。”

上面所写的这些简单材料就是校注本中“冰弦”注文的依据,这大概不能算是“望文生义，大错特错”（朱松山语）吧。不过,那条注文也是存在缺点的。因为它只说到弦的外形“明透如冰（此‘冰’字原注误排为‘水’）”，而未提弦的声音激越清亮，作为乐器发声部件的注释，应该说是个缺点。

至于引宋乐史《杨太真外传》作为“冰弦”之注，从传说的角度考虑,当然可以,过去也有人这样作过,但这似乎不应看作是唯一的、标准的解释。因为 《杨太真外传》的版本有所不同，有的版本中并无用冰蚕丝作弦之说,如鲁迅先生校录的《唐宋传奇集》卷七《杨太真外传》卷上云:“妃子琵琶逻沙檀，寺人白秀贞使蜀还献。其木温润如玉，光耀可鉴，有金镂红文,蹙成双凤。弦乃末诃弥罗国永泰元年所贡者，渌蚕丝也。光莹如贯珠瑟瑟。”（汪辟疆先生校录的《唐人小说·长恨歌传》所附《杨太真外传》中这段文字与此相同,惟“白秀贞”作“白季贞”、“金镂”作“金缕”、“渌蚕丝”作“渌水蚕丝”。）在这里，用来作弦的不是“冰蚕丝”而是“渌蚕丝”（或“渌水蚕丝”）， 不知还能不能叫作冰弦？

已经罗嗦得不少了,就此止笔。

请代候

同志们好!

                     陶建基 1987.12.4

这封信,通篇讲的是“冰弦”这条注的依据以及如何改进的考虑。由此可以体察到作注的甘苦，就如信中所述，当时凡遇到注者不太有把握的情形，都会请教行家和尽力查找相关的材料。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对待读者和同行意见的，信中提到的“朱松山”是淮阴教育学院的一位老师,曾对新校本的校文和注释提过不少意见,给我来过不止一封信,提到冰弦“望文生义、大错特错”的信已找不到了,极可能是此信我已带给了陶老。由一斑可窥全豹，对待意见包括不一定很恰当的部分陶老同样认真对待，反映了他严谨求实、谦和自省的学养和人品。

新校本是1982年出版的，出书的最初几年里,赞扬的批评的各种声音都不少，作为校注者，认为应当保持一种清醒平和的虚怀若谷的态度。此信写于1987年,适足以反映校注者对待批评意见之重视。细心的读者如果去翻看新校本的初版和修订版就可以发现其间的差别。这条注在五十一回，修订本注文为,“冰弦----一种优质的丝弦，其音激越清亮,色光洁，明透如冰,故称冰弦。一说为冰蚕丝制成的弦。这里指王昭君琵琶上的弦。”（见第三版688页）依体例，注释当简约明瞭,此注只不到两行字,背后则包含着若许辛劳,修订时陶老已离世,我们仍按照他的意见照应到冰弦的形和声两个方面,弥补了初版的缺憾。

下面再来看另一封信,是关于《红楼梦大辞典》的。此信也写于1987年，时间还早了两个月。盖因此时《辞典》编写已进行了好几年，自新校本完成后，陶老和我就一起投入了这项工作,从确定体例、讨论辞目、研究分工、反复修改等各个阶段始终在一起。相比而言,我年轻得多,跑腿协调之事自应多做,在这方面耗神费力而承担的辞条编写并不算多。在陶老则专心致志集中精力,辞条的工作量相当大。到87年底,初稿已大体完成,通看之后感到类别宜有所调整和增补。陶老承担的部分牵动较大。此时陶老正病着,除了有时去他家而外,又有信件来往。他给我的这封信足以反映辞典此时的进程和他那极端负责、在病中坚持工作的顽强毅力。今照录如下：

启祥同志：

您好!两次来信均已收阅,关于我处之稿件处理情况如下：

(一)原来的“礼俗时序类”已按新定的分类办法分为“礼仪”和“时令风俗”两类,不知分得是否合适，请你们看看再说。

（二）原来的“称谓典制类”，我按照新定的分类办法，考虑了三个方案；（1）分为“称谓”、“职官”、“典制”三类，现在带去的就是照这个方案作的；（2）以现在的“称谓”为单独一类,而将现在的“职官”与“典制”合为一类,称作“职官典制类”；（3）以现在的“典制”为单独一类,而将现在的“称谓”与“职官”合为一类,仍称“称谓类”。究竟哪个方案较合适，请你们商量决定,若都不妥当,可再考虑改变。

（三）现在“职官类”中的“内阁”一条，目录里已经列出，但释文仍留在我处。因据《文摘报》载，《争鸣》第5期上有文章对一般所认为的“内阁”这一政务机构始设于明初提出异议，认为应该是始设于东汉。为了考虑我们关于“内阁”条的释文要不要改动,我希望能读到《争鸣》第5期上的原文和原文作者作为根据的《魏书》，《魏书》已由张凤兰同志带来了，但《争鸣》第5期没有借到。我想麻烦您再问问资料室、编辑部或哪位同志个人有此杂志时，请借我一读,读后即还。

（四）另有“伦常”、“寿夭有定”、“土番”、“犬戎”四条,前两条似可归“哲学宗教类”，后两条可否归“词语类”，请考虑。

（五）“地理类”“西方灵河”条(1.8.2)释文中之“印度人旧称恒河为‘圣水’”一语，请您代为改作“印度人至今仍称恒河为‘圣水’”。

（六）老顾和马欣来同志所提补充条目之释文，我将尽力去作,但由于缺少材料和行动不便,到底能作多少,很难预计。

（七）《红楼梦类索》若找到时，希望能带给我看看。

贱恙有所好转,但转得很慢,很慢,现在已经能坐到桌旁写字了,可每次坚持不了二十分钟,就得再到床上平躺一阵,实在无可奈何。再过几天我将按照医生的嘱咐去医院复查，到时结果如何，再告。请代候

同志们好!

                   陶建基 1987.10.22

信中提到的老顾即顾平旦同志,亦为辞典编委之一,马欣来是中华书局编辑,为《红楼梦大辞典》的首任责任编辑。

从信中可以见出类别的调整、辞条的归属、释文的推敲等方方面面的思虑，从不自以为是的商量态度、求取新知老而弥坚的学习精神令人感动。尤其是末段叙及病体只容许他在写字桌前坚持二十分钟仍在勉力工作的情景，使我至今难忘。

除此二信外,另有一页是陶老手迹，题为“各类释文共有的问题”，共7项，包括年代、人名、标号等细微末节的统一问题,旨在减少发稿前的疏漏。《红楼梦大辞典》于1990年出版,1989年我至少有大半年的时间在看校样，此时陶老早已离休,倘没有无他事先的种种提醒和全力支持,《辞典》不可能按期出版。

陶老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中文系，抗战胜利至解放前在河南、陕西、湖北等多所中学任教，建国后调北京,先后在文化部艺术局、人民文学出版社、民间文艺研究会，主要从事编辑和资料方面的负责工作。长期的教学和编辑生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养成了他重基础、重资料、埋头苦干、默默付出的职业习惯和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我在纪念新校本出版25周年之文中忆及陶老,敬他为人当得起“端方正直”四字，最令我钦服的有两点，一曰勤勉严谨，一曰平实随和。并举了一些例子。如今这些信件再次印证了他的人品和学养，把我带回到那些同心协力、问学编书的日子。

为工作,也为探病,我曾多次往访陶老家中。他居东城,起先住演乐胡同平房，以后搬入研究院为老知识分子在红庙盖的新楼。两处我都去过,无论居平房还是楼房，家中都简朴洁净，偶因事多谈得久了,就坚留我便饭,也是洁净清淡,尽礼而简朴，毫无拘束之感。家中只二老,都是河南人,我从未见过陶老的子女，不同住,大儿子似在南方。我最后一次去看陶老他已病危，记得不在家中,也不是医院，而是东华门大街儿童剧院斜对面一所楼房里的一个单间,可能是离医院近吧。房间很小,去时只他独自在床上,我是急急忙忙把《大辞典》的稿酬给送过去的,共计2866元。（《红楼梦大辞典》的档案已荡然无存，只各人的稿费收据和少数信件我还留着）。像陶老这样的老知识分子一生清贫，我想这点稿费对他治病调养或许用得上，只是为时已晚，此刻他已不能说话,我久留无益，便怅然告辞了。

陶老生于1915年，长我廿一岁,是所内年龄最长的一位。1977年他来所时已六十二岁,按以后的标准即如我六十岁便退休了。亦即是说他是在今之退休年龄之后，才开始接受和完成注释和辞典这样很吃重的任务的，直至七十二岁离休，仍孜孜不倦。

近年, 《红楼梦大辞典》出了增订本,有所增补理所应当，然而上编已失去工具性,全书错讹草率少有订正，加之丢失改稿、新旧杂陈、轻重失当，令人徒唤奈何。笔者无权参与此役，后记所言失实；陶老地下有知，宁不痛心疾首。于今老人逝去已二十一年，自己虚长枉存至今，单论为学的严谨细密,与陶老仍相距甚远。回看这些手迹，回想过往岁月，心中充溢着感念,还有感愧。

                          二0一三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