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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1月15日发布(第23032篇)
2019年1月6日-10月25日笔者通过博客先后发布,个人收藏图书的英文图书书目和个人在纸媒发表的论著、译、评、介学术资料等。完整保存这些学术资料,符合笔者践行学术报国的心愿和学术为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资源共享的宗旨,也一个普通教育和学术工作者的学术探索历程。对于笔者和家乡主管单位达成全部无偿捐赠的承诺,也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目录检索。
自26日起,陆续发布吕启祥在纸媒图书报刊上发表的论著等目录。这些也将无偿捐赠给我的家乡主管单位。
吕启祥文《红楼元味沁近近金陵—写给2010年南京读书节》,载《曹雪芹研究》2011年第一期,第156-161页。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第188-194页,商务书馆2015年12月增订版。
照片10张拍自《红楼元味沁近近金陵—写给2010年南京读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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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元味沁金陵
----写给2010南京读书节
南京读书节首选《红楼梦》,理所当然。
《红楼梦》中有“沁芳”一词,为宝玉所题。
“沁”的含义,既是渗入,也是透出。
本乎此,这个题目想表达两层意思。一是南京即金陵古都的读者当善于品鉴原汁原味的《红楼梦》,浸润其中;二是金陵元素已渗入《红楼》,南京的读者最易感受并应寻绎作家怎样将其文学化。
先说第一层意思。
更为简明的说法是“还《红楼梦》以本来面目”。这话一点不新鲜,远在二十八年之前德高望重的匡亚明老先生早已提出,这正是他在1982年4月江苏省红学会成立大会上讲话的题目。匡老当时是南京大学校长,后又任国家古籍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他在会上以此为题语重心长地告诫,研究《红楼梦》不要离题太远,不要钻牛角尖,不要贴标签,对作家不要拔高或降低,要恰如其分。总之要还《红楼梦》以本来面目。
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新的读者一代又一代地成长起来,当今的文化生态、红学现状又如何呢?进步诚然巨大,然而问题更多、更纷繁复杂了。不仅匡老所说的问题依然存在,新的问题更层出不穷。当年匡老说研究文章多到犹如“倾盆大雨”,如今简直是洪水泛滥,令读者大有滔滔红海、何处是岸之叹。而且奇谈怪论,眩人耳目,各家解说,莫衷一是,让人无所适从,难以辨识。因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旧话重提。
这里,不想谈那些揭秘、猜谜、索隐、还原之类,尽管火爆,但读者已不陌生并能作出自己的判断。想说的是即便在认真诚心地分析人物情节、探讨思想艺术的论著中,甚至在教科书或导读中,也存在着误读和误导,不能真正客观地平实地来对待这部二百年多年前的作品。许多流行的习以为常的说法,并不符合人物的本来面目和作家的本意。
就以大家最熟悉的贾宝玉而论,肯定、赞扬他的读者和评家往往会说他具有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想,把书中有关他的言论和行动直接给以提升和定性;不喜欢他的读者又常常责怪他是个窝囊废,金钏受辱他一溜烟跑了,司棋晴雯被逐不能挺身相救,缺少担当,等等。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不带成见地面对小说中贾宝玉这个人物时,就会觉得这实在是一个不容易把握的、不容易准确地分析和认识的人物。脂评那一连串十一个“说不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就表述了一种把握不定、捉摸不透的新奇感和这一人物今古未见的独特性。小说中贾宝玉的许多“名言”,诸如女儿是水作的骨肉、但求化灰化烟无形无迹、文死谏武死战皆非正死等等。这些话常常是任情恣性、随兴而发、凭着自己的直觉和情感说话,带着孩子气,并非一个成年人深思熟虑经过理性思考的结论。我们大可不必拔高这些“ 名言”,值得欣赏的正是他的这种“不成熟”、不入世、不崇尚实用所带来的超越态度和人文情怀。也就是说,贾宝玉的可贵之处在于身处豪贵之家污浊之世却保有一颗纯洁的心、善良的心。他厌恶仕途经济为官作宰,从不关心现实功利,元春晋封的泼天喜事他视有若无只牵挂病危的秦钟,凤姐生日阖家奉承他并不在意一早私祭屈死的金钏。对于宝黛之恋,人们常习惯用“志同道合”来评论,其实这并不很恰当,多少有些现代化。固然宝黛之情是超越前代、其内涵是远为丰富和高尚的,但他们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志”或“道”,并无明确的为之奋斗的理想和必须依循的大道。“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是执着,却是朦胧的;“你死了,我作和尚”,虽坚定却是无奈的。尽管如此,他们固守自我心灵的纯净和相互感情的纯洁,不受任何干扰,不掺任何杂质,不附带任何外在的条件。这就足够动人心魄、传之永久了。贾宝玉顽石一般不可移易的秉性和林黛玉高洁自尊守心如玉的气质,不仅在那个时代的难能可贵,在任何时代也不会减损其价值。对于真、善、美的守护和向往,正是文学经典得以穿越时空的内在品格,正因此,经典能被激活,照亮当下。
就说贾宝玉,我们喜欢这个人物,总不能说因为他有钱又有闲,因为他周遭美女环绕,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味叛逆或先知先觉。欣赏这样的人物(并非英雄人物)并不容易,是需要有一点精神,有一点超越意识的。
再来看一看那些通常被否定和厌恶的人物,其本来面目更易被误读,以至模糊不清或扭曲走样。仅以王夫人为例,加给她常见的评语是愚蠢、固执、虚伪、虐杀丫环的凶手之类。平心而论,王夫人作为母亲的形象出现在《红楼梦》中,作家着力之点是她对于儿子的私爱。母子之爱本为人的天性,当其自然流露无关利害时温和关切不失为慈母。然而当此种私爱(保全宝玉也就是保全自身)膨胀,失去理智,偏执顽固之时,就会为维护爱子的前途(当然是按她的设计),扫清障碍,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他人安危。王夫人的撵金钏、逐晴雯等就是在此种心态驱使下做出来的。金钏之死,祸起宝玉,金钏本人言行未必无可挑剔;但这个丫环的自尊是王夫人无法理解的,因之她的投井也是王夫人始料不及的。事后落泪追悔并非虚伪;良心受到谴责是自食其果,王夫人负有不可推诿的道德和事理的罪责,但并非蓄意杀人的凶手。宝玉对母亲也并无怨恨(即便对父亲下狠手责打,也并无腹诽怨恨,恐怕不能用宝玉“斗争性不强”来解释)。总之,一切都要置于那个时代和历史环境中做具体的分析,返人物事件以本来面目。要之,以今人之是非好恶贴个标签易,以了解之同情作实事求是的分析难。
可以说,过去时代对于《红楼梦》的偏见的最大根源莫过于封建道学家的准则和新式阶级论的标签。再加上层出不穷的新索隐造成的迷雾。这一切都障碍着人们客观地、不带偏见地去理解这部伟大的作品,尽管新时期以来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反拨和匡正,然而积习已深,往往到了习焉不察的地步,都需要每一个读者谨记“还红楼梦以本来面目”这一金玉良言。
再说第二层意思。
南京读者阅读《红楼梦》自有其优势和特点。这里是作家的第二故乡,在作品里,秦淮旧梦、江南甄府的影子无处不在,举凡地点、书名、景物、风习、饮馔、衣着等等都能唤起一种深沉的记忆,对南京的读者都有一种亲切感。这方面,南京的专家研究有素,成果丰硕。这里只想强调一点,即我们不仅应当继续深入细致地开掘这方面的资源,而且应当着重看取作家怎样将这些素材转化为小说的机体,即如何文学化。
去年(2009),笔者应命写过一篇《江宁云锦映红楼----漫说作为文学元素的红楼服饰》的文章,作过这方面的尝试。云锦是南京的骄傲,也是织造世家进上的精品。特殊的家世背景和成长环境,形成了作家独特的生活积累和知识结构,甚至渗入了潜意识之中,呈现于作品既丰富又深邃。具体而言,云锦及丝织品作为贵重面料闪现在各色人物的衣饰陈设中;抽象而言,又是一种符号和象征,承载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内涵。小说不仅写了生活之锦,更出现了梦中之锦,足见它是物质也是文化。当我们细心搜求体察相关描写时,不能不惊叹作家天衣无缝的艺术转化。
在这里,想借此机会对该文作一点补充。
其一,关于“雀金裘”的生活依据。笔者在文中曾举清人叶梦珠、王士桢的相关记载说明当年有类此以孔雀毛和各种鸟毛织成的丝缎自海外入贡。其实,这样贵重的织品更可能是由传教士带入的。近读红学前辈端木蕻良的《红泥煮雪录》(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雀金裘与澳门”一篇述及,据《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209页)记1583年1月6日(万历十年十二月十三日)肇庆府广东总督陈瑞“以二位司铎远道来临,觉得是中国的最大荣幸,并且因为他们有求必应,又求他们差人从澳门给送十件最美丽的羽翎来,以为送入北京作礼品。”又据康熙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上谕:“差董殿邦、李煦同安多住澳。” 安多是比国教士。清代来中国的传教士,多有取道澳门者,澳门曾被皇帝划为传教士可以长期居住的地方。李煦到过澳门,雀金呢一类羽毛织品很可能得自传教士或自行购买得来,中介很可能是澳门的传教士。我们知道曹李两家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红楼梦》中通过王熙凤之口提及祖上专管各国进贡洋船货物,书中多次出现钟表、药品、衣料等舶来品,正是曹李两家全盛时不难得到希罕贵重之“洋货”的艺术写照。“雀金裘”自然是一件“最美丽”的羽毛织品,小说以浓笔重墨给予了“特写”,它对深化人物关系、凸显人物性格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使这件服饰的文学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崭新的完好的雀金裘固然令人惊艳,而被烧破的、经晴雯织补的雀金裘有了更高的审美价值。这是生活所赐,更是作家的文学天才所致。
其二,关于潇湘馆窗纱引发的讲究。笔者在上举文章中曾以香菱换裙情节中宝玉关于丝绸落色的内行之见,翻检曹家档案中因织物落色赔偿罚俸的记载,见出织造之家的蛛丝马迹流于笔端。实际上,小说中有更为精彩的关乎织物成色质量的艺术描写,曹家档案中有遥相对应的十分沉痛的历史记载。笔者竟然疏漏了,被蔡先生的《新评》点醒,在此补说一二。
小说第四十回,贾母领着刘姥姥和一干人来到潇湘馆,因见窗上的纱旧了,命换,凤姐忙道库房里还有好些匹各种花样的“银红蝉翼纱”、“颜色又鲜,纱又轻软,我竟没有见过”。贾母笑她不识货,还来说嘴,“这个纱,比你们的年纪还大呢”,正经名字叫作“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晴,一样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银红的。若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的看着,就似烟雾一样,所以叫作‘软烟罗’。那银红的又叫‘霞影纱’。如今上用的府纱也没有这样软厚轻密的了。”从贾母的这一席话中,读者也同风姐等晚辈一起,长了见识、开了眼界。值得注意的是,如此靓丽高雅、软厚轻密的“软烟罗”已经所存无己、风光不再了,今日即便是“上用内造”,也比不上此刻凤姐身上所穿的了,质量每况愈下。翻检《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雍正四年三月初十日有内务府议处各地织造所进绸缎轻薄的题本,略谓“由江宁所织之上用缎二十八匹,官缎三十匹,皆甚粗糙轻薄,而比早先织进者已大为不如。” 织造官员“理应将上用绸缎,依照旧式,敬谨将丝制熟,织成极细厚重之缎,始可谓克尽厥职。今竟改变旧式,并不详查,掺用生丝,将绸缎织得粗糙而轻薄,似无其物者,深为未合。……依律将郎中孙文成、员外郎曹頫……各罚俸一年”。同年十一月并有各处织造送来赔偿绸缎的奏摺。此时离曹頫革职抄家的雍正五年底已经很近了。
贾母之所以说得出这样一番话,说得如此当行本色,如数家珍,而且饱含抚今追昔的意味,没有生活的底蕴是无从想象的。难得的是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小说情节,竟是如此自然流畅、了无痕迹,它十分准确地刻划了贾母的形象,恰到好处地融入了生活的场景,透露出由盛而衰的趋向。试问艺术作品的情节和细节,能蕴含如许生活容量和历史信息,岂是庸手所能达到的!
仅此一斑,就让人惊叹不已。南京(江宁)的基因如何织入了《红楼梦》小说的机体,真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课题。
(写于2010年10月)
附记:
近日读到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的一篇轶文《逛厂甸》,原载1948年3月22日天津《民国日报·文艺》第119期,占了几乎大半个版面,该文在2011年4月6日的《中华读书报》第5版上全文刊登,并附有书影。藉此,今天的读者得以重返历史的现场,其中许多段落令人心惊、震撼;熟悉《红楼梦》的人,还会马上联想到织造曹家。
厂甸是农历新年北京琉璃厂一带的文化集市,沈文记叙从“五四”前后到四十年代这里的沧桑变化,涉及字画、古玩、器物、服饰种种,这里仅迻录有关织物服饰器物的两段,当会引起《红楼梦》爱好者的格外关注。
若到前外或东西四牌楼挂货铺及天桥旧货棚观光,则这个二百年名城大都另外一种储蓄及毁坏,将更加惊人。有关旧朝代服制器用,刺绣……工艺品,都如垃圾堆,随意处理。彩色鲜明花样文巧材质讲究的库缎,湖绸以及绫锦罗纱,千百匹堆积席上,五色缤纷,无人过问。(直到民国二十五六年,在东华门挂货铺中,乾隆宫纱就还只到二三元一匹,大家买来作窗纱用。)各挂货铺的重器物,价值之贱,门类之丰富,糟蹋之多,就更不用提了。
……
然而更大更重要的毁坏处分,还是故宫开放后那一阵,由于典守主持人之无知而自私,在一种极糊涂草率情形中,毁坏了不知多少有关历史文化工艺品!
……举例言,一海龙袍子或貂皮大套,当时作价不过二三百元,普通乾隆锦缎仅一元一尺。且照当时规矩,院中办事人作价后,还得先由院长选购,次由院中高级职员选购,次由低级职员,方轮到外人。所以东西越讲究难得作价也越贱,处分之滑稽、荒唐,真到不像是真有其事。后来虽因某某事,进而为某要人弹劾戳穿成为故宫盗宝案,然主事者在通缉令下以前,连亲戚带眷一跑,还是一切无事。这种大毁坏别的不提,即以明清四百年,几几乎代表五个世纪带花着色丝织物数千件,作价一元八毛计尺出售给人作旗袍椅垫,得来的钱却为的是发职员薪水,这些典守人对中国艺术作的孽,算来就有多大!
这样的贱卖、糟蹋、毁弃、偷盗怎不令人触目惊心!宫廷里上用内造精工制作的珍品宝物竟然弃若敞屣归入私囊。试想当年作为内务府织造世家为供奉皇室锦缎袍服、进贡各式珍稀古玩,竭尽忠诚,倾尽家财;当然更有无数为之付出心血智慧辛苦劳作的工匠艺人、平民百姓。出身于织造世家的曹雪芹若泉下有知,宁不痛心疾首。
时至今日,往昔物质的丰瞻繁华已一去不复返、不可复现了,不幸之中的幸事是有天才作家曹雪芹在他的作品里为我们艺术地保留和再现了那个时代的记忆,包括那些精美绝伦的色彩丰富材质讲究花样文巧的服饰器用锦缎纱罗,一切是如此鲜活生动。即此而言,我们在痛惜中华文物流失毁坏的同时,更应倍加珍爱《红楼梦》这样中华独有、举世无匹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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