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红学要籍汇刊》影印本提要

黄安年辑  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7月13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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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民国红学要籍汇刊（影印本）

编者      王振良

出版发行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印刷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次：    2017年4月第一版

印次：    2017年4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32开本， 210X148毫米

印张：    176.625

字数：    8688千字，插页44

定价：    1360元

ISBN：   978-7-310-05342-1

照片21张，拍摄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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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民国红学要籍汇刊》序

                           赵建忠

    学友王振良兄，于乡邦文化建设身体力行，成绩斐然。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供职《今晚报》，采访、撰稿、编辑的业余时间里，仍耕耘于古代小说园地。振良热衷于收藏旧书，曾从其插架的数万册藏书中遴选出72种稀见小说研究旧著，对各书作者、编者、序跋评点者及版本源流等进行了详尽的著录、考释后，写成专著《稗谈书影录》出版，在业内颇获好评。可以说，他兼具学者、记者、编辑的多重身份。近日，他又担负起自己辛苦搜求的18种民国红学研究旧书的影印、主编工作，这当然是件嘉惠学林的好事。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即将付梓之际，他要我为这套丛书的学术价值作一介绍。私情公谊，义不容辞。

就200多年的《红楼梦》研究而论，民国红学（1912----1949）上承晚清余绪，下启新中国开篇，堪称红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五四以降伴随着西学东渐，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以及社会转型期新旧思想的杂糅，使这个特殊历史阶段的学术呈现出自身特色，从而在学术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学界艳称的“民国学术”黄金期，概缘于此。《红楼梦》研究作为“民国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也会折射出特定时代学术环境的底色，不可避免地打上其烙印。

对这18种民国红学研究旧书进行分梳归纳，从红学流派划分的角度，大致可归为三种类型即：红学索隐、考证著述；红学题咏、评点著述；红学杂评、批评著述。

收入本丛书中的红学索隐、考证著述共6种。蔡元培作为民国时期教育界、学术界先驱人物，其红学成果自然备受时人瞩目，出版于民国六年（1917）的《石头记索隐》不仅是红学史上标志性作品，即置于“民国学术”经典之林，亦当之无愧。考虑到其书作为研红必备之书多次再版，已广泛流行，故在此无需赘述；然而受蔡氏基本研究思路的启发，索隐红学著作以后竟不断出现，如民国十六年(1927)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的《红楼梦本事辩证》，由于学术旨趣接近且系同乡，蔡元培还为这部著作写过序言。关于此书作者寿鹏飞，权威红学工具书《红楼梦大辞典》对其生平事迹介绍语焉不详，甚至连作者的生卒年都没弄清。其实寿鹏飞与蔡元培一样，红学著述也具有深挚、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他在当时也算一个比较活跃的文化人，生于1873年，卒于1961年。差不多与寿鹏飞同时期的红学索隐著作，还有民国十四年（1925）天津大公报馆印行的阚铎著《红楼梦抉微》，基本观点是“红楼全从金瓶化出”，以致红学史家们对这部著作评价不高，认为它是“索隐派中的恶札”。不可否认，同红学索隐派的其它著作一样，《红楼梦抉微》也存在“穿凿附会”的通弊，但其求索的对象，又不是具体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而前提是将《红楼梦》视为一部虚构的小说，仅仅是在《金瓶梅》与《红楼梦》这两部小说之间寻找内在联系，正是此书与其它红学索隐派著述的迥异之处，也是其独特价值所在。由于这个原因，有的红学研究者包括阚铎本人在内，并没有将《红楼梦抉微》与其它红学索隐派著述相提并论，这应该是我们重新估衡此书价值的基本出发点。阚铎之后影响较大的新索隐红学专著，当属民国二十三年(1934)由西京出版社出版的景梅九《石头记真谛》（又名《红楼梦真谛》），堪称红学索隐中的一部集大成著作。著述此书的大时代背景，正是山河破碎、黍离麦秀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夜，作者在自序中就表现出沉痛的民族情绪“不意迩来强寇侵凌祸迫，亡国种族隐痛突激心潮……颇觉原著者亡国悲恨难堪，而一腔红泪倾出双眸矣”，看得出来，《石头记真谛》只是将文本索隐当成手段，而终极目的则是为服务于民众救亡伟业。可以说，景梅九将蔡元培以来运用《红楼梦》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做法推向了极致，同时也将红学与政治进一步挂钩，从而推动了新索隐派向红学社会历史学派理论的转型。因此之故就发生一个学术命题：以科学方法为指导的“新红学”考证派，为什么竟不能阻止红学索隐著作在整个民国时期的不绝如缕，其影响甚至还绵延至当代？（如近年央视《百家讲坛》热播著名作家刘心武的系列红学讲座，即属于这一派的复活）这就需要对红学索隐放到《红楼梦》研究史上给以客观、辩证的定位。应该指出的是，“索隐”方法的较早运用本在史学领域，如《史记索隐》等史学专著，探求本事、史料还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从文化渊源上考察，索隐派走的是“今文经学”的治学路数，“今文经学”对“五经”中的《尚书》、《春秋》等史书的阐释有其合理性，然而运用到文学领域如对《诗经》的解读，就有以意逆志、牵强附会之嫌。索隐方法引申到红学领域后，出发点本想约束《红楼梦》评点、题咏、杂评家们释义的发散性，操作方式上也是指向作品情节的考证，与主流红学倡导的“回归文本”方向的努力比较接近，但由于受“今文经学”治学路数的影响，这一派很容易在解释作品时陷入误读和主观臆测。其实不管《红楼梦》中存在多少历史信息，它一旦被天才的作家所整合，就形成了新的意义单位，与原来的所谓“本事”已无甚关联。

  能与旧红学索隐派形成对垒的最重要民国时期著述，除胡适外，自然非俞平伯《红楼梦辨》莫属了。这部著作属于新红学代表作，于民国二十三年（1923）在亚东图书馆出版，写这本书的起因是俞平伯与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建国不久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则是《红楼梦辨》的修订本。修订的原因是作者认为原书存在一些错误，即本来的错误和发现新材料而证明出来的错误。尽管原著修订后的更名再版时增加了些新篇目，但《红楼梦辨》还是一本不可回避的著作。从“辨彰学术，考镜源流”角度讲，《红楼梦辨》初版肯定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特殊时代环境下又增订再版的《红楼梦研究》思路不同，这种不同还不仅仅是删除了胡适的序言。通过对原著初版、增订再版前后变化的细致深入考察，可以见出作者红学观念移步换形的轨迹走向；与考证红学相关的民国年间著述，本丛书还特别收录了方豪的《红楼梦新考》。由于他与教会的缘分以及精通拉丁语、法语、英语等便利条件，得以系统梳理了《红楼梦》中的“洋货”如呢布、钟表、工艺、食品、药品、动物、美术品等，方豪根据清朝的官方档案、士人笔记以及外籍教士的记录等，分门别类地考索其来源，并与曹雪芹原著中的相关描写对照印证。值得注意的是，该文还提供了当时外国传教士在康熙南巡时“见驾”的情形，并由此推论曹雪芹先人“俱有晤见西人之机会”，认为《红楼梦》中西洋物品之“来源虽非一途，但来自洋教士者必占多数。”这样的结论自有其合理性，对《红楼梦》中写到的“洋货”进行详尽考释，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品中人物、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也有助于研究者对作品的写作年代进行大体判断，因此这样的考证就颇有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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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本丛书的徐复初所编《红楼梦附集十二种》，系有关《红楼梦》题咏、评点著作的汇编。共收《石头记评花》、《读红楼梦杂记》、《红楼梦题词》、《红楼梦赋》 、《红楼梦问答》、《红楼梦存疑》、《石头记论赞》、《石头记总评》、《石头记分评》、《大观园图说》、《红楼百美诗》等。这些作品分别以韵文、散文形式对《红楼梦》进行“聚焦透视”、“散点透视”，它们或赞咏《红楼梦》情事佳话，或总括其事，或逐回细品，于人情伦理之间探求作者的宛转深意，可谓用心良苦。值得注意的是同期徐枕亚所撰《石头记题词》，内容虽也不外“大旨谈情”，但作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鼻祖，他在品红诗词中融入了自己的颇多身世之感，只要读者比照一下其骈文书信体小说《玉梨魂》，就能体味到《石头记题词》对宝黛爱情的那种切肤之痛。此外，署名醉红生所编的《红楼梦谈屑》，也是有关《红楼梦》题咏、评论著述的汇编，包括话石主人《红楼梦新语》、莲海居士《红楼梦觥史》、蒋如洵《红楼梦杂咏》、卢先骆《红楼梦竹枝词》、黄金台《红楼梦小阳秋》等。民国年间的红学题咏、评点著述当然不止徐复初、徐枕亚、醉红生这3种，可以说不可胜数，但迄今为止，红学史家们对琐碎的评点、题咏红学的研究仍很薄弱。推究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这种论红模式往往随感而发难成系统，自然难与其它红学流派的那种大气磅礴相比并；其实，对红学题咏、评点进行梳理和研究，使我们对那些作品体现的红学观念及《红楼梦》一书传播、影响的了解，是极有价值的工作。

红学史上还有一批很奇特的著述，它们主体上并非韵文形式，因此不可能划入红学题咏之列；而这些红学著述有的虽夹杂了寻找所谓红楼人物原型或提示作者家世、版本线索的相关内容，但与专门索隐、考证的红学著述又不能同日而语；这些著述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那样的批评派红学典范之作也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至于与评点派红学著作的区别，更是显而易见。这些著述名之曰“红学杂评”或更符合实际，“杂评派”是评点派红学向批评派红学过渡的一座桥梁，其演变过程呈现出的遗传与变异现象颇为复杂。本丛书中收录了5部红学杂评著述，其中吴克岐所撰《犬窝谭红》约成书于民国元年（1912），该笔记价值在于提及著者见及钞本线索，共收《红楼梦正误》、《红楼梦正误补》、《红楼梦正误拾遗》3种。此外，吴克歧尚有未刊稿本《读红小识》，本次影印主要选收了其与《犬窝谭红》互有出入部分，

即《红楼梦作者》一卷和《红楼梦原文补遗》一卷。还有他的《忏玉楼丛书提要》，是其评价清代红学著述的提纲挈领式笔记，有一定学术价值，也一并影印。这类笔记著述尚有姚燮的《红楼梦类索》，民国二十九年（1940）由上海珠林书店出版，“类索”分为 人索、事索、余索三部分，统计全书人数的同时记叙贾氏家族及杂流人品，还记叙了器物、艺文并辑录了各项分类事物等，因此，当时就有评论家指出，作者对《红楼梦》本身的评论虽“无甚精义”，但年月岁时考证详细，并以“谱录家”称之，《红楼梦类索》的红学模式对后来的研究者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红楼纪历”部分的构思）。同姚燮的《红楼梦类索》评红观点“无甚精义”正相反，洪秋蕃所著、海上漱石生鉴定的《红楼梦考证》（原名《红楼梦抉隐》）却是新意迭出，作者认为：结构奇，穿插妙，描摹肖，铺序工，见事真，言情挚，命名切，用笔周，妙处殆不可枚举”。应该说，这种看法高度概括了《红楼梦》所达到的思想、艺术境界，言简意赅，见解超群，比起后来某些空洞无物的泛泛长论要高明许多。

由于杂评派红学存在的琐屑通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红学批评派终于形成气候并取得主流地位。本丛书收录了4种这方面著述，其中，《林黛玉的悲剧》署名阿印，民国三十七年（1948）由香港千代出版社出版，此书并不限于专论林黛玉，共收有七篇文章，还涉及到对贾宝玉、贾政、薛宝钗、尤二姐、紫鹃、袭人的评论，作者采取的是谈心式评析，娓娓道来，有如与读者面对，从而拉近了评论家与读者的距离。作者还运用了对比论述的方法，将身份相类而性格气质各异的人物在比照中显示差异。此前，较有影响的还有高语罕所著《红楼梦宝藏》，主要是针对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王熙凤几个奇女子以及贾母与刘姥姥等《红楼梦》人物的评析。当然，同时期这类著作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发表时署名太愚，先在《现代妇女》杂志陆续刊出系列文章，民国三十七年（1948）由国际文化服务社结集印行。作者以广阔的视野分析了林黛玉、薛宝钗及书中其她女性的不同烦恼及共同悲剧命运，比起传统的“拥林抑薛”派的意气之争和简单人物分析法，《红楼梦人物论》无疑要深刻、全面得多。

   值得重点推介的民国时期红学批评派论著，还有李辰冬所著《红楼梦研究》。

这部著作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红学的学术视野相对宽阔，不再拘囿于新旧红学的基本套路，人们各自从自身所处的地位和所具的学养出发来认识研究《红楼梦》。把《红楼梦》置于同外国小说比较中认识其价值的，李辰冬是很突出的一位。《红楼梦研究》“导言”部分，作者开门见山表明了对《红楼梦》进行索隐和考证的看法。李辰冬批评了索隐红学，有保留地肯定了在《红楼梦》研究中运用考证方法，但对于胡适提出的“自传说”，李辰冬认为其有“拘泥史事之嫌”，这种思考在当时可谓超群。此外，论及“红楼梦的艺术价值”，算是全书精华部分。如关于《红楼梦》的结构问题，李辰冬认为“好像跳入大海一般，前后左右，波浪澎湃，而且前起后拥，大浪伏小浪，小浪变大浪，也不知起于何地，止于何时，使我们兴茫茫沧海无边无际之叹！又好象入海潮正盛时的海水浴一般，每次波浪都给我带了一种抚慰与快感；而且，此浪未覆，他浪继起，使我们欲罢不能，非至筋疲力倦不已”，又说：“《红楼梦》系一浪接一浪，无间断，无痕迹，即令回来，不是余波未尽，就是新浪重起，使我们游泳《红楼梦》海面的人，食无心，睡无意”，又如，关于《红楼梦》的风格问题，李辰冬认为是“没一点润饰，没一点纤巧，并且也不用比拟，也不加辞藻，老老实实，朴朴素素，用最直接的文字，表现实物最主要的性质”，《红楼梦研究》能在艺术分析方面发前人所未发，主要还是得力于李辰冬对新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探索。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红楼梦研究》不是某种理论的机械照搬，而是辩证地汲取，尤其是在索隐、考据还很盛行的时代氛围里，李辰冬不迷信学术权威划定的治学路径，而是独辟蹊径地注意到了《红楼梦》本身的艺术价值，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红楼梦》文本，这是需要独特的眼光和学术勇气的。我们承认，红学考证派确实让《红楼梦》研究纳入了科学的轨道，但是，文学毕竟不同于科学，心灵感悟的东西单靠所谓“科学意识”是难于得到圆满解释的。如果强调过了头，有时这种“科学意识”反而还会成为窒息“创造精神”的劲敌。毋庸讳言，考证派用曹家史实去机械对应《红楼梦》生动活泼的艺术情节，那种“文史合一”的思维模式毕竟是违反创作规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反科学的。考证派的研究内容虽然切近了《红楼梦》的具体历史语境，但主要还是一种背景的廓清。《红楼梦》精神体现的形上思考关乎人生价值的启悟、人格境界的提升，实质上指向了生命的真谛，人们之所以对那些连篇累牍的红学考证文章有成见，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很少指涉《红楼梦》的精神向度。考证作为一种手段，不能仅局限于文献考证，还应与文学考证和谐统一起来，即我们的研究大方向不能偏离《红楼梦》文本这个轴心。

 上述18种民国红学旧书，对于今日读者而言，其中有很多也颇难寻觅。为了回顾、总结民国红学走过的那段历程，就需要熟悉并了解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尤其需要选出一批曾发生重大影响的代表性论著，推荐给广大读者。收入本丛书的论著，固然远不能涵盖民国年间红学研究的全部成果，但却无一不是在红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的著述，有的还是里程碑意义的传世之作，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对于广大读者阅读《红楼梦》，仍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还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本丛书的这批民国红学旧著，当年很多采用的是繁体竖排和旧式标点，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可能在阅读习惯上有些不适应甚至隔膜，也许是这个原因，不少出版社曾改变版式再版，有的旧著作者再版时还增加了些新篇目，原著增订后再版对于了解旧时的红学著作概貌特别是对研究作者的红学观念变化自然有其特殊意义，但作为一种资料书，保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是编辑者所应遵循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当时的人们对《红楼梦》的观感和见解自有其独特之处，作为一段历史是不可复制也不能代替的；因而，不仅治红学学术史者应当了解，即便是普通的读者和研究者，也可从中得到启示和借鉴。 如前所述，从“辨彰学术，考镜源流”角度讲，如果是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的红学，最好还是看作者当时出版的原著。通过对原著初版、增订再版前后变化的细致深入考察，可以见出作者红学观念移步换形的轨迹走向，这种深入研究就具有了红学史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振良能将辛苦搜求的民国红学研究著作交付南开大学出版社影印，不仅可以让今天读者一睹当年旧书原貌，更重要的是，对于研究民国红学的学者而言，因提供了原始文献而颇获助益。否则，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资料的流失和湮灭势所不免，因此，为了使这项工作结出一个果实，更为了省却广大《红楼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检阅之劳和搜求之苦，影印这套民国红学旧书使之面世，相信这是一件非常有学术意义的事。

（序者系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会长、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