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去年为《文艺报》撰写一篇介绍现代藏书家、散文家、学者唐弢书话作品的文章《唐弢书话内外》，刊载于该报3月16日第六版，至今我还没有看到报纸。经朋友电话告诉，才从网上《文艺报》电子版看了，却发现由编者作了删节。而且删掉的恰是我个人认为很重要的一些内容，即唐弢先生在其某篇书话中对他不喜欢的人所做的政治性的旁敲侧击，时间在1950年代意识形态化非常严重之时，起了一些“助纣为虐”的作用。无论如何，是自以为鲁迅精神传人的唐弢先生道德上的污点。关于这件事，事实上几年前《山西文学》上已经有文章谈及，不是新鲜事了。现在我把自己的文章贴在这里，且恢复原状。我认为，类似唐弢先生当年那种“杂文笔法”，并非个别现象，更有深层的社会、政治原因，然对于唐弢个人而言，毕竟是一笔良心债，即使他自己不愿正视，后人也应该不“护短”，正视它，才会对世道人心的改善有益。

 

唐弢书话内外

 

子  张

 

一

 

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着眼，说唐弢具有作家、学者和教师、以及新文学图书收藏者这样三重身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自1930年代到1980年代的五十多年间，唐弢的名声虽然并不是特别显赫，但却是众多左翼文化人中的重要一员。和他的作家、学者、新文学图书收藏者的三重身份都有着某种关联，他的声誉一部分来自他众多作品中的一个品种，即新文学书话。

书话，单纯从字面上理解，也可以解释为“话书”或“书之话”，即对于图书的介绍与评价。对这个民国以后才出现的文体，唐弢由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诗话”、“词话”、“曲话”和“以文献为主，专谈藏家与版本的如《书林清话》”总结过他所谓“书话”的文体特征，即“着眼在‘书’的本身上，偏重知识，因此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又表示他欲企及的目标是：“竭力想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似的抒情”（《书话·序》1962）。若干年后重订《晦庵书话》时又进而提炼出作为“散文”的书话之理想要素：“一点实事，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晦庵书话·序》1979）。在同时期的另外一个场合，他再次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也可以视为对那个观点的一种解释、一次明确与强调：“而书话的形式也确是多种多样的，怎么写都可以。但我反对有些人把书话仅仅看作资料的记录，在更大的程度上，我以为它是散文，从中包含一些史实，一些掌故，一些观点，一些抒情的气息，给人以心地舒适的艺术的享受”（《〈林真说书〉·序1982》。

细察唐弢关于书话前前后后三次表述，可以看出对书话文体的个人界定和理想在大同中存在着小异，即是由最初的有所“偏重（知识）”、“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而逐渐趋于“知识”与“艺术享受”并重，形成了所谓“四个一点”或“四个一些”即“史实、掌故、观点、抒情气息”四者并重的书话体散文的个人观点。这个“史、故、观、情四者并重的书话体散文观”恰恰又对应了唐氏作家、学者、新文学图书收藏者的三重身份。因为热衷于图书收藏，所以有撰写书话的特别条件；因有学者眼光，故注重史实和观点；因固有的诗人气质和散文家情怀，而执着于抒情气息与图书后面的轶闻掌故。如此理解唐弢的书话观以及个人书话风格的生成，应不至大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