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一点忘了自己还存有一本钱理群先生的赠书。是上海文汇出版社“阁楼文丛”第三辑中的一种，小三十二开本，一九九九年一月第一版，印数是六千册，书名是《学魂重铸》。今天翻书架的时候发现了它。
扉页有钱先生题签，时间是二零零年一月。想起来，应该是那一段我比较关注大学文学教育的时候，听说钱理群先生在北大主动要求为大一学生讲授《大学语文》，而又新出一种关于大学教育的书，才冒昧写信向钱先生索求的。
说起来，我与钱先生早有一面之缘，只是没有书信往来而已。一九八八年暑期，《读书》杂志在北京举办“文化：中国与世界”讲习班，我以学校公费参加，属于青年教师培训一类。社科院的甘阳、周国平、赵越胜、梁治平、何光沪，北大的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以及《读书》的沈昌文都来授过课。钱先生的课似乎最生动。现在印象最深的，是讲到他这一代人所遭受的痛苦时表现出的那种昂扬的激动状态，还有想写字回头却找不到黑板时的样子（因黑板是在一旁，而非中间）。上衣是一件白色“人造棉”短袖衫，因为长而耷拉下来，给人以不修边幅的感觉。
然而这位钱先生和他的北大同事，以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给一九八零年代的中国文学教育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啊！还有他自己的《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1948：天地玄黄》、《压在心上的坟》，也都是青年学子、学人爱读的书。一直到进入新世纪，他以及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似乎都是文化圈、教育界甚至公众社会最敏感的话题。比如前些年，一度听说他被取消了在北大授课的资格，最近几年，则又听说他已经正式退休。但我相信，不论这些传言真实与否，钱先生都不会放弃他作为新文学杰出学者和现代思想者的职责与使命，他一定都会以不同形式表达他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关心与爱。
手头这本十万字的小册子，以钱理群自己在《后记》中所说，是应上海一位编辑朋友之约，而借北大百年校庆之机写成的，时间集中在一九九八年四月到十月的几个月间，“今年因北大百周年校庆，更是触发了关于教育的‘原点’的追问。这次趁写这本书，把一些想法，形成了文字，对自己也算是一个交代。”
不错，“关于教育的‘原点’的追问”，应该就是这本书的关键词吧。譬如第一篇，由对蔡元培教育思想“从一开始就被拦腰斩断”现象，提出：“今天的教育，包括北京大学的教育所存在的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这个教育的前提——教育的基本观念：什么是教育，教育的目的、宗旨，出了问题，而这又是与一个世纪以来对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冷漠、阉割与背离是直接相关的。”《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思考》与《追求文、理的融通》则分别从研究生教育和理工类本科生教育角度对这一理念进行展开，他把“大一国文”课程与大学“人文关怀”教育贯通起来，“寓人文教育于语文教育之中”。在《重新确立教育的终极目标》这篇访谈中，他再次阐述蔡元培“现象世界”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的思想，再次强调指出当代应试教育对终极目标的背离，而又把他关注的目光延伸到中学教育阶段。这样，也就把大学和中学在“人”的教育方面的共同缺失作为一个“教育链”问题提出来了。
有了这份底气，钱先生的话在好大喜功的官僚们听来，自然会不舒服了。因为他自己虽也置身北大，却似乎并没有自恋倾向，反而毫不客气地指陈：“北大的个性、创造力正在萎缩。”时在一九九八年。
转眼十一年，部长换三番；遥遥知何处——教育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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