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说
子 张
穿着一袭宽大的深蓝色睡袍的施先生和得之于照片印象的施先生还是有所不同。可能是刚刚理过发，所以灰白的头发显得很短，面色也较暗，目光中更是只有高龄老人才有的那种显出一点灰蓝的眼神。毕竟是九十五岁的老人了呵！
施先生尽管戴着助听器，但与人谈话还是不得不用“笔谈”的形式。他叫助手给我拿来一叠纸，大声问我：“你会不会讲上海话？”在得知我不懂上海话之后，他就一直用南方味儿很浓的普通话回答我的提问，在我仍然听不明白的时候，他就要过纸笔给我写出来。比如我问到他的意象诗里“极司斐尔公园”的所在，他一边大声回答一边在纸上写下“中山公园”四个字。我希望他能解释一下他的“意象抒情诗”中的《蛏子》，老先生却笑眯眯地把球又踢了回来：“这应当由你来解释！”不过当我接着问“这首诗是写实吗？那么公园里怎么会有蛏子？”时，施先生还是作了回答：“我写的是人。女人穿着黑衣服，裹得严严实实，象躲在壳里的蛏子，只可看见头和脚，往来穿梭。你到夏天去公园看看。”我又问：“‘银鱼’也是女人吗？”施先生说：“银鱼，你可以到市场去看。细细的，白白的，只有两只眼睛是黑的。这都是意象。印象是纯客观的，意象是有主观性的。”说着，随手又在纸上写下了后面这句话的汉、英两种文字。
施先生的心理分析小说《梅雨之夕》写一个青年男子在雨中回家的路上邂逅一个青年女子，在共用一把雨伞的路程中产生了微妙的心理感应。联系到这篇小说的写作时间，我会觉得似乎与戴望舒的抒情诗《雨巷》有着某种关联。是施先生受了《雨巷》的启发还是构思上偶然巧合？当我向先生询问二者是否有“关联”时，施先生摇摇头：“没有关系。”
施先生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走上文坛，先写新诗，继作实验小说，同时对文学翻译和小品文写作也始终保持热情。五十年代冯雪峰曾约请他去人民文学出版社，他认为自己“还是做教书匠适当”，于是复信婉谢。此后就一直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成为该校人文教育的象征性人物之一。不过这是后话，在1957年到“文革”十年期间，施先生也无法逃脱“被批判”和“干校劳动改造”的命运，着实写了不少“检讨”。以故，1995年他为《施蛰存七十年文选》写“自序”时，曾经不无幽默地说：“‘文化大革命’前期，我在‘牛棚’中每日写的‘日记’，由红卫兵收去贴在学生宿舍楼下的大黑板上，惹来了许多学生的‘欣赏’。那些只占抄本簿两页的文章，可能有不少很妙的小品文。可惜当时不留底稿，现在无法把它们也编一个集子。”
施先生在主编《现代》的时候大力倡导“现代诗”，自己也探索着“意象抒情诗”和“心理分析小说”的写作，所以那天谈到诗歌倍受冷落的现状，我曾向他提问“是否与市场经济有关”，孰料老人立刻做出反应：“历来是这个样子的，不止是市场经济时代。你不要管这些，你应该编一部新诗史，以及1917年以来新诗作品的目录。”随即又说：“不过‘新诗’这个名词应该取消了，当时是相对于‘旧诗’而言。”我接上说：“叫‘现代诗’比较合适。”施先生表示肯定：“对，从1917年开始至今，现代诗歌已经有了八十年的历史。胡适之他们是第一代，我从1928年开始写诗，属于第二代，艾青应该算第三代吧？”
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我在纸上写到：“您怎样评价自己的创作？您认为您的代表作是小说还是散文？”施先生看了看回答：“自己怎么评价自己？这要你们去‘评价’。”这使我想到曾经读过的苏雪林一篇讨论施蛰存小说的文章，其中认为施先生是一位“文体作家”，我想请施先生谈谈他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他的回答是：“‘文体作家’这个词太大了，不得要领。每个人的文体都不一样，你有你的文体，我有我的文体。”我又提到苏雪林对他小说“文藻富丽，色泽腴润，结构严谨，刻画细腻”的评价，施先生笑着说：“捧得太高了。我写得没那么好，诗写得也不好。苏雪林也是老朋友了，她活到一百零四岁。”
1990年前后的若干年内，“老年散文”方兴未艾，施先生和冰心、夏衍、柯灵、金克木、张中行都成为“散文热”中的“寿星级”人物，施先生的散文集一本接一本地印出来，其受读者欢迎的程度不亚于他的小说，在“寿星”之外，又再一次成了文坛“明星”（不少年轻人则以为他是一颗“新星”）。对此，他也不无揶揄。还是在《七十年文选》的“自序”中，他感叹：“当我和我的同行们都感到文集供不应求的时候，散文集的编辑先生或女士们又想出一个印选集的办法。他们从各个作家已印行的文集中选出几十篇，编一个选集，于是，我在一九四八年以前印行的两个散文集子，现在已变成四本了。这真是‘太上老君一气化三清’，妙不可言！”由此，施先生不免担心：“散文热，热到连长眠于地下的古尸也活转来了，出版界的这一现象，我实在有些担忧，怕它成为一种歪风邪气。”这种清醒，似乎也不是所有“明星”都有的吧？
所以，当我询问先生：“您现在还写作吗？”他一边笑一边摇头：“不写了，也不搞文学了。老了，九十五了，耳朵也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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