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我们而去已经四年了，他的四卷文集终于快要出版。文集中收录了一篇父亲在1981年发表的悼念茅盾的文章，那是在“文革”黑暗刚刚过去，拂晓刚刚来临的时候，叙述了“文革”后期父亲和茅盾重逢后对四、五十年代交往、情谊的回忆。父亲这一代革命文化人，从青年时代就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召唤，投身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在周恩来的关怀领导下，在“白区”坚持革命的文化工作，用他们手中的笔，启蒙、教育了人民和千百万青年，号召他们为自由、民主、光明而奋斗，许多人因此投奔延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应该说他们是革命的功臣，是共和国的功臣。但解放后历次运动中，包括父亲在内的许多人都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像胡风竟被打成了“反革命”。尽管这样，五、六十年代父亲这一辈老知识分子仍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祖国的文艺繁荣默默地工作着。“文革”中他们备受摧残，但始终保持着气节，父亲在“文革”中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他用沉默来应对暴政，说明他们清醒，因为他们是历史的过来人，真正懂得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明？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四日当光明刚刚来到的时候，诗人臧克家宴请茅盾等诸君， “经过大灾大难，而活了下来的文艺界两代战友重新欢聚一堂，畅敍别情，叨念故旧，而又展望未来，这雅集真是令人会终身难忘的！” 父亲这样体验是深刻的。三十多年过去了，历史还在前进，我们也能像父辈一样对时势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吗？也许这篇悼文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回忆，在那些似该忘却的日子里

------敬悼茅盾同志

葛一虹

一十五年之前，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阵妖风，亲密无间的文学艺术界彼此之间就隔绝了，从此谁也不知道谁是怎样度过那严酷的日子的，安危如何？生死又如何？我自己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在难于排遣的困惑中，每忆往事便不禁要怀念许多同道的战友，尤其担心那些年迈的前辈长者……

一九七三年冬天，我从五七干校劳动了四年之后回到北京。在劫余杂物中居然找到了几张茅盾同志的照片，那是在一九四六年同游西湖时我为他和孔德沚夫妇俩摄取的。真是喜出望外，也就翻印了邮寄给他。三数天后，我展读了回信：“追忆同游诸同志，洪深同志不幸早逝，赵清阁同志闻亦溘逝（后来知道这是传误----笔者），内人谢世亦已三年，今尚在者惟兄与凤子同志及弟耳。当时同游是否还有别人，我已记不起。”但我更关心的是茅公的健康情况，而信上却说“年来屡患大小各样病，而气喘支气管炎纠缠不已，血管硬化则见端于步履蹒跚，面肤时感绷紧，以故极少出门。”捧信复读再三，多么令人焦虑不安，夜来梦多，第二天也就前去看望这位我们敬爱的新文学的奠基者了。

还是那幢两层小巧的西式楼房，可秃树荒草，庭院冷落，一抹严冬萧条的景色。而一眼望去，那毗邻的两幢同一格式的小楼窗上的玻璃已残缺不全，人去楼空，音讯渺然，更不由得为之怅然若失了…….叩门而入，室内有微微的暖气，迎面扑来，我脱下了大衣，静静在会客室里等待，不久主人便从楼梯上慢慢下来，我赶快迎上去，紧紧地握手问好。瘦了，步子确不甚轻快了。岁月催人老，又渡着不快意的日子，而终身形影不离的老伴浮复早逝世，怎能没有一点变化呢？但看他的健康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些，这够人宽慰，我自忖可以稍稍坐一会了。但是想不到茅公却仍然那么健谈。他说，上了年岁的人只能写写回忆了，偶然也写点旧诗。他说起话来还是稍带乡音。他问我田老大怎么样，那时我也无法证实这“汉子”已遭残酷迫害，含冤而死。我所相熟的朋友，如章泯和戈宝权等 同志，他几一一问到。他对叶以群同志的遗族也表示关怀。不过涉及到当前的势局和大动乱中的事情，则所谈甚少，这也许所知本来不多，也可能彼此都有意加以回避的吧？

他似乎对往事尤感兴趣。我带着另一张在西泠社拍的照片指给他看，我说那次西湖之游还有阳翰笙同志和陈白尘同志。“记不清了”，他拿起那小小的照片端详了一下，说“太小了，看不清，得用放大镜了。”茅公的眼力原不太好，“浩劫”难道也影响他的记忆力吗？我告诉他，那次相上市场买金华火腿，他指点我们看如何挑选上好的，当时他自己就买了两段上腰峰。归途中还曾说怎样用来烧汤或蒸切才够滋味。他听着，笑了。

 

在谈话中，茅公对应邀访问莫斯科一事问得很仔细。他问那天登上海轮斯莫尔尼号送行的有些什么人？有谁还带了鲜花来送行的？经他一问，我这才想起我从我寓所出发，路过静安寺，在花店买过一束康乃馨。我记得郭老和于立群同志的鲜花是大把的。他说：“是的，是的。我记起来了。”他还问我启程前，那次仅有少数人参加的豪华的欢送酒会是怎样搞起来的？酒酣以后，宾客吟诗唱和的又有那几位？于是屈指数数，有几位一想就想到了，有的却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可不是吗？那次除了作家艺术家外，参与宴饮的还有救过老人沈钧儒先生和外交界宿耋颜惠庆博士，孙中山先生的秘书黎照寰博士也飘然而至。这三位长者并各兴致勃勃地赋诗联和。郭老的诗则为“不辞美酒几倾杯，顿觉心花带怒开，今日天涯人尽醉，澄清总得赖群才。”可有两句为当时传诵的讽时隽句：“问谁好战追希墨，举世人民骂蠢才。”作者是谁？都忘了。后来，我翻阅断烂资料，始知那是潘梓年同志口吟的。

两小时的对谈中，我觉得茅公的精神还好，愈谈愈有兴味，几乎不复有憔悴之感。可我不免有些感到奇怪，为什么对一些细节他也不肯轻轻放过。直到近时看他陆续发表的一些回忆录，才恍然有悟，原来茅公是在广泛收集资料，进行调查研究。以供写作之用。作为一个当事者，可不是他正向我作着认真的采访吗？

茅盾同志迁居到北城交道口新居以后，我又去看望过。那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新加修理，朱红的廊柱，雪白的墙壁，收拾得很整洁。是在一九七五年的春天，大概刚把棉衣脱去，换穿了夹袄的时候。听说他病了，我是去向他问候，乘便去看看他新居是否合意。他说，时令季节对老人特别敏感，乍寒乍暖“吃不消”，小病休息几天后健康也就恢复了。记得这次谈话时在东厢客厅里。在漫谈中涉及到翻译问题。“翻译也是件苦差使”，他说，“要在几天里头赶译出一两万字的东西，真有些不好受。”我听了心里很难过。一九四五年茅公住在重庆嘉陵江南岸唐家沱。为了要把一本传记体的小册子《高尔基》在三个星期内完成翻译和出版工作，我和戈宝权同志乃不得不向茅盾先生求救，请他分担部分章节一起来翻译。六月的山城蒸热，在油灯下，在蚊虫围攻中，茅公慨然接受了这个不情之请，并且如期交卷。当我们读到他那写在土纸上蝇头小楷的工整手稿时，心里说不出的感奋 ！旧事重提，自无责怪我的意思，但觉察我的不安，茅公微笑着说“事情就得这么干的啊。”接着便问起赶着译印那本小册子的原由，也问到郭老于出国远游前匆匆为之撰写序文的经过情况。

有一件事，过去少为人知，可在那些日子里我屡被追问，令我“招供”。想来受到牵连的也还有些同志的吧？那就是一九四六年夏天，在我愚园路家里聚集了上海文艺界二十来位朋友，聆听适自张家口来上海的周扬同志介绍解放区的文艺运动。当时为了掩人耳目，只说是敝人过生日，招待友好。记得那个下午为了祛暑解渴吃了几大桶冰激凌，晚上还留下郭老等便餐。了解到关山远隔战友们艰苦英勇的斗争，为之无限神往，更受到了鼓舞。谈着谈着，我感觉到茅公对这次聚会甚感兴趣，问得仔细，有时还启发我说什么。…….

那天气候暖和，茅公的情绪显得很好。送我出门时在院子里有一个挺活泼可爱的女孩绕膝缠着他，那就是他的小孙女儿了。不知怎的，好像有什么事触动了他似的，沉思了一下，然后说，“记得在桂林时曾经有一封信托你带往重庆，是不是？”经他一提我马上想起了。我回答说确有其事。一九四二年，我们从香港战乱中得到东江游击队的帮助脱险，辗转先后到达了桂林。在我搭机飞往重庆前夕，茅公夫妇来看望我，交我一封给他爱女沈霞的家书，嘱咐我务必尽快妥交转去。我再次告诉他，那信我是面呈总理，谅必转送到延安无疑的。他于是说，“我一直不能确定带信的人是以群还是你，现在算弄明白了。”

告辞时，我请求他再次写一张字以为纪念，因为早年写的那幅已经给毁了。他点头同意。过后不久，我就收到挂号寄出的一个大信封，装着四开报纸大小的一张条幅。

沉舟破釜决雌雄  旧耻重重一扫空 

正喜阵前初砍纛  却传幕后谋藏弓

仰人鼻息难为计  自力更生终见功

两霸声威朝露耳  万方共仰东方红

中东风云   七三年十一月作

一虹同志双正

茅盾   七五年五月北京

这首感时之作作者自注作于“七三年一月”，也就是上一次我去看望他之前不多久。我记起来了，那时黑云正在上空翻滚，他的处境还不太佳妙。诗言志，彼时彼地，茅公所景仰者为何？他的心向着那里？在这诗篇中，一个久经考验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吐露了他的心声。这是值得注意的。看来茅盾同志自己也是珍视的，而録以贻赠的时候，又注明为“七五年五月北京”，那不恰是“青天”一线微露之时吗？铁划银钩 ，笔力如此遒劲，我差能想像他醮浓墨挥毫时的心情。“万方共仰东方红。”是呵，万方共仰东方红！

我多么感谢他赠送我这样宝贵的一件礼物。

这一年的冬天，我收到了为文化部文艺术研究院（现改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向英国订购的一部三卷本的《东方文学辞典》。十二月初旬，我给茅盾同志写的一封问候的信中，提到这部新书，说：“《辞典》第一卷中国部分包括古今作家近二百人，对您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有较多介绍，系主编捷克普洛塞克所编撰。他认为《蚀》、《子夜》和《腐蚀》三部小说最为成功。”接着，我不无冒昧地说：“这约占一页篇幅的条目中有两处说法似不多见：一、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他积极参加过大革命，有时任职为毛泽东的秘书；二、在谈到《蚀》的某些场景带有左拉自然主义的倾向时，这个主编却说：‘茅盾研习左拉的描写艺术，但他的思想是L.N.托尔斯泰的。’”

三天之后，茅公回信说：“今年住院已三次，国庆前后二次，近又几乎要我住院，但只是低烧，白血球太高，我想不必住院，结果是我胜利了。但医嘱谨防感冒（据说最近老年人患流感者甚多，北京医院床满），所以除上医院，即不出门。承告英国版一九七四年《东方文学辞典》概况，甚感。我未见此书，也不知其所言。捷克普洛塞克博士曾译《子夜》与《腐蚀》，不知其如何而作《东方文学辞典》之主编。不知所收五四以来六十人还有那些人？便中望告知。”

记得那时布置下来的“学习”十分紧张。我殊愚鲁，不善时文，正好躲在家里，读些洋书，于是穷一周之力将《辞典》中的一条目翻译了出来，并逐一浏览了所收五四以来作家五十九人的各条条目，为了弄清楚这位捷克学者的情况也还做过一些可能做的调查。最后，我把这些材料寄给了茅盾同志，附信说：“不计笔拙，匆匆翻译了出来，奉上仅供参考。”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但在一九七九年我收到外地一个示范学院的教师来信，索取这份“茅盾传记”的译文，据他自己说是从茅公那里获知信息，才迳自写信给我的。

茅盾同志五十初度，一九四五年重庆文化界曾经集会热烈庆祝，到会者还每人被赠予一本新出版的《霜叶红还是二月花》。那次千人参加的大会显示了党领导下革命的进步的文艺界的团结与力量，影响巨大，应该说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时光荏苒，于今二十又一年过去了，我们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降临人世已经度过八十个春和秋。

世事如斯，我们又将怎样？

臧克家同志和我住得比较近，步行几分钟就到了。在那重磬如压的日子里，我们两人还时相来往。诗人赠我一诗中提到我们之间的友谊:“危楼嘉陵岸，风雨三十年”，彼此之间互有信任，是可以自由谈话的。有一天跟我说，为茅公祝寿，准备邀请几位“老友”聚餐。不用说，我当然是赞成的了。克家还是个细心人。那是在一九七六年初夏，请谁？他曾经再三考虑，与茅公一起拟定了名单。日子定了，地点也有了。但最后还是作罢。这本来是一件极普通的事情，然而谁又能保证不节外生枝，引起什么麻烦呢？

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是茅公的诞辰，我知道有几位同志专程去他家登门祝贺，遗憾的是我因病在家休息，只能用简朴的言辞衷心向他致敬，祝他长寿健康。没有想到，茅公竟然如此虚怀若谷，几天之后我收到来信说：“您对我奖饰过分，我万不敢当。早日写了些东西，浪得虚名，然而肤浅错误，在在皆是。现在精力衰退，虽想多学习，恨少寸进。”与之同时，对我奖励有加，语多溢美，这真使我既感惭愧而又深为之振奋。

妖风终于被刮走，晴空万里，大地复苏。十年生活在重灾区的作家艺术家深深感受到再次解放的喜悦。快何如之！慷慨的诗人不忘旧约，假座豊泽园，以他家乡山东名菜招待，同为茅盾同志祝暇 ，兼为曹老夫子靖华同志八十大寿庆贺。宾主一共一十二人。须发俱白，比茅公大两岁的叶圣陶同志也受到礼敬。张光年和唐弢两同志与我同庚，在座上只算是青年，其实也都早已年过花甲了。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四日，时值盛夏，气候灼热，茅公于薄暮时分惠然来临，穿白绸上衣，着黑便鞋，拄着手杖，笑容满面，一一和人握手。温文尔雅，书生本色。入席以后，纵论古今中外，更见谈笑风生。他神采奕奕，比起前几次所见，在我印象中大不一样了，仿佛回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那模样了。我们大家都乐观，认为至少他还能写作十年，为祖国文化事业增添大量财富的。是夕也，频频碰杯，互祝健康，经过大灾大难，而活了下来的文艺界两代战友重新欢聚一堂，畅敍别情，叨念故旧 ，而又展望未来，这雅集真是令人会终身难忘的！

茅盾同志的小说，我在青少年时代就爱不释手地嗜读，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有幸和他接近。热心肠而又平易近人，在工作上和学习上我都曾得到他多方面的热情帮助，获益良多。近年来读到他一篇又一篇的史诗般的回忆录，对他的如掾神笔惊叹不已，总以为茅公奋力完成此巨篇之后，绩有鸿文应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住医院治疗竟与世长辞。巨星陨落，三月二十七日午间噩耗传来，悲痛无极！作为我的良师益友，他的巍巍乎高大形象将永远活在我心里，他的一生忠于人民的言行永远值得我学习，学习，学习！

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初稿

四月二十五日整理

 

 

载于香港《新晚报》一九八一年六月二日

 

附：父亲、父亲与茅盾夫妇、父亲九十寿辰时与于光远、丁聪等老友合影

 

 

 

 

父亲与茅盾夫妇

父亲九十寿辰时与于光远、丁聪等老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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