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马文璞教授从1998-2014年编著了整整16年的《中国区域大地构造学教程》终于出版了，应该说这本教程凝聚了我和马文璞教授五十多年教学、科研的心血，他在北京大学教学五十年，我在长春地质学院（后并入吉林大学）任教43年，退休后又工作了十多年，也算我们毕生对中国区域大地构造认识的总结。书稿完成后，我曾寄给学兄、好友同济大学的陈焕疆教授，请他把关指教，他曾经是朱夏院士的得意门生和亲密助手，读完书稿后他对我说：“你完成了一件朱老总想做而没有完成的事，朱老总一直想用‘活动论的历史构造观’来写一本《中国地质学》，你基本做到了。”因此，这本教程就算是告慰前辈的承上启下之作吧。

“中国区域大地构造学”是一门集各类基础地质学科大成的宏观、综合性学科，是为培养综合性研究人才必不可少的课程，通俗点说，它是地质类院校高年级学生“总装车间”式的课程，通过它能把学生在大学所学各类课程的知识综合起来去认识每一个地区地质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了解矿产资源和地质灾害形成的背景，并使学生建立起中国区域大地构造的宏观框架。

书到时，恰逢我76岁生日，不免引起许多回忆和联想，特别想到了自己成长的历程和所受导师、大师们的影响、熏陶与教诲。尽管时代已经不同，但对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或许会有一点启示。

1960-1961年我在北京地质学院石油地质系4-5年级时，有幸听了杨森楠老师对这门课两个学期的讲授（200学时），算是对我的启蒙，也从此爱上了这门学科。毕业后我分配到长春地质学院新建的“石油系”，一去就让我教“中国油田地质”，当时我才22岁，学生都比我大，但是因为学过“区域大地构造学”我一点都不发怵，很顺利地完成了教学任务。1962年学院的“石油系”下马，经我中学同学陈兆湖的举荐，我被分配到“地质系”的区域地质教研室，这是地质学院的老系、大系，教学非常正规。当时学院院长喻德渊教授是李四光最得意的学生，非常重视地质基础教学，副院长俞建章是著名的古生物学家，系主任张寿常是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家，都是李四光的得意门生。喻德渊教授本身就讲“区域大地构造学”，我去时他虽然不讲课，但非常重视这门课。

我们教研室的“区域构造”教学小组就12个人：李志超（重庆大学47届毕业）曾为喻德渊教授助课，是位德高望重非常厚道的老先生；崔盛芹（北大52届毕业）1960-1962年留苏师从V.E.哈因院士，讲课旁征博引，内容丰富，思路开阔，80-90年代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几任所长，是我国著名区域大地构造学家；丁原章（清华52届毕业）教学法极好，条理清晰，内容精巧，他的姐夫是吉林大学、南京大学的校长匡亚明，80-90年代历任广东省地震局局长、党委书记；杨振升（长院56届毕业），是我的入党介绍人，90年代以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前寒武纪变质构造学家；施惠玲（长院56届毕业），70年代后去长安大学任教；肖朴存（长院57届毕业）是喻德渊教授第一位研究生，70年代后去湖南地矿局，他们六人讲课；我（北地61届毕业）、陈兆湖（北大61届毕业）、李占徳（长院59届毕业）、胡德祥（长院60届毕业）、马希兰（长院60届毕业）、周南硕（长院64届毕业）六人助课，其中陈兆湖是我高中时北京汇文中学的同学，1956年高中毕业，我考入北京地质学院，他考入北京大学大地构造专业至1961年毕业，师从钱祥麟教授，高年级实习时还曾经带过许志琴，他当时是我们助课教师中的佼佼者。

这是一个值得我终生怀念的教学小组，从1962-1965年全组承担了全院地质、勘探、地球物理、水工四个系几十个班的教学，全组只有一个心思，就是把课讲好，当时贯彻高教“六十条”，学校以教学为主，我们助课的助教每学期都有10-16个班的小课（实习课），每周我们小组都有备课会，会上老教师们交流教学心得，指出我们教学中的问题，介绍地质刊物新发表的好文章，我们这些助教马上就去借阅。我当时（周南硕未毕业之前）是全组年龄最小的，他们都叫我“小虹”，六位讲课教师我都为他们助过课，他们各有千秋，各有所长，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对课程的理解和教学法，对我教学上的成长起到了关键作用，可以说我所有的教学能力都来自于这四年的助课教学。

当时我们教研室和教学小组非常团结，大家的关系都很亲密，崔盛芹、丁原章和我家都在北京，每逢假期回北京，他们常带我和陈兆湖到北京西山、八达岭看地质剖面，提高我们野外的观察能力。崔盛芹老师对我关爱有加，每逢假期回北京，他都会带我去拜访、看望李四光、黄汲清、李春昱、张文佑、孙殿卿等老先生，我总是在一旁听他们讨论各种学术问题，增加了我对中国大地构造和地质力学的认识，受益匪浅（有关崔盛芹老师对我的影响详见我的博文《崔盛芹老师，你一路走好！》）。他和肖序常是同学，从那时起我也就认识了肖序常并成了忘年之交。

但是1966年“文革”以后一切都被破坏了，让人不堪回首。教研室被打破，形成“教学连队”由那些“根红苗正”工农出身，善于搞阶级斗争的人当权，于是老教师挨批挨斗、下放农村；我作为“黑帮子女”靠边站，成天和“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在一起学习，这竟使我有机会深入接触了这些可爱的老头们，像“右派”张保民老师（80年代后到青岛海洋学院地质系当系主任）、“右派”兰玉琦老师（80年代后到浙江大学地质系任系主任）从此都成为我的挚交好友；我的好友陈兆湖竟被打成“5.16分子”、“特务嫌疑”被关押了两年，那是极其荒唐可笑的事。陈兆湖是马来西亚华侨，15岁跟随一些进步的“哥哥、姐姐们”只身离家回到祖国，高中考试后考入北京汇文中学和我同学，我们当时都是北京唯一著名的“红领巾小组”成员，即高中生辅导初中少先队，红领巾一直带到了高中毕业，他就像一个孩子走入花园一样对什么事都新鲜、兴奋。高一时有一次区委书记讲团课时说：今年高中考试，有人把“三大敌人”说成“苍蝇、蚊子、老鼠”，顿时会场哄堂大笑，陈兆湖立刻站起来指着自己说“就是我！就是我！”，就这么一个开朗、坦荡热情的人，怎么会成为特务？！……当专案组让我写“揭发材料”时，我就把以上事实都写上，并骂他们是“放屁！”。受了如此打击，1978年他去了香港，以后成为香港的地质“大佬”，在修建青馬大橋和香港机场时立了大功，由于他的工作“严格認真，競競业业”出了名，经得起任何挑剔、檢查，因而受到香港总督彭定康前任威尔逊总督的表彰，现在他一直还在被聘用做香港、澳门的工程地质项目。

文革后从1977-2004 年我一直主讲《中国区域大地构造学》，受老教师的影响、熏陶，我教学非常认真、负责，特别注意教学法，因此教学效果一直很好，有口皆碑，但我从来没当过“优秀教师”。凡我教过的学生多年后都还记得我，许多都已经是现今地质学界的精英，比如杨振宇，当年是我的课代表，现在是享誉国内外的古地磁专家，赵越、肖文交、张培震、刘俊来、郝天珧、赵国春、吴福元……等等都是享誉国内外的学者，他们在学术上都已超过了我，我为他们高兴之余，也深深感到这门课程的重要。

我的成长还离不开马杏垣、王鸿祯、刘东生等前辈师长们的关心、教诲和支持。

1982 年77级大学生毕业，我把两个最优秀的学生吴大宁、赵翔推荐给马杏垣老师做研究生，他们在马杏垣主编的《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地图集》的编制中起了很好的作用，每次去看马杏垣老师都听到他对这两位学生的夸奖，后来吴大宁去了美国。90年代初我主持长春地质学院承担的“满-绥地学断面”业务工作时，经常去请教马老师，因为他当时刚刚做完“响水-满都拉地学断面”，马老师从如何确立科学问题、如何组织精干的多学科队伍、如何以大地构造学的思想统领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地层-构造学的多学科研究，保证地学断面的研究质量等等方面，多次给了我非常具体的指导，使我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这项研究工作；80年代后期我到柴达木盆地做研究，马杏垣老师刚好也去了柴达木，于是柴达木和西部的大地构造问题又成了我们谈不完的话题；以后在全国构造会议、南京推覆构造会议、30届世界地质大会上我的发言都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很欣赏我对中国西部大陆构造的认识，一来二去我们的交往就频繁起来了。有一年春节我去探访马杏垣老师，看见他客厅里摆放了一堆《中国石油地质志》，当时我刚好在做吐-哈油田的研究，想跟他借一本《吐-哈卷》看看，他说“哎，不行、不行！这是翟光明刚刚送来的”我问“为什么？”他说“翟光明要申请院士，这是他的主要著作”，我一听就笑了，我说“马老师你上当了，翟光明在这套著作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写了《中国石油地质誌》七个字，因为他是中石油开发研究院的老总，于是就成了主编，所有的分卷册真正执笔的人都排在后面，当老总的总在第一位，这是石油部的传统”马老师也哈哈大笑了，我补充说：“石油部最有学问、贡献最大的人不是翟光明，而是闫敦实，只不过闫老总没有申报院士而已”，因为我从70年代初经我干妈石梅——中央新闻影片制片厂总编的介绍就认识了闫老总，当时她在胜利油田采访过闫老总，发现他是一位非常忘我工作，事业心很强的人，成天住在帐篷里指挥油田的勘探工作，“新影”并根据闫老总的观点拍摄了《古潜山油田》的纪录片。干妈告诉我：“你一定要认识他，你们会成为好朋友的”，果然我们成了终生的好友。

(附注：*《中国石油地质誌》共16卷册，这是上世纪70－80年代在石油工业部领导下，由下属各省局油田、勘探局、石油公司组织编著的一套巨著，编著人员都是各油田有声望的一批老石油地质工作者，应该说这套巨著是我国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几十年劳动成果的结晶，凝聚了几代石油地质工作者的认识。把这样一部集体成果的巨著作为当时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一个领导人的成果去申报院士，去申报国家的个人奖项合适吗？而这种申报院士的套路一直延续到今天，难道这就是“中国特色”吗？我历来反对，向多位老院士呼吁过，但人轻言微，不起任何作用。

最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对原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总地质师闫敦实的访谈录《大国石油梦》披露了我国石油工业创业年代的许多真实情况，值得一读)

  关于王鸿祯、刘东生对我的影响可详见我的博文《巨星陨落——悼念王鸿祯老师》和《“遨游环宇，光耀苍穹”：记黄土之父刘东生院士》，这里着重谈一下他们对我编写教程的关心和支持。

   王鸿祯老师在为马文璞1992年教材作“序”时提出“我希望在今后再版时，第三部分（即中国区域构造部分）能够进一步加强，……”，1998年当王老师知道马文璞邀我参加再版教材的编写时他很高兴，他对我说：“你参加很好，这些年你跑的地方很多、涉猎面广，可以充实区域构造的内容”当我们把编写提纲交给他后，王老师非常认真地做了修改，并为教材起名为《中国区域构造学教程》，2006年教程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后王鸿祯老师鼓励我一定要把教程编好，编出特色。他对我说：“我原来是搞珊瑚研究的，比较注意古生代的环境变化，70年代搞大地构造编图，开始注意中生代的构造了，但对新生代注意不够。你这二十多年在西部做研究，对新生代构造提出了很多新认识，应该体现到教材中去。”并鼓励我多写文章。当我提出能否在他1990编制 “中国与邻区大地构造略图” 的基础上修改、编制大地构造图时，他说“完全可以！我的学生只能按照我的思路去编图，你不同，你完全可以按照你自己科研的最新认识去修改、编图”。2006年王鸿祯老师九十华诞，《地学前缘》要出刊专辑，我写了一篇文章“青藏高原多期次隆升的环境效应”投稿前请刘东生院士把关，刘先生看后说“你把青藏高原隆升对我国新生代构造、环境的影响说透了”，这篇文章也得到王鸿祯老师的夸奖……多年来正是在王老师的鼓励下我努力收集最新资料编著着教程，直到王老师临终前我去看望他时，他还记挂着我们的教程。

   王鸿祯院士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后留校任教，1947年英国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52年到北京地质学院任教，他一生的学养、著述和学术贡献是我们这一辈人所无法比拟的，我对他和刘东生的学术、风骨都非常崇敬，他们年轻时在重庆喜欢戏剧，都曾经读过我父亲（戏剧家葛一虹）的文章，我们之间除学术交流、请教之外也经常谈及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种种经历，共同的认识和追求使我们成了忘年之交，他们对我的关心、教诲和鼓励至今难以忘怀，我想对他们最好的纪念就是像他们一样“生命不止，奋斗不息”，在我有生之年在学术和教学上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徐嘉炜、我、马杏垣、杨森楠

陈焕疆、马杏垣、我合影

我和陈焕疆、王鸿祯、徐嘉炜合影

徐嘉炜、我、马杏垣、吴正文、杨森楠合影

我在王鸿祯书房与王老师合影

2000年8月我与刘东生在斯坦福大学参加世界华人地质大会时合影

2008年8月以圣安德列斯断裂为背景和刘东生合影

2000.8在加利福尼亚海湾与刘东生、任纪舜、刘玉海合影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