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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小史：秦博与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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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的鱼儿已多日未亲近，返校的行囊甫卸，也不曾理一理疵须（有瑕疵之须也)，次日早早就操起竿子到校园边上的水库钓鱼去了。刚上了一尾五百克左右的金色鲤鱼，仍在全神贯注之际，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传来：“阿伯，可否给我一点点鱼饵？”一回头，是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在对我说话，“可以可以！”不曾注意他也在附近垂钓，战况如何，不得而知。此后久久再也不曾上得一只鱼儿，百无聊赖，这个“阿伯”的呼唤，倒是勾起了我一点早年的记忆。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考回厦大母校读博士，（凌云三）五楼隔壁住着两位中文系的硕士生，有了点头之交后，一日见面，其中一位很亲热地叫了我一声：“秦伯！”当时我多少感到点不安，虽说自己年纪的确比他们大了不少，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但绝不敢以“伯伯”自居，多听了几回，便明白是此“博”而非彼“伯”，乃“秦国柱博士”之简称也，从此便坦然接受。
当年如此的称呼，比起叫了几十年的“×××同志”，让人有一种别样的亲切与亲近。以后参加过若干次有台湾学者参与的会议，台湾学者的开场白总是：“各位先进！……”再次让我感到耳目有点儿新，回到汕头参加了厦门大学汕头校友会，民国时代的老校友们也是对我开口闭口“秦国柱学长”，更是叫得我既羞愧又感动，不禁感叹，彼此如何称呼这玩意儿，不论大雅还是大俗，都不易准确把握，叫得恰如其分恰在其时，都是一门学问。
只是这“×博”的亲切之声，我怀疑源自于港商的“创意”。记得八十年代后期，有一回与广州某高校两位同行（事）到厦门开会，会议结束之际，一位港商带（雇）了一辆轿车专程到厦门要来接那两位同事回广州，自然热情地顺道把我也捎上，并非要我们退了厦大招待所（一身洋装的克立楼逸夫楼那时还没问世呢）的房子，安排大家一同到市里一家档次不低的涉外宾馆住了一宿。两天的相处过程，我才明白，这位老兄的目的是要找两位同行中的那位女同志套近乎。这位女同志明明姓李，他总是“杨太”长“杨太”短地叫个不停，也叫我颇感新鲜。我也最终明白了，李女士的“爱人”是广东外经委的一位处级干部，因为那老兄总是不失时机恰到好处地将“杨处、杨处”反复提起。
只是昨日“阿伯”一声唤，唤醒了我心底某种不太愿意接受的真实“身份”，算是实至龄归吧，今日青年的眼睛，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秦某人“阿伯”的生动形象，从此往后，彼“秦博”亦可作此“秦伯”，也已近三月未曾闻“博”味（此博亦非彼博），今日以此“开博”，秦伯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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