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合大学的办学成就被称为中国大学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在建校不到40年、独立办学不到9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合大学创造了世界大学史上的奇迹：培养了8000学生，涌现出一批大师级人物。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6位是联大校友；2000年以来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3位是联大毕业生；解放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学生90人；联大学生杨振宁、李政道是本土培养的二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学者易社强以“中帮三十载、西土一千年”盛赞西南联合大学取得的成就。西南联大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三个核心要素铸就了西南联大的辉煌。

一、一个好的校长

西南联大成功的至大法宝就是有一个好的校长，这个校长即是梅贻琦。内迁的西南联大由三校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组成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但张、蒋两位校长一是为了给年轻的梅创造独立工作条件，二是两位均在重庆另有职务，实际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工作的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梅贻琦对西南联大的有两大突出贡献，这两大突出贡献为成就西南联大的辉煌打下了坚守基础。

第一，不揽权，实行“教授治校”。

梅贻琦认为校长就是给教授搬凳子的人，大学必须由教授来治理。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在大学治理结构层面，主要有两个机构：一是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的“教授会”，教授会是一个咨询机构。二是由三常委、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院院长及教授代表组成校务会议，是决策机构。从西南联合大学的治理结构上看，其大学制度决不是现代意义上科学的大学制度。这种制度极易造成教授会成为“摆设”，造成“常委会”的集权，也就是校长梅贻琦的集权。但由于梅贻琦不揽权，在西南联大实践“教授治校”成为可能。在西南联大，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以及各系主任均由教授兼任，没有副职，且常是一人兼任数职。学校很多的专门性任务都交给由教授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去研究和办理，委员会有常设的，也有临时性的。总之，西南联大的决策机构、咨询机构的主要成员都是教授，各种委员会也是由教授组成。西南联大的重大事情都经过教授会议讨论决定，教授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第二，重学术，践行“兼容并包”。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1]梅贻琦认为，“兼容并包”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正是他的这种思想，使西南联大成为学术自由的堡垒。来西南联大讲学的名人，既有陈独秀，也有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等。西南联大教师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也有地下党组织。即便是在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残酷的镇压时，西南联大也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正是梅的兼容并包，使西南联大汇聚了一批令人仰慕的教授阵营专家学者。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有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王力、吴宓、钱钟书、卞之琳、汤用彤、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雷海宗、向达、钱穆、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潘光旦、陶云逵、陈序经等；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杨武之、华罗庚、陈省身、饶毓泰、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吴大猷、王竹溪、曾昭伦、苏国桢、冯景兰、施嘉汤、赵九章等。

二、一支视学术为生命的教授队伍

西南大学有一支令人仰慕的教授队伍，但真正让这支队伍发挥作用，并不是易事。在西南联大既有学术之争，也有人事安排之争，但最终两类争论也只限于学术领域。在学术上，最主要的争论有三个：抗战亡国与必胜之争；新文化与旧文化之争；中西文化之争。但最终，真理越争越明，大家在争论中并没有带入过多的个人情感，争论也没有伤及感情。在人事安排上，主要是三大学之争。在这方面，梅贻琦及另二位领导总能体现“礼让”的特征，宁可自已学校吃亏，也要保持三校的联合。

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争论，既需要有校长的科学领导，也需要教授个人的人格品质和素养。在领导方面，三位校长都秉持大局，以团结为总，都抱有宁可自己学校吃亏的思想。在教授方面，也充分体现了教授个人的学术追求、良好素养和高尚人格。首先，三校教授不求当官。三校合并后，没有一位系主任、院长去“跑官”，也没有那一位主任、院长因“落选”而“使绊子”。相反，大家都能做到敬贤让能，尽力推荐德高望重者来担任这些职务。这些教授没有一个人把此兼职当成“官”，倒是经常干一段后，会因害怕学术落伍而辞职。总务长沈履教授和校务会议代表朱自清教授都曾上书常委会要求辞去所担任职务。其次，在学术上，各位教授更是投入了全心的努力，视学术为自己的生命。西南联大的教授每人至少要开出三门课，这些课都是他们个人学术的精华，是自己的学术大成。八年中，西南联大开出了1600门课程，这有力地促进了西南联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也使学生受到了良好的通才教育。第三，三校教授具有高尚的人格，讲求百家争鸣，决不背后捣鬼。

三、一个“无能”的政府

在抗日之初，国民党政府对教育的控制是十分严的，也是积极推行其“党化”教育的。如在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蒋介石即要求：“今天我们再不能附和过去误解了许久的教育独立的口号”，教育界要“齐一趋向、集中目标”。据此，教育部连续发布命令、训令，用行政手段强制要求各大学在校训、课程设置、教科书、教学内容、教授资格审查、教师聘任和待遇、考试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按教育部规定去做。同时要求西南联大成立 “国民党直属联大支部”、“三青团直属分团部”，成立“训导处”，规定“院长以上行政负责人必须加入国民党”，并且在联大推行“党义”（即宣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课程。[2]但所有这些规定，均遭到了西南联大教授会的强烈抵制。随着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和外战，他们在教育上的作为也就越来越小。从而使西南联大有了“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外部环境。也因之，才有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国民党政府要求以“礼义廉职”作各校校训）；也才有了西联大的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陈寅恪的授课宣言“古人讲过的我不讲，今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才得以实现。正是这种学术自由、教学自由，促成了学术的百花齐放，拓展了学生思维。西南联大的辉煌与政府的“无能”是息息相关的。

可以说，是国民党政府的不作为，为西南联大的发展创造的良好的外部条件；而一位好校长、一批大教授则为西南联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内部要素。正是这内外环境条件的结合，成就了西南联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