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由Erika Pastrana和Simon Adar撰写的。Erika是Nature杂志的编辑主任，也是Springer Nature杂志的开放科学负责人。Simon则是Code Ocean的CEO和联合创始人。

过去两年，在COVID-19大流行的高峰期，是开放科学迅速运用于社会直接利益的最明显例证。其中，开放科学实践包括分享作为研究项目一部分而产生的所有研究对象（代码、数据、协议、预印本等）。尽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开放科学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在研究数据的共享方面，但在开放研究实践的发展和应用方面仍存在着许多障碍和犹豫。出版商与技术平台合作，可以通过提供正确的政策和技术支持来尽自己的责任。

去年，Research on Research Institute（RoRI）发布了一份报告，考察了学术交流系统在新冠期间的运作情况，特别关注了围绕共享和开放科学的行动。令人惊讶的是，RoRI报告显示，在所有经同行评审的COVID-19研究中，只有5%有预印本。与此同时，2021年开放数据状况报告显示，参与调查的研究人员中只有40%参与了开放研究实践。但是，今年进行的调查显示，研究人员的行为变得积极了一些，现在每5个研究人员中就有4个赞成公开研究数据。最近对Springer Nature的作者和编辑的调查显示，尽管79%的人同意公开研究应该是普遍的做法，其中近75%的人表示开放材料、代码或数据对他们的领域很重要，但该样本中只有不到60%的人真正采用了开放研究的做法。

尽管有活生生的例子可以看到开放研究实践的影响，而且研究人员和学术界也表示他们希望开放研究实践成为规范，但为什么意识、行为和行动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距？我们如何才能缩小这种差距，使行为与围绕开放科学的愿望相一致？

将所有这些研究放在一起，所提出的差距原因不一，其中包括对数据滥用的担忧；分享数据缺乏认可；以及在如何使数据和研究可持续开放方面需要更好的支持。在推动作者进行开放研究方面，授权（特别是对这一特定样本组的资助者的授权）的作用似乎有限。相对而言，机构的鼓励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适用的情况下，期刊对共享材料、代码或数据的要求，或期刊对促进预印本的鼓励，都推动了与机构鼓励相同或更大程度的成功。

一个明显的结论是，出版商及其合作伙伴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直接帮助和促进开放研究实践的采用。鼓励或强制要求共享对象作为文章出版过程的一部分，是确保开放科学实践得到遵循的有效和高效方式。因此，正确的政策和倡议可以带来积极的变化。出版商应该更有创意地思考如何促进开放科学的发展。

采用开放的科学实践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5名研究人员中就有1名表示他们不认为自己需要采用这些开放科学实践（共享预印本、数据和代码等）。而那些说自己想采用的研究人员（49%）不确定如何、在哪里、以及何时采用。由于上述每个对象都有专门的流程和平台，有关于注册和元数据的具体要求，而最终产品并不能立即将所有这些对象连接成一个可查找、可访问、可互操作和可重用的“研究网络单元”，因此对研究人员来说，实现完全开放科学的努力似乎是一场艰难的斗争。除此以外，研究人员还不得不四处打听，以便更好地理解关于他们可以分享什么、在哪里分享以及他们可能拥有什么许可权的政策，这更加大了他们的工作量。

在开放研究实践中，作为文章提交过程的一部分，向研究人员提供综合服务的地方似乎更加一致。

比如向那些向Figshare和Code Ocean等平台提供合作的期刊投稿的作者提供综合预印本、数据和代码共享解决方案。以代码为例，2018年，Springer Nature与Code Ocean合作，共同促进文章在投稿时、同行评审期间以及出版时的代码和数据共享。此后，Code Ocean与爱思唯尔、IEEE以及其他100多家出版商和学会进行合作。在当时那个早期阶段，提供正确的技术解决方案来支持和帮助建立出版商所期望的代码共享政策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拥有许多资源，可以帮助推动开放研究方法和开放科学实践。但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必须以现实世界的贡献来实现，以帮助研究人员达到我们共同的目标。作为合作伙伴、出版商和提供者，我们现在需要超越鼓励和政策，将努力集中在提供支持和综合技术能力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研究人员准备好并渴望分享研究数据时，用现成的解决方案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撰文：Erika Pastrana, Simon Ad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