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知彼，将心比心。

前半句显然出自《孙子·谋攻》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知彼就是要既了解自己一方的情况，也清楚对手一方的情况。自己是施加作用的主体，是内因和主观条件；对手是承受影响的课题，是外因和客观环境，与对手的竞争或者对决就是要通过自己给对方施加作用，以达到实现自己的某种意志或达到某种目的。要想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必须使内因和外因有机结合，使主观条件和客观环境相符合，两者缺一不可。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实际上“实事求是”、按照规律办事的一种运用，但是在实际行动中，人们往往不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内因的作用），就是低估了对手的条件（外因的作用），甚至两方的情况都不清楚，稀里糊涂地走上了竞技场，如此行事，成败自然不难预料。《道德经》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认识对方恐怕通过认真仔细地进行调查研究还能做到，但是认识自己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人们在涉及自身的问题时容易带有主观意志，很难做到不偏不倚、实事求是，于是往往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里顺便说一下，人们常常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说成“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一来可能因为后一种说法对仗工整，满足了人们追求对称美的心理，二来恐怕是因为“百战百胜”的说法分量更重、似乎更能显著提高这句话的力度。殊不知这个分量和力度一加重就过了头，所谓“过犹不及”，真理被这么往前推了一小步就成了谬误。“百战百胜”说的是一个非常确定的结果，那就是“胜”发生的概率是百分之百，变成了凡战必胜、每战必胜。但是，是不是真的只要做到知己知彼，就能战必胜、攻必克呢？显然不能这么讲，胜负结果是不确定的，或者说胜利并非是必然发生的。因为首先，影响战斗胜负的因素除了“己”和“彼”两个主要的之外还有很多，把握住了这两点虽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掌控战斗的结果，但是其他次要因素有时也能影响战局，甚至决定战争的结果，所以光凭这两项并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结果。此外，“知”是个不完全明确的说法，知多知少、知深知浅没有说明、也很难量化，而“知”的程度不同显然对胜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孙子兵法》中的原话“百战不殆”则更经得起推敲，“殆”在这里的意思是危险，“百战不殆”就是每次战斗都不会有危险。整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说，对敌我双方的清楚了解能够减少战斗的不确定性因素。但是没有不确定性因素、没有危险，并不表示战斗就一定能取得胜利，它是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而“百战百胜”则是把它说成一种充分条件了。这么一个被篡改了的精确的说法却不正确，原话中不那么精确的说法确是正确的。

后半句“将心比心”见于朱熹《朱子语类·大学三》的“俗语所谓将心比心，如此则各得其平矣。”和明代汤显祖《紫钗记》第三十八出“太尉不将心比心，小子待将计就计。”其实说的是都以平等之心待人的道理。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基本需求是一致的，因此自己心中所想也往往是别人的愿望所在，按照自己的心思去考虑别人的心思才能充分理解别人的利害，才能做到彼此尊重，实现社会和谐。在这个意思上朱熹的表达是最准确、最直白的，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说法——恐怕是此语的渊源——也是在说这个意思，不过是从反面来讲的。而很多人所解读或提倡的，包括《增广贤文》后文“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在内的，达己之心达人，成人达己、成己达人等话语实际上承袭的是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平等待人的观念的，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仁”的思想。

“将心比心”本来是积极健康的待人哲学，但有时也成了人们攻心的一种技巧。刚才说过，将心比心能够充分理解别人的利害，而理解的对手的利害又有利于做思想工作，所谓晓以利害，也就是诱之以利、胁之以害，进而从心理上打击和控制对方。当然，也可以根据利害在实际竞争和决斗中直击对方要害，达到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