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经济学原理认识我们的国家

刘新建

《环球时报》2013年1月6日发表了何自力先生的文章：照搬西方经济学会害中国。受其启发，我想把这个问题再深入一步，说说经济学的一些本质特点，为普通民众了解经济学，理解我们国家的现实提供思考的支点。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看起来高深莫测，甚至得至少是半个数学家才能搞懂。（这里提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因为在西方，经济学也是多种流派，各呈其能，包括一些自称或被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但是，经济学的原理其实非常简单，任何普通民众都可以无师自通，只要你愿意花些时间去深入思考。那些高深的数学公式不过是或者经济学家为了混口饭吃，发些所谓高水平论文，或者是为了解决一些真实的预测或决策技术问题，这就是经济管理工程学的研究。

首先，经济的发展从社会角度说到底就是财富的积累和享受的发展。从积累的角度讲，生产的东西必须多于消费的东西才可能有积累，也就是必须有剩余产品。那你怎样才能使生产的东西多于消费的东西呢？一是多劳动，二是提高劳动的效率。多劳动得延长劳动的时间，提高劳动效率则或通过增大劳动强度或使用高效率的劳动技术来实现。而使用高效率技术是最受推崇的途径，这就是创新理论。这样的理论观点就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的本质内容。所以，是任何人都可以明白的事情。在现代世界中，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人的劳动都可以提供一定剩余产品，因而经济的增长在理论上总是可能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来就是上不去甚至倒退呢？这是西方经济学没有告诉人们的。实际上，这需要通过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来解释，而西方主流经济学说自己不管政治。当然，现在在西方有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流派，研究政治政策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不过也很少研究大的政治制度与经济的关系，可能在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内他也研究不清楚。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每个人的生产都多于自己消费的量，那么，增加劳动力数量在社会总量上可以有更多的积累，可以办更多的事情，这就是合作的力量和系统效应。这也就是我们的国有经济的力量所在。如果国家不掌握强大的经济权利，是不可能有全国总体的高速经济增长的。亚洲各国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的高速成长经历都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是经济学家对亚洲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

从积累与消费即享受的关系讲，合适的比例是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决定因素。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条件下，消费可多可少。消费多，积累就少，消费少，积累就多，积累多，增长速度就高。但是，两者之间的比例有一个界限，积累超过了这个界限就是无效积累，即浪费。这是因为，积累造成的财富最终还是为了消费，如果消费长期不发展或跟不上生产的发展，那么积累就失去了目标，就可能出现产品过剩危机，或破坏性生产，如新建的高楼被拆，新修的道路被重修。所以，可以看出，高速发展必须有长期规划，规划不当必造成浪费，从而影响消费即享受的发展。

其次，经济学的第二个核心问题就是分配问题。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解决的是总量，而分配问题则要解决让谁享受的问题。简单来说，这就是切蛋糕的问题。那么，如何切呢？虽然经济学家在第一问题上也有争论，但是，其共同点还是较多。在这第二个问题上，则是各种流派的竞技场。众所周知，最大的流派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路线划分。过去我们简单将其说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划分。其实，问题得从几个层次去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说明，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在社会上是占主导地位的人群，是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的一方。所以，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两极分化的。在私有制下，积累越多，增长速度越快，两极之间的距离增大越快。这一点，作为普通人，深入想一想也是不难理解的：有钱的是大哥大，大哥大就越有钱。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公有制经济即公有制生产资料占有的主导地位，就是要国家掌握社会财富分配的主导权。（当然分配合理的前提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做保证，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是相互适应和服务的）。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如何满足不同民众的多样化需求的问题，即各种花色的布、各种口味的食品各生产多少的问题。改革前我们是计划为主导（也有有限市场），改革后我们是市场为主导（也有有限计划）。这是有效的分配机制的探索问题。我国之所以搞市场经济制度，这是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要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也只有市场经济价格机制是最有效的。市场机制其实就是一个负反馈自动控制机制：面多了自动加水或减面，水多了自动加面或减水。只是这个机制由于部件太多，不确定因素太多，所以，会出现失衡问题，出现无法控制的自毁——过剩性经济危机，然后再重新启动。

分配制度的第三个层次的问题是如何调整蛋糕分切体系。人们从一个大蛋糕中获取的份额多少是由其取得的货币收入多少决定的（蛋糕主要是可消费实物组成）。在私有制主导的经济制度中，国家对蛋糕分配体系的决定权力很小，所以，奥巴马很难管制华尔街的大亨们，必须向他们妥协。而在公有制主导下，国家的力量就比较强大。至于国家现实中把蛋糕切得如何，取决于多种因素。我国近30年来是处于制度的探索过渡过程中，有一些失误和曲折，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局面。但是，如果没有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国家将无力扭转这个局面，就如俄罗斯和印度。分配体系调整的方法从三个方面着手，这就是社会保障体系、公共工程体系和税收体系。前两个是支出，后一个是收入。最近不少人吵闹中国的税收太重，我认为这是不正确或不准确的。在有那么大的赤字和社会贫困的情况下，税收重吗？我们国家如果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都不能有财政盈余，那么，当经济处于低速增长时代时如何办呢？像美国一样搞债务经济吗？我们现在税收的问题可能主要是结构问题，所以，必须探索国有经济主导下的整体税收结构问题。政府无税收如何做事？

第三，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其实，拉美国家所经历的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发展速度下滑的问题正是实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结果。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然而，他们以前就是遵照美国经济学家的指示做的。最近几年，他们开始独立走自己的路，所以，巴西成了金砖五国之一。其实，这个阶段的社会发展阶段内涵是社会分配机制的调整阶段。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到高收入，变化的不应只是财富数量，还包括社会制度和行为规则。经济与政治必须适应。但在快速增长中发了大财的人是不愿轻易改变游戏规则的，所以，在私有制下就形成了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国，只要国家认识到这个问题，主动调整，及时调整，就一定会渡过去。实际上，每一次经济危机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调整改革的时期。调整改革好了，会有较长的增长周期，否则，新的危机会较快到来。2008年爆发的这次危机，他们调整的比较慢，经济会处于较长时间的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

经济学原理最难的部分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所以，经济学仍然是政治经济学。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就如家庭中的夫妻关系，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一种关系是好是坏都要那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创造，去建立，去维护，也要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