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在科学网博客贴的一篇短文《不敢相信历史》，最近被一个朋友看中，要收入他编的一本书里。我说，事后我曾修改此文，内容更充实，只是没有张贴出来。他对我的修改稿更感兴趣，说要用我的修改稿做他新书的“代序”，这多少让我有点意外。这里贴出来的是那篇博文的修改稿。

历史，信你不容易

黎在珣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已经有了记录史事的意识和观念，并逐步形成早期的记史制度和原则。浩如烟海的史书不仅成为中华灿烂文明连续发展的记录，还在帮助后人发挥历史的鉴戒功能、寻找治乱兴衰的根由、增强民族文化的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钱穆先生主张对本国历史我们要略有所知，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国史大纲》）。我敬重钱先生对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的脉脉温情与深深敬意，自己也很想这样做，也曾竭尽全力那样做，但有时还是不免失望，因为有些时候我连什么是历史都感到困惑。

甲骨文中“史”字与“事”字接近，一般认为指事件。许慎《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便指出“史”的本意即记事者，也就是“史官”。由此引申，则代表被史官被纪录的事，换句话说，即所有被文字纪录的过去事情。而“历史”一词出现则晚。1980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对 “历史”是这样定义的——“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后人很难甚至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还原，所以，题目中的历史主要还是显得有些老土的历史，即被文字记录的过去事情。

据说，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只有那些属于正史的“史料”才有历史价值。但那些来自正史的史料就真的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事实吗？与西方小说以嫡系的姿态从神话中走出来不一样，中国的神话叙说有相当多的部分是以祖先前尘旧事的方式封存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述说里。早在《尚书》《国语》《史记》等远古的史书中，神话就以正史身份堂而皇之地进入历史记述，《史记》中的《五帝本纪》《殷本纪》更是理直气壮地把英雄的神话当成祖先的史实来叙说。所以，茅盾在《中国神话ABC》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原始的历史学家把神话里的神都算作古代的帝皇，把那些神话当作历史留了下来。”英雄所见往往略同。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探究中华上古史时惊讶地发现：中华上古史实际上是一部“层累造伪”的历史。尽管这造伪史本身也是一种历史，却不在这里所说的主流历史含义之内。

不只是典籍中的远古历史难以让人信服，就是历史典籍所记载的后来的所谓历史事实，也有许多很难让我相信。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管是修史（这里的“修”本身就隐含了“饰”的意味）还是记事，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因选择而走漏、因趋向而歪曲乃至因不完整而虚构的情形。钱钟书先生曾在《管锥篇》第一册论《左传》非“记言”乃“代言”一节中很有见地地指出：“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腹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相通。”力图客观公正地展示历史事件都有很大难度，何况“客观公正”地写史呢？这就是我不怎么把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当真正历史来读的原因。

作为史传楷模的《史记》尚不可全信，更不用说那些出自当朝正统历史学家之手的所谓“正史”了。在中国，历朝历代历史学家撰写历史和传记基本上形成这样一种“自然”伦理：“虚美隐恶”，即美亲者、尊者、逝者的同时还为他们讳。这一传统源远流长，也许要追溯到很久以期。很多人都知道有这样一种流行说法：文王被囚于羑里时演《周易》。但是，今天很难找到当时关于这一事件的文字记载。文王所在的姬氏部落崛起于今陕西扶风、岐山、宝鸡一带，也就是在秦岭北麓、渭河平原之侧的高塬上，现在那里仍叫周塬。中国的青铜器，凡带有铭文的，百分之八十出自周塬。这些铭文记载了周朝许多重要的战争和人物。但以收藏青铜器驰名的宝鸡市青铜博物馆里，很难找到铭文上有“羑里”的青铜器。因此，有人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替圣人讳，不记载圣人的不幸。作出这种推测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几乎都是颂扬功德。这一推测并非虚妄，因为随着封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虚美隐恶”的传统后来不断得到强化，于是我们看到的中国古代历史书籍基本上都是对当朝政治权威理念的一种阐释。在中国漫长的几千年时间里，就是再有才德的学者，他们完成的最终成果基本上是对当朝政治权威理念的一种阐释，如不符合政治权威既定的整体结论和表达风格，就很难问世，更不用说流传于世。牟宜之先生在《咏史之三》里有这样的感叹：“周公王莽事可参，自古由来信史难。”

朱维铮在《走出中世纪二集》里尖锐地指出“强权即公理”在中国的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本土的，即妇孺皆知的“成王败寇”论。另一种是外来的，即“历史是赢者撰写的”，或曰“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于是，民间就有“历史只有人名是真的，小说只有人名是假的”的极端说法。据说，听到出《100个物理学家批爱恩斯坦的相对论》这本书时，爱恩斯坦很自信很大度地了：“不需要100个，只要有一个能证明我的相对论错就行。”如同一个人的人品好坏不是他的论敌所能评价的一样，一个人（更不用说许多人乃至无数人）的功劳也不是他人所能抹杀的。当然，历史，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不敢是古代的还是现当代的，都不可能完全虚假，就如下面的这个事例。

著名油画《开国大典》的内容随着对几个头面人物历史评价的变化而演变的历程就很能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的特点。画家董希文奉命于1952年创作了著名油画《开国典》。1954年“高饶事件”之后，董希文被要求将《开国大典》上的高岗形象抹掉。为使画面不受损害，董希文在其它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画像。于是，张澜和花盆之间高岗站立的位置就空了出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一夜之间，刘少奇的标准像便从中国的公众和家庭中消失。董希文被很自然地要求在画面中去掉刘少奇。董希文抱病到博物馆进行修改，将董必武填充到刘少奇的位置上。让人顿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感慨。1979年，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征得上级同意，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董希文家属不同意在原作上改动。为尊重这个意见，他们委托著名画家靳尚谊修改。当时靳尚谊忙于其他事情，便推荐了北京青年画家阎振铎、叶武林。他们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画上了刘少奇和高岗。于是，我们一般人现在所看到的赝品《开国大典》就以恢复历史原貌的名义成为政治随意强奸历史的明证。反映董希文奉命篡改历史事实的原作则保存在博物馆画库。

尽管只是对油画做了部分修改，但是，正如顾颉刚先生所主张的那样，“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更像一个任人装扮的木偶，让某些历史之外的人们难以看清历史或社会的真相，于是，有人就有“真相本身也是一种虚拟”的感喟。按照个人和“形势”的需要随意涂抹和更改历史，是我们的常态，也很容易让人想起李渔几百年前在《笠翁诗集》卷1《读史志愤》中所发出的空谷足音：“一部廿一史，谤生如鼎沸。不特毁者冤，誉者亦滋愧。”

据说，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秉笔直书的史官。《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大肆聚敛民财，残害臣民，执政大臣赵盾多次劝谏，灵公不但不改，反而想害死他。赵盾只好逃亡，后来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灵公，于是赵盾返回继续执政。董狐记载道：“赵盾弑其君”。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这个故事就是超越时空的“董狐直笔”的由来。董狐能够直笔而安然无恙，还得到千古名声，这是基于赵盾是“古之良吏”这样的前提。只是，史官很少有董狐那样的幸运。同样是在春秋时代，《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这么一个史实：齐庄公因通奸大臣崔杼的妻子，不但公然“骤如崔氏”（经常到崔杼家里去幽会），而且公开污辱崔杼，将崔杼帽子随意赐给别人。后来，崔杼也许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趁庄公入室与其妻幽会之机，“闭门”，“甲兴”，拒绝“请盟”（饶命），令卫兵箭射爬墙欲逃的庄公，使其坠地摔死。崔杼随即立景公为帝，自立为相，操揽大权。史官如实记“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之。史官的两个弟弟继续直书，接连被杀。史官的三弟再记，慑于正义与英勇，崔杼只好作罢。三条生命，四个人前赴后继（还有一位“南史氏”“执简以往”），这是信史者一再自豪地提及的惨烈而美丽的历史风景，也是许多学者一再要求或希望人们相信书面历史的理由。只是这类绝美风景过于稀缺，那样的史官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过于孤单。我没有幼稚到看到一两个史官之直就呆头呆脑地信“史”信到一塌糊涂的地步。

许多书写的历史不可靠，而那些从历史学的角度没有多少价值的部分私人笔记、逸事传说等之类倒有可能更接近一些历史真相，就如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传闻往往比官方发布的消息更可靠更真实一样。鲁迅先生主张：“现在的意见，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病后杂谈》）海登·怀特提出一种“历史诗学”的观点，以其作为对历史序列的许多方面进行鉴别的手段——这些方面有助于对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在特定时空中占优势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以及其他符码进行破译、修正和削弱。这些对历史记载中的零散插曲、轶闻趣事、偶然事件、卑微或不可思议的情形等诸多方面特别兴趣的内容在“创造性”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诗学的”，因为它们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支配和服从的结构，以及文化符码等规则、规律和原则表现出逃避、超脱、抵触、破坏和对立。在这方面，虽然类似于诗学语言，对语法或逻辑规则可能有所抵触，但它们不仅具有意义，而且还总是隐而不露地对占据统治地位的语言表达的典范规则提出挑战。

不敢相信历史，还因为生动丰富的历史被历史学家写得像“注册组的报告”，波澜壮阔的历史往往被历史学家抽象成冰冷的线条。法国记录片导演朗兹曼在拍摄反映犹太大屠杀的历史记录片《浩劫》时曾吃惊地发现：在臭名昭著的集中营特布林卡的邻近存在一个同名的村落，即便在在集中营极其惨烈地运转期间，两者也一直和平共处。这就说明，大屠杀不是对立于日常生活的，它就发生在日常生活旁边，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就好像伟大与渺小、高尚与卑鄙往往同行一样。但在历史上，纳粹大屠杀作为一种非正常的、庞大的、难以触摸的“事件”被人们从活生生的历史真实中抽象出来、隔离出来赋予意义。实际上这样的情况不独德国有，其他国家也有，包括中国，沈从文的家乡湖南凤凰在那个异常动荡的年代就享有难得的安宁。

不敢相信历史，还因为历史学家很少甚至不关心偶然事件对历史甚至重大历史的影响。“少了一个铁钉，掉了一个马掌；少了一个马掌，失了一匹战马；少了一匹战马，丢了一个国王；丢了一个国王，输了一场战争；输了一场战争，少了一个国家。”这首苏格兰民谣道出了一个常常让人忽略的事实：有时候，历史巨大车轮转向何方，仅仅缘于一枚小小的铁钉。历史上的一些偶然事件就如气象学家所说的“蝴蝶效应”中的“蝴蝶”那样不可小视。孔子和儒学被锻造成特定的精神状态，成为中华文化的发动机和生产机器就不乏偶然性，而历史的机遇巧合往往高于理性，显得那样神秘莫测。

不敢相信历史，因为一切历史不只是当代史，还是个人史——取决于写史者个人思想、倾向、爱好、学养等个人因素进行取舍的历史。下面这段很多人难以正视的个性化解读引自《鲁迅全集》第六卷109页：“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1934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俄罗斯)，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

就前面引用的1980年版《大英百科全书》对“历史”的定义来说，“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如同高悬在空中的星辰，“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则是它散发的光，后人不断的书写如同逆着光的方向探索星辰的过程。星辰真实地存在着，但我们永远很难或者说极少有人能够真正抵达——作为“往事”的历史确实存在，但永远后人很难甚至无法实现真正意义的还原。就这个角度来说，历史是如此的魅惑，不仅常写常新，也常读常新，还是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说得好：“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