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志摩与胡适大相径庭的结论说起

1925年春天，徐志摩途经莫斯科赴欧途中，在苏俄境内旅行时所看到的是贫穷、残暴、血腥，而到了1926年7月，胡适顺着相同的路线走一趟时所见到却是奋斗、热情、充满理想。对于这种区别，徐志摩认为，是因为胡适“自从留学归来已做了十年的中国人”，而更有可能的是，徐志摩良好的社会学素养（徐志摩在国内大学学的是法学，到了美国学的是历史、政治，到英伦后先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后到剑桥大学主修经济学）使得他能够透过现象看到体制的弊端。这也许就是心理学上说的每个人只能看到他能够看到的东西，多一点都看不到。

面对中国顶尖名校难昂首挺胸进入世界名校之列的事实，社会主流群体的普遍看法是中国大学办学历史短，再就是中国底子薄，经济实力不强。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理直气壮的理由，所以，我们总能为自己的不足我们工作的失误寻找看似合情合理的借口；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理直气壮的理由，所以，我们常常只是依据惯性地按部就班，而不是积极地从体制方面去考虑改革的思路；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理直气壮的理由，所以，我们最多也就只是从体制方面去进行些不关痛痒的改革，而不能从更深层面去改良我们的传统文化。

但杨福家给出的一组数字让我们无言：“论土地面积，北京与以色列差不多；论人口，上海为以色列的3倍；论环境，我们60年和平，他们战火不断；论历史，我们的大学诞生得比他们早，京沪两地都有百年老校，却没有一所可与那7所相比！”

依我看，中国或许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传统文化，但中国文化中缺少一个生机勃勃的动力源泉，那就是没有独立的人。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是没有真正“人”的文化。没有人，就没有人的潜力的大发动，就难有重大的文化进步，没有文化的大进步就难有科学在内的社会的快速进步。有人肯定说，这话不对，我们不是经常听到人的声音吗。但我说此人非彼人也。如我们总习惯认为一个人在某一方面优秀，就以为他在所有方面都是权威，也就给他在所有的场合以话语权。实际上，这种话语权称为话语霸权更为恰当些。这种霸权的话语常常是单一的，缺少生命力的。这里引用一段杨福家教授的话从另一方面来证实：“10年前，我与剑桥大学校长交流时发现:复旦科研经费只是剑桥的1/10, 几乎全部用在仪器设备上；而剑桥科研经费支出中，只有1/10用于仪器设备, 其余9/10全用于人:聘最好的教师，招最好的学生。两校用于仪器设备的费用一样，但剑桥用于师生的费用则大大超过复旦。现在，我国名校的经费与世界的差距大大缩小，但用于人的经费依然大大低于国际水准。”需要说明的是，在用于人的经费中，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一线教师和科研人员身上，是少之又少。

概而言之，中国科学教育走出困境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重视“人”，重视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不是那些如学官的概念“人”的作用。这也是博文中很少涉及具体问题的原因，因为没有文化这一根本层面的改变，就不可能有重大教育科学领域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