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彭康定，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前任欧盟外交事务专员，同时也是牛津大学的名誉校长

我敢打赌我会比任何一个要适合当大学校长。这是因为当我还是香港总督的时候，我是那个城市每个大学的校长，而我所坚持的是，如果让大学自主选择校长，对于大学的发展会更好。但大学可能不会让我如此没有遗憾、完美地离职。因此，在香港五年的时间里，我很享受给成千上万的学子授予学位证书并且了解了学习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所带来的影响。

1997年我回到英国，被聘为纽卡斯尔大学的校长。然后在2003年，我被牛津大学这所世界顶尖学府选为校长，因此也就不奇怪我为什么对于办大学、教育、做研究或者是学习之类的价值在哪会有如此的看法。

大学应该是任何社会中自由的平台，大学的教学和研究的主旨不应该受到政府的干预，应该自主进行学术管理活动。如果大学这些前提条件都不具备的话，我不相信它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学府并保持一流的水平。

大学的角色应该是致力于促进各种思想的迸发，检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向学生传授新的知识。言论自由是一个大学的根本，这使他们能够坚持人性的初衷，维持和巩固任何自由社会里都有的相互宽容和理解。当然如果大学这样发展的话，就有可能会对政府机构产生威胁。因为政府正致力于压制这些提出并尝试回答疑难问题能力的潮流。

但是任何学术自由的拒绝都是对于大学本身的冲击。而很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令人忧虑的在价值取向上的攻击往往是从大学里传出的。

在英美，一些学生和老师尽力限制争论和争辩，他们认为人们不应该接受与自己意见有分歧的观点。此外他们还争论：历史应该删除那些在当今社会看来政治主张并不正确的人的名字，重写历史，即使他们对于社会发展有贡献。托马斯·杰佛逊和塞西尔·罗兹等人成为了这类人的首要目标。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丘吉尔和华盛顿的身上，那么事态又会如何发展呢？

有些人正在被剥夺话语权--这在一些文化氛围不是很浓厚的校园里被称为“无平台”。人们呼吁建立“安全空间”来保护学生的道德和正义免受任何侵害。这类事件反映出的是在这样的社会发展态势下必将滋生一种对于受害群体有害的政策--在反对他人时重新为自己定义身份。

50年前，当我还是个学生时，我的校长是一个优秀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者，出色的历史学家和教师，也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对此英国安全局非常怀疑他。但是近来，他鼓励我思考一下他对于我的“安全空间”的威胁。事实上，是他深刻地教会了我许多东西，让我能够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去讨论和研究与我不同的观点，更有能力分辨“争论”和“争吵”，以及拥有更多的独立思考。

当然，煽动种族仇恨、反历史、政治暴力的观点在任何自由社会都是令人痛恨的。自由需要一些限制才能实现，而这些限制是由法律条件允许下的民主平等争论自主决定的。

我们应该相信，大学会训练人们自我的控制能力。但是对于争论、讨论以及学术分流上的不宽容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正如伟大的政治心理学家卡尔·波普尔教会我们的：唯一我们应该不宽容的就是不宽容本身。这在大学里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英美的一些学者和老师自己却在暗中破坏自由。表面上他们也在为自由而做出斗争。同时，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大学都面临着主权自由的威胁，这些威胁不是来源于人民内部，而是来源于专制政府。

在香港，法律中确定的大学自主、它本身的言论自由和它在中英50年条约中的地位正在遭受挑战，其根本原因可能是在2014年学生强烈支持民主的抗议，同时他们认为所在的学校应该紧跟潮流。所以香港政府在北京政府下达命令后就去煽动人心是大错特错了。

西方应该更进一步了解中国大学正在发生的变革和这些变革告诉我们学术、教育背后真正的价值。在大学里，学生想研习政府认为的所谓的安全的知识吗？或者说学生想了解学术发展中，以防人们受伤而禁止争论，所谓的“安全空间”的概念吗？西方的学生应该在他们思考谁理所应当地应为自由而奋斗这个问题时，学会换位思考一下，想一下如果自己是这其中的另外一方，应该如何做呢？

（安芯编译，文章来源：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cademic-freedom-under-thre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