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对 20 世纪60 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客观、理性的思考，创造性地提出多元化巨型大学观，围绕“多元化巨型大学”构建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大学理念体系。

他认为，“现代的美国大学，既不是牛津大学也不是柏林大学，它是世界上的一种新型的机构。……它不是真正的私立，也不是真正的公立；它既不完全是世界的，也不完全脱离世界。它是独特的”。

在克尔看来，纽曼时代的大学是一座“村庄”，居住着拥有传授知识的僧侣，弗莱克斯纳时代的大学是一座“城镇”，居住着传播、创造、发展知识的知识分子，那么作为现代大学——多元化巨型大学则“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一个有多个群体组织、多个服务对象和目标以及多种权力中心的充满冲突矛盾又可实现短期平衡且迥别于传统大学理念的高等教育现象。

在高等教育史上，“多元化巨型大学”是有迹可循的。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 ，使克尔坚信：现代美国大学可以达成一致：在本科生教育方面，从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希腊三杰中的柏拉图，跟随英国式大学的步伐，注重知识的传授和传播；在研究生教育方面，从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希腊时期的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跟随德国式大学的步伐，注重知识的创新和发展；在服务社会方面，从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希腊时期的智者，跟随美国式大学的步伐，注重社会的需求，关注大学服务于社会的能力。

1862年赠地运动和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资助，带来了联邦拨款大学的实现。

作者指出。当时正在进入“联邦拨款”“发展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直觉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包括：联邦政府对大学的缓慢但持续扩大的影响；研究型学者们地位的提升带来的对自己的认同和忠诚由大学转移到华盛顿的政府部门；科学家富裕，人文学家激进的新的等级制紧张状态以及学科间的不平衡的现象；集中的必然性，表现为联邦研究活动自动集中到相对少数的大学，从而带来了一流与二流和三流大学的分野及院校之间的歧视问题；研究生指导增强，本科生教学则普遍恶化；完全从事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的具有了教授身份的头衔；为争取联邦经费，大学自身研究与发展的优先体系被打乱以及一批新的行政管理阶层的出现；因大学缺乏对联邦经费的实际控制而带来的经费滥用。而正在出现的“官僚主义的平衡”阶段，新的平衡号召发展更多出色的研究生指导与研究中心，并实现地区的合理分布。作者强调，教育界必须支持“卓越”和“平衡”，需要赞同“机构廉正”而反对“联邦控制”，以实现“机会平等的产生第一流的成果”，并为达到这个平衡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5年，“美国大学目前正进行第二次大转型”，高等教育的扩招与大众化。同时，“知识产业”的来临，知识前所未有地处在整个社会活动的核心位置，大学与工业的各部分越来越像，一个现代大学几近理想的位置是夹在将成为平民区的中产阶级区和超现代的工业区之间。

此外，这一时期，“思想之都”兴起，即学术高峰上的高原现象，基于此美国形成了从波士顿至华盛顿（沿着这一脉系座落的大学与实验室中拥有接近一半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和科学院院士）、加利福尼亚海岸、十大院校和芝加哥、德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地区四个学术高原。

“才智之都”是一个有着卫星郊区的大学城，应向外看和着眼现实，以专业和学术领域的发展回应新兴社会需求，参与社会生活，不能是“远离的人群”，“不能逃避知识的生产者、批发者和零售者的服务”。但作者也指出，内部与外部的矛盾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张。最后，作者也揭示了所谓“大学之用”的真正内涵：才智及才智的快乐之家,其论述引用了怀特海的名言“不重视智力培养的种族注定要被淘汰”。

写于1972年，所涉及的是60年代学生造反以后作者的一些思考。作者对大学的“新中心”地位、现代大学的多群体特征、巨型大学共识与宽容的实质、有组织的教师抵制重大变革的“行会心态”、校长的时代与行政管理者的时代、联邦拨款大学的来临、大学参与社会生活的发展、学生运动的负面影响等内容进行了重申，同时就1963年戈德金演讲提到的巨型大学、校长的多重“调停者”角等内容进行了修正性说明，让读者对其理念有更深入的理解。

写于1982年，回顾了学生造反以后尝试学术改革的十年，但基本都失败了，作者认为这与教师的过分保守，改革朝教师们基本上反对的方向发展，不趋向于推进知识，把教师拴在办公室，拴在本科生上，教师权力过大、校长权力过小等有较大关联。

第六、七、八章均写于1994年至1995年期间，此章作者指出，当时美国大学取代了德国大学，已经成为世界上至高无上的研究机构，1940-1990年的半个世纪，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黄金时代。但也存在如“科生自由教育衰亡”等问题，并且由于联邦拨款减少等原因，高等教育在1980年后进入“学术大萧条”状态。

此章进一步讨论了“学术大萧条”，作者特别注意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外部资金的减少，其次。教授利益与公共利益、校长责任与生存等方面存在对峙，“行会”地位瓦解，“公民道德”沦丧。

美国研究型大学将面临质量和自主权等方面的“艰难的选择”，因而需要研究型大学予以回应（短期），措施包括：更加私人化、联邦化、获得公共支持、资源利用、多元化领导、关注长期发展、保护“非市场”功能。当然，作者指出，他对于研究型大学的态度，已经“从审慎的乐观到审慎的悲观，再到审慎的乐观”。原因是，尽管未来经济生产率、国家对资产的利用、新电子技术的渗透等方面存在不确定性，但美国的高等教育建立在三个半世纪的胜利之上而不是悲剧之上。“大学之用”是确定的，高等教育正在对当前的挑战和不确定性进行一系列满意的回应。

此章主要讨论了面对21世纪，研究型大学的领导是刺猬还是狐狸的问题。克尔认为：新世纪的大学领导者应着眼于多个目标,聪明又善于应对;其次，当看不清前面的路时，会朝多个方向观察，无论机 会还是危险都是为同等重视。最后，克尔期望其领导者最好 是“狐狸”“看遍每棵树丛，避开每个陷阱，吃掉那些正巧过来的、无法吞食他们的东西。没有什么诱使他们向前的大视野，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机构生存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