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答招生：

1、招生是否足够公平公正，自主招生选拔是否沦为腐败滋生的土壤？

答：招生总体很公平，公平得以至于所有人都认为尽管高考招生还有很多不足，但找不到更加公平的招生方式。大学招生本该自主，如果连招生都不自主，大学还能有什么自主？从制度和技术上说，杜绝自主招生当中的舞弊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全程录像备查、面试当日随机抽签进入考场、面试官随机抽签面试学生、大学监察部门全过程监督、利益相关者回避、屏蔽一切通讯方式、参与舞弊即辞退、舞弊即取消录取资格等等机制如果都使用到位，舞弊行为完全可以有效防范，又何谈腐败滋生？尽管个别高校未能有效建立防范机制出了问题，但不能因此而收紧高校的自主招生。

2、招生何时不再成为大学“掐尖”的战场？

答：全球范围的高校招生都遵循“掐尖”原则，每所大学都会尽最大努力招收最优秀的学生，中国的问题不是“掐尖”，而是恶性“掐尖”。在部分省份，顶尖名校向中学名校的校长和班主任许以重奖；高考成绩一出当即接走状元、榜眼，防止友校竞争；夸大其词进行招生宣传，将高分考生骗进学校再说；在微博上打”口水战”，有辱斯文；冒充竞争对手高校的老师，蒙骗考生等等，都是违背操守“底线”的做法。“掐尖”不可怕，恶性竞争中的违纪违规、违背道德的行为要杜绝。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建立高考招生行为规范，确立招生行为“红线”，一旦踩踏“红线”，即视为违背教师道德底线，严惩个人，校方兜底。此外，招生数据往往成为各项国内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既然排名机构纷纷表示“大学排名从来不是排给专业人士看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能不能做到不采用大学排名作为评价高校的依据，主流官方媒体（包括人民日报）能不能不报道大学排名？从而避免将这种功利性的压力传递给大学。如果都能够做到，恶性“掐尖”何愁不能杜绝？

3、招生选拔是否足够科学？大学能否全面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真正选拔到在特长、兴趣方面适合学校的人才？

答：一定要弄清楚招生的主体是谁。是高校，而非省招办。而高校又将招生的权力分解到学科、专业和学者，学校领导班子一般不会直接去招生。在有良好机制和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应当赋予学者更大的招生自主权。只有招生权力真正交给学者，同时实施完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才可能确保学者们招收到达到学校标准，同时又是个性化的，跟学校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生。当学者们招生时还要面临成绩高的为什么被淘汰之类的质问时，如何真正选拔特长、兴趣符合学校的人才？

4、招生环节是否已经和培养环节有效对接，成为有机整体？

费了巨大成本和精力把“尖子”招进学校，培养环节却让学生“自身自灭”。部分高校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但是，必须看到，更多的重点院校将本科生教育视为根本使命，学校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付出了“真金白银”。但是从高校财务结构和教师激励约束机制上看，要进一步在高校预决算当中清晰列明人才培养支出（含师资薪酬）、教师薪酬福利支出的总额，并且明确教师聘任的前提是教育（Teaching），而不是科研（Research），教师在学校财务性的收入之外，只能利用假期获取较低额度的收入。高校财务赋予大学教师的收入，应当成为大学教师的主要收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学校收支在财务结构上的“倒挂”现象，也才能真正从激励约束机制上将大学教师拉回课堂。试问：当学校财务只能提供1/4的教师薪酬，高校教师都忙于自主“创收”，大学如何能够要求教师将3/4的精力放在培养上？又如何能够期望教师像用招生那样的投入度来做人才培养？为什么教师有更大的热情招收最优秀的学生，培养热情却不足？除了招生质量好能够展示学校的体面，能够贡献于大学排名之外，好学生培养起来省心啊！人事部门能够放松对高校薪酬体系的管制吗？

二问培养：

1、为什么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总是被批评好奇心、想象力与批判思维不够？

基础教育的培养模式历来重基础、重知识，重考试、重标准答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数十年的教育结果不可能在四年的大学教育中彻底扭转过来。从大学阶段来看，主要问题有四个约束：一是师生比，耶鲁大学3900个教师，每年招收1600个学生，复旦大学2600个教师，每年招收3000个学生，如何期待同等的精英教育？二是教师精力耗散，自主创收压力大、行政支持严重不足，有限的教师人数只能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教学上，讲ppt是最轻松的完成教学的途径。三是教学法落后，中国的大学教师教学法十分落后，他们的教学法可以概括为教如被教（Teaching like they were taught）来概括，既不擅长专业性的大班教学、也不擅长个性化的小班研讨，不会提问，不会解答，如何培养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四是课程设置不合理，美国的学生每周修4门课感到很累，中国的学生每周修12门课感到还可以应付，为什么？因为自主性、合作性、探究性的学习，需要学生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生每周上12门课，老师只有随便讲讲，学生只能随便听听，大家于是开开心心，随便就能拿个学分。主管部门能做到进一步将课程设置的自主权完整地交给大学吗？

2、大学的人才培养方案是否足够优化，真正适应未来人才的需要？

培养方案是一所学校办学的核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的培养方案都是穷尽很多教师很多年的精力逐年改进和优化。不要轻易把他们的培养方案想得很烂。但是，培养方案如何能够更好地实现通识教育，立足于思维和价值观的培养，同时跟新兴行业、新兴职业、新兴技术实现对接，避免知识结构、实践技能的滞后方面，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从学校财务收入看，学生学费占学校整体办学经费的比例太低，公共拨款当中的生均拨款额度太低，科研经费、创收性办学收费、重点建设的专项经费比例过高，就决定了教职员工很难将时间充分花在核心层学生的人才培养上；从学校财务支出上看，只有很少的经费是直接用于人才培养，基本的改进教学都经常支出无门，难道期待教师自己贴钱来优化课程，又如何期待学校精心设计的培养方案不成为“空中楼阁”？

三问评价：

1、大学是否学会了用“严出”制度来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成熟的高等教育体系一般坚守“严出”原则，但是严出原则是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相适应的。大学依然是应试性为主的教学模式，和中学的教学、学习方式并无本质不同，学生实实在在通过了考试，学校还能硬卡学生不让其毕业？维稳是高校的头等大事，大学依然对学生负有近乎完全的责任，如何指望大学挺起腰杆坚守“严出”原则？教育体系并没有构建起四通八达的教育进口和出口，转学、休学、停学都还实现不了充分的自由选择，学分在跨校之间还实现不了自由“流通”，“严出”的结果就是把不成熟的学生直接推上社会。谁敢坚守“严出”的原则？具有国际视野的教师们纷纷表示，如果按照国际课程标准的要求来要求学生，学生每周修读十多门课程，如果都按照国际标准要求学生，除了不吃不喝不睡再无其他选择。所以，教师只有适应现有培养方案，适度降低教学要求。在这种前提下，推行“严出”制度岂非空谈？

2、大学究竟该对学生考察什么，知识、素质还是能力？

学生评价（Student Assessment）是一门十分专业的学问。每一个学科、每一个专业、每一门课程所考察的侧重点都并不一样。根本不可能用一个通用的知识、素质和能力这样的词汇来轻易涵盖，校际之间、地区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教学评价权属于学科、专业，属于教师，不要总是试图用行政思维来实现大一统的管理。中国大学跟世界一流大学最大的差距在人才培养，人才培养跟世界一流大学最大的差距在教学管理，教学管理跟世界一流大学最大的差距在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跟世界一流大学最大的差距在专业化。真正专业的、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孵化出来吗？民政部门能干干脆脆地实行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的登记制，而不是审批制吗？

（作者：张端鸿，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管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