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给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中批评“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又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说，“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在技术层面我赞同这样的话，但不是说中文如何，英文又如何。我常引用类似的口号，说明思想与语言有点儿关系。如George Orwell在《政治与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中说，语言变丑了是因为思想的丑陋（It becomes ugly and inaccurate because our thoughts are foolish, butthe slovenliness of our language makes it easier for us to have foolish thoughts）——当然，他说的是政治思想（这一点我们每天都能见识），我想也能引申到其他领域。Ralph W. Emerson也说过（Journal 67），写作风格代表思想的声音（A man’s style is his mind’s voice）。

然而，如果要从根本上说语言如何影响思想（思维方式），我就糊涂了。周老师说中文不精密，西文就精密吗？西文还那么多呢。希腊语比拉丁文精密吗？科学思想的源头在希腊（还经过了阿拉伯的过渡），而近代科学经典通过拉丁文来表达；圣经是希伯来文到希腊文到英文，谁比谁更精密呢？

 “科学”比语言年轻，似乎该是语言影响科学；可如果追溯“科学思维”到人对自然的懵懂意识，两者就是兄弟姐妹甚至鸟与蛋的关系了。不同的鸟有不同的蛋，一个蛋孵化一只鸟，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也许永远如此纠缠不清。

在一本赵元任传记里看到赵先生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人举例说，汉语只说“下雨”而不像英语说“It rains”，就是不精密。语言上少一个it，等于思想上缺乏考察客观事物的能力，因而中国没有形成自然科学的体系。赵先生提出两点反驳（我没找到原始出处，下面只概括大意，不引原文）：

1）科学的历史只是文字历史的一小段，历史过程中偶然性很多，哪些偶然因素造成这种差别，不是一下子能说清的。李约瑟与王岭所进行的研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2）物质的概念只是西方科学思想的某个阶段的产物，它并不比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主语或体词更概括和更基本。

有趣的是，赵先生以物理学中“没有物质就可以产生的（力）场”说，瞧，这就是汉语在科学上优于西方语言的明证。试问，在西方语言里，谁能够不考虑“性”、“数”的因素，单说“moves”，而不说“it moves”，单说“vibrates”而不说“it vibrates”？！

赵先生虽然有点儿诡辩，但也说明了不能从语言习惯来逆料科学思维。其实，我们现在有一种很好的思维形式，那就是数学的形式化的语言，思考科学问题时用它就好了，然后，随便你用哪国的文字的语言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