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三峡论”是唐德刚关于中国社会政治制度转型的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此理论集中反映在其著作《晚清七十年》里，但在其后出版的《袁氏当国》一书中有更深刻，更具体的探讨。

唐德刚教授把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作为历史发展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与标志（前提），他把人类历史发展比作水过三峡，历史的潮流中，前后两个社会政治形态的转换，其间必然有个转型期，此转型期就是个瓶颈，是个“三峡”。

中国社会的两次转型唐教授把先秦以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与民治”三个大的阶段，共出现两次转型。

第一次大转型，自公元前4世纪“商鞅变法”起至汉武帝和昭帝之间，实现了从封建转帝制，历时约三百年。此次转型是自动的，内部矛盾运行的结果。

第二次大转型，发端于鸦片战争之后的辛亥革命，此一转型时间至少为二百年，顺利的话，到本世纪中叶方能基本完成。此次转型是受外来刺激而行，是被迫的。

唐德刚教授称“历史三峡论”的史观为 “定型-转型-定型”三个时期。认为宏观（历史之前进）是必然，微观有反复：转型从不是顺流直下的，这是个非常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历史过程。然而历史的前进，如帝制向民治转型，是大势，是任谁也无法否认和扭转的，然而每个阶段都是反复无常，捉摸不定的，有时甚至会有历史的倒退回流（即所谓反动）。通过"历史三峡"期间即转型期间，"一转百转"，各项相关事物和制度都会转型。“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

唐德刚教授认为，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体制之建立，除旧布新，完成一个适合自己的定型，不断改进实践，非两三百年不为功。三峡过尽，实验告终；国有定型，民有共识，始可重享太平。之前却往往是“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其间社会混乱，矛盾突出，民不聊生，杀人如麻，极其痛苦。

对于唐德刚教授的“历史三峡论”也有不少批评，肯定的占多。

在2013、2014年和2015年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里曾三次提及过“历史三峡”。

2013年当年5月，人民日报在系列评论文章的开篇语中说：“今日中国，仍在穿越历史的三峡。这样的阶段，水域开阔也暗流涌动，大河奔腾却泥沙俱下。”然后，在这一小系列评论文章的第一篇中，人民日报说：我们固然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但也不能期望万年之事、朝夕解决。将问题拖成历史问题诚不可取，毕其功于一役也绝不现实。任何时候不能忘了，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014年2月，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中，再次提及“历史三峡”。这篇名为《追求矢志不移的强国梦想》的文章中说：转型期中国，最需要的是共识的凝聚、精神的引领。穿越历史的三峡，靠什么蓄积奋发向上、崇德向善的强大力量？又该如何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2015年7月，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要穿越历史的三峡，走向复兴的彼岸，跨越之难、阻力之大，很多方面会超出人们的想象。”

对比这3次关于历史三峡的表述，可能已经认同了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其中提及了“历史三峡”这个词儿。它给我的印象是，人民日报认同了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

“历史三峡”论之所以被借用，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给当下的“转型”之难，提供了解释；它给未来的路还很漫长，提供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