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发明了氯丙嗪、氯氮平等抗精神病药后，对精神分裂症的幻觉、妄想、兴奋躁动等症状有了较有效地控制方法。但对病人的情感淡漠、意志缺乏和孤独退缩等症状的疗效却不尽如人意。甚至在药物的作用下病人显得更加被动、木讷。

1980年英国精神病学家克罗提出阳性和阴性症状假说。他将正常状态下不应该出现的精神活动称为“阳性症状”或“获得性症状”，如幻觉、妄想和行为紊乱等。而在正常状态下应该存在但却缺失的精神活动称之为“阴性症状”或“缺失性症状”，如意志缺乏、情感淡漠和思维贫乏等。过去的治疗人们总是将关注点聚焦在显而易见的阳性症状上，而容易忽略阴性症状。自从发明了抗精神病药物之后，人们意外地发现，其实阳性症状相对比较容易控制，而阴性症状更加难以治疗。如果说阳性症状如同中了魔法，那阴性症状则更像是丢了灵魂。

针对阴性症状的成因，有学者提出三个可能的来源：

1. 疾病本身造成的病理性改变。精神分裂症中有一类称为单纯型的病人（约占总体的2%）发病初起就表现为冷漠，懒散，终日无欲无求，随遇而安。他们开始常常被家人误以为是懒惰，形容他们是懒到油瓶倒了都不扶的人。显然，这些病人的阴性症状最有可能是疾病本身的病理机制所致。这类病人通常是潜隐性起病，家人常常说不清病人是何时得病的。得病后病情“稳定”，既少有发疯吵闹的表现，也难有好转的时候，对药物治疗不敏感，吃药或不吃药除了药物反应之外，其他情况变化不大。

2. 长期服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脑神经功能抑制效应。所有抗精神病药物都有或强或弱的神经抑制作用。长期大量服用必然会导致意志活动减退，动作迟缓，表情呆板。所幸这些反应一般是可逆的，当药量减少后，大多病人的药物反应都可以缓解。恰到好处地把握药物剂量，既能获得最佳疗效，又能把药物副反应降到最低，成了考验精神科医生临床经验的技能指标。长期服药的病人一旦停药会有一种如获重释般的快感，这也是很多病人拒绝服药、或藏药的重要原因之一。

3. 长期住院所致的社会性隔离效应。长期住院病人每天过着重复机械的生活，缺乏新鲜信息的刺激。久而久之，他们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对任何事情都丧失了兴趣。他们每天虽然活着，却只是行尸走肉般的存在。有学者将这样的状况诊断为“住院综合征”。

对第一种疾病本身所致的阴性症状，至今尚无有效地治疗方法。有学者提出单纯型根本就不属于精神分裂症，它可能会最先从精神分裂症诊断中分离出去。

对药源性阴性症状，临床医生的策略是改变治疗理念。不再盲目要求用药的“足程足量”，也不追求完全控制阳性症状。而是以最小的剂量治疗。对精神症状不是非要“赶尽杀绝”，只要控制住危险性精神症状，对没有危险的症状可暂先“姑息”之。让病人学会“与魔共舞”，能够“带症状”正常生活。在这样的治疗理念指导下，临床用药剂量大幅减少，药物不良反应自然也得到减轻。药源性阴性症状已明显减少。

以最小剂量治疗的理念能够得到大多临床医生认同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是上世纪90年代后不断有疗效更好、副作用更小的新型抗精神病药物推出。1993年美国FDA批准上市了一种新型抗精神病药利培酮。该药不仅疗效超过传统抗精神病药物，各种不良反应均明显减少。继利培酮上市不久，又有奥氮平、喹硫平、阿立哌唑等新药问世。这些新型的抗精神病药物很快取代了老的药物，使精神科病房的面貌也焕然一新。现在走进精神科病房，已经基本上见不到过去那种被药物反应整得像横路敬二那样的病人了。

社会隔离所致阴性症状，不仅仅是一个医疗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自十八世纪末建立大量公立医院，精神病人被送进公立精神病院以来，精神病医院长期封闭式治疗的弊端也逐渐显现。病人与家庭和社会长期隔离，医院里疏忽、虐待病人、卫生条件恶劣等问题导致病人退缩、自闭、社交能力退化，形成如行尸走肉般的“住院综合征”。这种现实状况催生出了一场席卷西方发达国家的大规模精神医疗体制革新运动——去机构化运动。1961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签署精神疾病与健康法案，令联邦政府授权国家精神健康研究院主导全美精神疾病的防治工作，其目标是使精神疾病患者能够在社区中维持正常生活。1963年，肯尼迪政府推行“社区精神卫生中心法案”，鼓励将医院中的慢性精神病患者转移至社区，使他们能够接受以社区为基础的照顾。

此后数十年间，美国政府先后拨款数十亿美元发展社区为基础的精神疾病照顾方式，接受医院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人数显著减少。数据显示，1955年住院治疗的病人达558992人之多，去机构化运动后，到90年代中期，住院病人减少到仅有约90000人。医院病人减少，大量医护人员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家庭治疗和社区康复治疗。所有这些变化，显著的改变了精神病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面貌，社会隔离性所致的阴性症状也得到了极大地缓解。

我国上世纪80年代也开始学习欧美先进经验，大规模开展精神康治疗，建立了许多院外精神康复机构，如康复工厂、中途宿舍、日间医院和夜间医院等。从治疗的角度看，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病人的住院时间，有效地提高了病人的社会功能。但这项工作与精神病院的经济利益存在根本性的冲突——社区康复工作做得越好，病人的住院率越低，医院的经济效益损失也越大。因此医院渐渐丧失了参与精神康复工作的动力。失去了医院专业人员的支持，到了新世纪，各地院外的精神康复工作逐渐萎缩，只有零星的工作点存在。

结束语

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约为6.55‰。这算不上高发病率疾病，一般也不会直接导致死亡。为什么人们会越来越关注这种疾病了呢？不仅是因为病人在发病期间可能会有伤人或自伤的暴力倾向，威胁自身和他人安全。更主要的原因是它极高的精神致残率。所谓精神残疾是指由疾病所致心理障碍和社会功能缺损。大多病人因此而失去正常工作、学习和社交能力。精神残疾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第一。占全部残疾所致劳动力丧失的1／5，即每5个丧失劳动力的人中就有一个是精神残疾者，而这其中又以精神分裂症为主。

在现代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对精神分裂症的认识还几乎犹如一张白纸，仍有太多的未解之谜——它仍然属于病因未明的一种或一组疾病；对其病理机制仍无令人满意的的解释；治疗方面虽有一些的进展，但本质上还是对症治疗，仍无有效的根治方法……

另一方面，现在世界上权威的医疗机构和医药公司都在不遗余力地开发各种新型抗精神病药。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新药上市。现在临床使用的药物疗效显著，毒副反应大多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并且使用方便，很多病人只需要每天服一次药。仅从临床角度评价，一种慢性疾病的缓解率（完全缓解+不完全缓解）能够达到70%。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了。

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除了药物治疗之外，生活是否稳定、心情是否愉悦、是否能够得到充分、恰当的精神康复训练和心理辅导、是否有人照顾其生活起居以及督促其遵医嘱服药等诸多因素都与疗效密切相关，这些条件对疾病预后的影响有时比治疗本身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