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0年春节一过，55岁的我忽然有了写回忆录的想法。结果又过了11年，那本叫做《挣扎》的回忆录仍然还只是想法，但当年的提纲仍在博客里。一共5篇，第一篇是《马坪少年》，后面分了20多个段落。分别是：（1）第一抹记忆；（2）大饥荒；（3）探监赵李桥；（4）上学了；（5）第一次骂人；（6）特等奖；（7）老家的路；（8）暑假；（9）划船的梦；（10）同学们；（11）姚老师；（12）奶奶走了；（13）缝纫社；（14）余家湾；（15）爷爷去世；（16）迎接芒果；（17）不想上学；（18）申请红卫兵；（19）搜家；（20）依门相对；（21）寿山工地；（22）招工风波。

有趣的是：2015年秋，我们一群从马坪走出来的老年人，带着少年的纯真组建了一个微信群，我提议的“马坪少年”成为群名，也因此做了群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记忆，也许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每个人都是马坪的那个翩翩少年......

公元1958年初冬的一天，在湖北省应山县（现为广水市）城关镇通往马坪的蜿蜒崎岖的公路上，一辆载着行李包裹，中央坐着一个3岁男童的板车正在缓缓地爬行。拉板车的是个脚力，搬家的女主人是位30多岁的护士，紧紧地跟在车后，不时搭手推上一把，不时深情地看着那个孩子，脸上凝结着一片阴云......

如今60多年过去了，那个坐在板车上的男童此刻正坐在家中的电脑前，时而沉思，时而连续地敲打键盘，回忆着当年的情景。那是他人生的第一抹记忆，他从城里来到郊外，悠然自得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慈祥——太阳暖暖地映照在脸面上，板车轻轻地摇动着身子。累了，饱饱地睡上一觉；醒了，惊奇地打量着四周；饿了，吃几块饼干。他当然不知道路边的树桩为什么砍得齐齐的，是因为大炼钢铁的热潮来到了；原野上的翠绿为什么变成了枯草败叶，是因为霜风的肃杀开始了；家人为什么匆匆地长途迁徙，是因为父亲被“阳谋”击中了，组织上要母亲划清界限，但母亲选择了“下放”。他当然不知道暖暖的太阳，是母亲的庇护；舒服地躺着，来自劳动者的汗水。他更不能体会到母亲的心酸，以及对未来的彷徨；他的这次美好的旅行，竟然是命运的重大转折。总之，他留下了人生的第一抹记忆。

这一抹记忆实在非常非常模糊，模糊的只剩下包裹、板车、公路、原野、阳光和妈妈，模糊的只能靠父亲的文字来填充（父亲去世29年，母亲去世22年），后悔没有在他们生前聆听这个过往的心酸，以及与全家命运休戚相关的政治波澜。

那个时候，徐家河水库还没有建成，那段蜿蜒崎岖的公路有不少路段已经淹没在如今的库水之中。既不是1971年我当工人以后，多次从广水到马坪往返的将近3小时车程的道路，也不是如今45分钟就能够抵达的省级公路（广水到城关还有15分钟车程）。我的回忆，也模糊得如同那段道路，成为永久的历史。

母亲于1925年农历3月13日，出身于杨寨区徐家亚园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未曾上学，1938年报名参加“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经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辗转上万里，奔波于大后方的山山水水。她13岁才开始识字，接受现代教育，后就读于安顺军医学校护理专业（战后迁往上海），曾经就职于国民党军队医院。1948年返回家乡，先后从事教师、护理工作，1952年到应山县卫生院，后调李店卫生所、广水卫生院、县人民医院（即原县卫生院）、马坪卫生所、新河卫生所、长岭卫生院，1976年退休，1999年8月13上午10时17分因病逝世，享年75岁。母亲一生勤恳工作，寡言少语，在我们的记忆中，她几十年都没有提到过自己从“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到“军医学校”，以及军队医院的学习工作经历。也可能那时候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比较紧，她对自己经历存在一定的忌讳而不便提起，只能埋头工作以报答组织的宽容。

我从网上查询时，没想到安顺军医学校还是一所名校。它创建于1902年，于1912改为陆军军医学校，1936年更名为军医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学校两度迁校，1937年迁往广州，1939年日军于惠州登陆，迁至贵州安顺，校址设在北大营（北兵营）。在安顺办学期间,学校已是完善的5年制本科大学，设有研究生进修班，刚搬到安顺时研究生只有1人,后逐步扩增。1942年开办高级护士训练班，1943年招收高级护理职业班、药剂班。母亲可能是高级护士训练班或高级护理职业班的学员，1946年毕业于上海。

我最早的记忆，为什么会定格在那一刻？

原来一生致力于记忆研究的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1850-1909），在1885年出版《记忆》一书中有个著名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图1）：

图1  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其实，人的记忆从一生下来就具备了的。只不过，年龄越小的时候，遗忘的越快（当然，年龄越大也越忘的快）；记忆是人类与遗忘斗争的结果，而哪些刻骨铭心的记忆之所以成为我们人生最早的记忆，是因为某一重大事件在个人脑海里重复放映的结果。我的这个记忆也是这样，父亲的“回忆录”记载了祸及家庭命运的这件事的前前后后：

父亲（指我的爷爷——笔者注）回去不久，果然，学校提前放假，大鸣大放。五百多教工云集县城，分成三个中队，在电影院内，臧书记作动员报告。他分析了许多对鸣放的错误想法，指出：“解放思想，打破顾虑，帮助党整风。是右派，不鸣放也是；不是右派，说了过头话也不是。”我们在中队酝酿了一两天，没有人放。

后来，跛子部长小会启发：“这次党整风，要靠知识分子提意见。知识分子的特点，讲面子，把意见揣在心里，跟党有距离，不是一条心，党怎么能整好风呢？要争取靠拢组织，入党嘛！”诚恳的言语，像知时的好雨，涌进人们的耳朵，潜入心田，滋润着破土的种子，但放的仍然很少，很文雅。

再以后，党团员带头，党员余主任贴出“给学校党小组诊病”的大字报，分项列出主诉、症状、诊断、处方，形式新颖意境深远。它象一粒石子，投进一波不起的水面，掀起脑海的轩然大波，140亿个微小的细胞，纷纷寻找这导航的灯塔。

我们学校的团员徐羽侯，二十挂一点，才从师院毕业分来。他在气质上属于敏感型的，头脑反应快，笔下来得快，口头表达快。他的长篇鼓词一写几十张，贴满半头墙，蔚为大观。他因人生得黑，署名“黑子”。据说他在省里放了500多条，后来反戈一击，照样是积极分子。黑子现身说法，充分说明右派不右派，不在于鸣放。我们语文教研组成员，从他那里深得三味，一个个身超神脱了。

徐羽侯的一笔字，虽不飞龙走凤，却也洒洒脱脱，引人入胜。不知谁在办公室堆满白报纸，金城牌墨汁，紫光阁牌羊毫。徐羽侯提起笔，蘸饱墨，在白纸上疾书。人们围着观看，有的羡慕，有的妒忌，更有的跃跃欲试要比试高低了。文人见了笔，象大兵见了枪，不放它几枪不解馋。何况这纸不要钱，墨不需磨，笔不需濡哩！一时大字报铺天盖地，琳琅满目，慌得我这个教研组长也无所措手足了。

我对鸣放是心有余悸的。肃反学习，由于历年手痒，发了几篇不成形的东西，和报刊编辑部通些信件，其中一个在报上被点名为胡风分子。城门失火，殃及鱼池，把我调查到天南地北，事情弄清楚了，头发落了几层，余悸在心，岂敢放任。不过我相信自己，学生——教师，读书——教书，历史清白。在教学中，认真负责，学校器重，担任优秀班（全县学生考试第一至第五十名）班主任，还兼教研组长。评价一个人，总不能离开工作实际吧。我自信不右，也没有派，但我还是决定不放。

这天晚上，老何邀我散步。古城早已拆毁，土基自然形成环城公路。我们缓步其上。虽说在逛路，心里都不轻松，除家室之累外，又加上鸣放这层压力。我和老何同事时间长，又同住半间屋的寝室内，不是知己也是好友，他推心置腹地告诉我：“嘴巴两张皮，说东又说西，人的口有毒。王校长总说你不放，是心虚，有问题，心里有鬼。我真替你憋屈！”

回校后，解衣就寝，心里火辣辣的，翻来覆去，象陆逊进了八卦阵，怎么也走不出来。这寝室是日军喂马的马棚，后来划给学校。那时我刚从后方（重庆）毕业回来，便选定教书这一职业，认定“教育救国”。应山是个老区，要改变落后山乡更加需要教育，于是拎着行李卷，走进马棚来了。在这几年，我亲眼看到日军奴役中国人民血汗建立的足够办个大学的司令部、营房、发电设备、碾米厂，望西还放着百多辆破汽车，国民党接受大员拆毁的拆毁，倒卖的倒卖，不知多少银子中饱私囊，真是令人痛心！

解放后，人心思治，军民振奋。文化馆、电影院、市面建设，焕然一新；电灯亮了，机声响了，山欢水笑。国内传来一个接一个的特大喜讯，我歌颂过抗美援朝，赞扬过土地改革，溢美过合作社，报刊是有铁的见证。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在康庄大道上奔跑，我有什么要放的？

正是农历冬月上旬，钩月西沉。屋里黑黝黝的，玻璃窗子里透进朦胧的星光。一个、两个、三个......，方格格里可以数出好多个，它们欢乐地眨着眼睛，给人以机灵、神秘和智慧。我不禁从内心深处升起教徒般的虔诚：“星星，你告诉我放些什么？”

记起来了。老何跟我提起王校长，我当时就憋了一肚子火。我对他有意见，他的相重，在北方人特有的马长脸上，有几粒白麻子，团校毕业，随大军南下来的，由县青委参加土改后，调入学校。说话像横土雷，可能患过鼻窦炎，见学生犯点小错误，食指按鼻孔一边一下吭出两陀鼻涕来再训人：“啥成分？全是破坏！”调皮的学生背后模仿他那样子，逼真毕肖。刚来时，他讲政治课，一堂课讲半本书，学生听得瞌睡凝。后来不代课了，专门领导教学，白天闭门酣睡，晚上压着开会，讨论备课笔记到深夜。

五四年，方老师病了，我带两个毕业班。这年，教育部挑选几篇补充教材，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初中有“不能走那条路”“韩梅梅”“姚良成”等。期中，地区召开十六个县的文教科长和中学校长汇报会。王校长回校传达，说大悟县中万老师讲“姚良成”时，感动得全班学生流泪，地区文教科肯定了这一经验。我说：“不会是《姚良成》吧”？他翻了记录说：“没错！”我说：“副县长姚良成，不愿留在县城，坚决回到家乡，改变山区落后面貌，全文仅四千多字，叙述他和邻居的谈话，笑有十多处。万老师怎能把革命乐观主义的姚良成，讲得学生痛哭呢？”他便擼了鼻子，把桌子一拍：“啥成分？全是反领导！”我也不客气地拍桌子说：“领导看过教材吗？”他从头顶红到脖子根，半晌说不出话来，会上僵住了。

余主任问我：“两个班都上了？”

 “乙班上过。”

“明早听甲班。”这时夜已很深，星河横空了。

第二天，教职工二十多人，坐了半个教室，黑压压的一片，鸦雀无声。我也悚然，束手束脚的。当语文朗诵到邻居笑话姚嫂子“昨夜过大年了......”时，全堂解颐，尽皆掩口，寓喜悦于严肃之中，真是别有旨趣，我才如释重负。现在想起这个荒唐而又滑稽的故事，我仍然不知道究竟是地区领导因为没有看过教材而作的错误总结，还是与会者的记录有差讹？

学校图书馆的图书，几乎屈指可数，凡经他添购的图书，同名的50多本。问之，则曰：“这样，全班同学同时借阅，便于老师指导，不是收益更多吗？”

类似以上逸事，不一而足。提呢，像是“笑林广记”，提不上款；不提呢，又积郁太深，遣驱不散。如果升华来看，还将关系到教育发展的进程，是退与进、快与慢的问题。我决定放这些。

父亲的回忆录还很长，这是他“鸣放”之前的境况。此后，突如其来的巨变让他惊恐而沮丧，也让我们这个家庭面临煎熬。父亲经历了长达22年的劳动改造（包括4年的服刑），母亲则承受了另一种考验：她由于没有与父亲划清界限，获得了从县人民医院到镇卫生所的工作需要，带领我和妹妹离开了县城（可能那一次只是母亲到马坪报到的日子，妹妹和爷爷、奶奶将随后出发）。

2009年，被誉为“新中国文艺第一刊”的《长江文艺》杂志在武汉庆祝创刊60周年。宋致新大姐（她的父亲李蕤1953年任中南文联、中南作协第一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在她的新浪博客《知心燕郊》转载了一篇纪念文章——“60年前的长江文艺”。我睹物伤情，在博文后留言：“大姐，您那里有1957年以前的《长江文艺》目录吗？我父亲那时候在该刊发表过一些小说、散文等（见博文“残缺的纪念”）。在划右派之前，他认为自己凭稿费就可以养活家庭，于是与单位领导闹翻了。”

大姐回复：“聂广，你好，我家过去有合订本，但现在手头上没有。我准备到孔网订购一些。从1954年到1957年一直是我爸爸在主持《长江文艺》。请问你父亲的尊姓大名，我查到即回复你。”

“他叫聂耀先，但发表用的是笔名，有过乜林，其他不知道。‘年轻时也发表过一些作品，如《土地翻身》、《一年之季在于春》、《春姑娘下凡》等诗词，《援朝劝妻》、《新卖棉纱》等唱本，《黑石山的故事》、《小梅》等小说。’不过，有的在《长江文艺》，也有的在《湖北日报》。”

“嗯，记住了，等我找到就告诉你。你父亲当时的作品很多啊！”

“我们家曾经有过57年以前的多期《长江文艺》，文革期间都被抄家抄走了。”

后来，她没有回信。我想，她可能也很难再弄全《长江文艺》。从“60年前的长江文艺”看，父亲很可能是《长江文艺》和《湖北日报》的“通讯员”。一个从重庆国立九中毕业的农村文艺青年，是“文艺”带给他无限梦想，也是“文艺”让他产生了骄傲情绪，从“胡风分子”到“极右”，与他后来与校长发生激烈冲突也有关系。这是他个人的不幸（包括我们这个家庭），也是国家的不幸。

图2  1999年为父亲编辑的遗稿《沧海拾零》

父亲一生发表了不少小说、唱本和诗歌，但这本30多万字的书不包括他所有发表的文字。

图3  《沧海拾零》的扉页

图4  母亲与我

图5  1946年，母亲在上海毕业时的同学留影

作者简介：聂广，主任医师，教授。在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12年，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工作20年，担任中西医结合科主任至2019年底退休。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18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三等奖6项，深圳市科技创新奖、科技进步奖5项，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个人专著3部，主编专著9部，领导撰写”中西医结合传染病诊疗指南”6部（已经发表），指导中西医结合基础、临床硕士研究生18名。曾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4-6届理事（1995-2015）、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传染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6-2015）、主任委员（2015-2018）、名誉主任委员（2018-），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2015-）、《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名誉主委（2019-）、中国中西医结合肝病专业委员会委员（2000-2012）、中华中医药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顾问（2015-），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西医结合）委员（2016-），《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临床肝胆病杂志》等10余家杂志编委、审稿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