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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坪少年》(2):赵李桥探父

已有 1854 次阅读 2021-12-30 21:48 |个人分类:谈情说爱|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读宋致新大姐的博文《我与萧乾伯伯的文字缘:“1972年春,正是‘文革’后期,我父亲从下放的蒲圻赵李桥茶场“五七干校”调回武汉,先在预制板厂劳动,后来调到文教局创作室。不久,我妈妈也从崇阳沙坪的‘五七干校’调回武汉。”我马上想起自己的父亲,想起了小时候前往赵李桥的模糊旧事。

那是1960年前后,我至少去过两次赵李桥,探望被判刑改造的极右父亲。第一次,是和爷爷一起去的,但在赵李桥的经历,见到父亲的情形,我没有一点印象。唯一的记忆是和爷爷返回时,在汉西站换车(从汉口站的京广线换乘汉西站的汉丹线)的黎明。我们一群人(一起换车次的)走在去火车站的田野上,经过一块菜地时,大人们都侧着脚走路,我一边好奇一边就将脚踏进了一个圆圈里。没想一下子掉了进去,原来是个大粪池,上面结了一层厚厚的粪壳。大人们连忙把我拉了起来,但已经浑身湿透,爷爷脱下袄子把我裹起来继续赶路。记得到火车上,有人说“怎么这么臭?”爷爷吱吱唔唔,算是敷衍了过去。

从汉西到马坪,有4个小时的车程,下车后还有4里路的步行,怎么回到家的没有一点印象。只记得外婆烧了一大锅热水,帮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好像并没有感冒。但爷爷是否冻病了,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他怀揣满是臭气的孙子,一定是苦不堪言。爷爷、奶奶都和毛主席同岁,是1893年人,即使我们是1959年冬去的,也有66岁的高龄了。奶奶于1966年10月27日(农历)去世,爷爷于1968年腊月8日去世,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岁月。

另一次与母亲、姑姑一起,还有大妹妹,那次留下的印象非常美好。一是母亲带去了一瓶梅干菜烧肉,味道好极了,可惜不多。虽然是母亲带给父亲的礼物,但不知道父亲尝了没有。也许,他看到我们兄妹吃下去,才是最幸福的事情,而我们则尝到了今生最好的美味。二是父亲给我们做了一个独轮车,推在乡间的小路上“神气五六扬”。记得他们的农场都是大人,我们两个小孩子应该给他们带去了很大的活力。三是父亲还到赵李桥的镇子上买了一些糖果,当时的糖果肯定质量很差,但也是那时候孩子们的最爱。一般情况下是吃不到的,尤其在困难时期。四是劳改农场的红薯很甜,还有红心的,太好吃了。但父亲总是省着饭给我们吃,但我们更喜欢吃红薯。五是还到赵李桥照了照片(见图6),是我记事的第一次照相,在那个时候非常难得。对我们来说,赵李桥之行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游;对父母、姑姑而言,是难得的团聚;对政府而言,是一次让人感念的人性关怀。

赵李桥是鄂南边陲的一个小镇,与湖南省临湘市相接,是湘、鄂二省三县(市)的交通枢纽和物资转运集散地,素有“一脚踏两省,鸡鸣闻三镇”之称。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那里的劳改农场有好几个。最先由省公安厅建于1951年,后设8个分场(包括百花岭、黄土塝、千子坳、大龙、苍满岭、马蹄湖、八王庙、益阳桥等),还有羊楼洞茶场也曾经是劳改农场。父亲所在的是哪个农场,已经无法考证,赵致新大姐的父亲文革期间在哪个农场也不清楚。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受到的打压,至今仍然是家庭和国家真真切切的痛,虽然最后都平反了,但那么大一批人及其家庭的苦难却没有办法计算,而且还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熬到最后的平反,把生命留在了那片凄凉的土地上。

父亲在那个农场整整呆了五年,曾经因为肺结核大吐血险些要了命,因此肺脏严重纤维化而长期呼吸功能不好,最后只活到68岁。不过,比那些许许多多惨死在农场的劳改者来说,他又是幸运的。他后来告诉我们,到那里劳动改造的很多右派分子都没有在“自然灾害”期间熬过来。农场里饿死的、病死的、自寻短见的,时有发生,甚至有人饥肠难挨,偷偷打开红薯窖而撑死在里面。

父亲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挖地,管教人员别出心裁,将每个人午餐的一碗稀粥放在地头上,必须挖到终端才能进餐。临近下午了,大多数人已经吃到了自己的一份粥,有一个体弱者实在挖不动,才挖了一小点就躺下了。当他看到别人已经收工,就艰难地朝地头爬去,但是在离粥还有几步远的地方停下了,他终于没有吃到这救命之粥。父亲告诉我们,要不是一次又一次地探望给他带来的鼓励,他也很难坚持下来。在那样的年代,母亲以她自己的坚毅,保护了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我想,如果没有她当年与父亲相濡以沫,我们不会有虽然艰苦但充满爱与快乐的童年,也没有父亲能够活下来最大动力。在我们这个家庭,母亲应该受到永远的尊敬!

2016年8月,我在新浪博客写了一篇博文《聂华苓亏欠家乡一份人情》(老人家弟弟聂华桐爷爷最先看到,告诉姐姐后,老人非常生气),原广水市招商局杨建忠局长看到后,来电话邀请我一起建议市里重视家乡文化软实力建设,争取为老人家建个纪念馆。于是我在新浪网开了一个博客,叫《走近聂华苓》。随后读聂华苓的书,《三生三世》中有这样一段:

我们终于从外办那儿终于知道了二哥的情况。1980年,湖北副省长把调查聂华棣下落的工作,交给应山县办理。刚好是来开封的这位外办去调查。二哥的命运,寥寥几句话就了结了。

50年代,二哥从武汉回应山养牛。忽然几头牛死了。有人说牛是他毒死的。他就进了劳改营。他在那儿得了肺病。据说60年左右释放了。但应山县没有他回去的记录,武汉也没有。最后外办找到一个当年和他一起劳改的人。那人说,他在劳改营里看见过二哥,骨瘦如柴,因为劳改,没有说话。过了一阵子,他走过一堆黄土。

土堆前面插了一个小牌子:聂华棣。

我想起,她说的与聂华棣一起劳改的人就是父亲。父亲曾经是应山县“聂华苓研究会”的理事,生前讲过聂华棣的惨况。聂华棣是华中农学院的毕业生,留在武汉工作,后来因为右派言论被遣送回老家,又因为死了牛的原因被送到劳改农场,也就在赵李桥。他长父亲一辈,年龄稍大一点,但没有结婚,自然都认识。尽管是叔侄(都是聂店人,我们家是三房,他们是五房),也不敢有所往来,见面只能用眼神交流。可见,我们那时候见到的劳改农场,看起来一片祥和,实际上也有很多痛心的故事。

应山是聂华苓没有回过的故乡,他们夫妇二人曾经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是1978年最早回到祖国的文化人之一,也曾是那个年代国家领导人的座上宾。家乡成立“聂华苓研究会”,多次想方设法请她回去看看,为家乡建设出把力,但一直未能如愿,也是我写那篇博文的原委。后来得知,由于二哥之死,她对自己的家乡还是有一点怨气的。鉴此,我后来又写了一篇博文《没有儿时记忆的土地是故乡吗》,以表示对她老人家的理解。

不过,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2018年11月,94岁的老人派她的小女儿王晓蓝教授代表她回乡祭祖,并协商“聂华苓文学馆”相关事宜。广水市市委书记、市长给予高度重视,我和聂店同乡兼同学的仇非见证了这个重要时刻。随后,我又陪表姑在武汉3天,与湖北大学、首义学院签署了“聂华苓研究”合作协议(详见“陪表姑故乡行”“网话拜谒聂华苓先生”等博文)。虽然此事进展缓慢,但没有完全停下来,建忠兄居功至伟。

下面是《湖北随州聂氏族谱》中的几幅图片(图6-8),可以看出我们家与聂华苓老人家的亲戚关系,后文还要说到我小时候听父亲讲的关于“老太爷爷”(聂华苓爷爷)的故事,这里略过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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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湖北随州聂氏族谱》中的本地人物传

注:正中间是父亲,父亲右边是聂华苓,正上方是她的大哥,左下方是她最小的弟弟(聂华桐是杨振宁的学生,曾经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务院国外智力引进办公室顾问,受到过邓小平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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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聂店永兴世系图(我们家是三房,聂华苓家是五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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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父亲在族谱中的小传


图9  1960年(?)仲夏,我们全家与姑姑(左)探望在赵李桥劳改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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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沧海拾零》中的图片

图11  陪表姑代聂华苓先生祭祖(聂辑五老太爷)

图12  陪王晓蓝表姑(美国康涅狄格学院舞蹈系原主任、教授、编导、评论家)与市委书记、市长等座谈

 

图13  聂华苓铜像(我请湖北美术学院原油画系主任胡朝阳表弟委托雕塑系教授制作

一式三尊(包括1尊玻璃钢件),广水聂华苓文学馆2尊,爱荷华老人家家中1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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