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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金匮真言论》五行生成数与河图之关系梳理
1 五脏附会五行的今、古文经之说
在汉代,五脏附会五行去推演有两种说法,即今文经与古文经之说。为何?
西汉武帝时期,设立“五经”博士,其所用经书乃汉时流行之隶书,后称“今文经”。后来散于民间、藏于墙壁中之古经书逐渐被发现,而其字形乃用先秦古籀文(篆字)书写,后称“古文经”。
两汉时期,西汉盛行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西汉末至东汉以古文经盛行,占统治地位。由于家法不同,对于五经之次序,绝不随意变更、乱写。
今文经五经之次序,按其内容程度之深浅(周予同《群经通论》),分别是《诗》《书》《礼》《易》《春秋》,见《庄子·天下篇》《天运篇》及《史记·儒林传》等传世典籍。如《史记·儒林传》序汉初传经之诸儒说:
“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古文经五经之次序,按其产生年代之先后(周予同《群经通论》),分别是《易》《书》《诗》《礼》《春秋》,见《汉志·六艺略》《汉书·儒林传》。如《汉书·儒林传》说:
“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
对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说,赵洪钧先生《内经时代》说:
“汉初,一部分儒生利用当时通俗的隶书写出经文教学生,朝廷立他们为博士。他们的经后来称为今文经。解释今文经即今文经学。这时只有少数儒生用秦以前的字形写的老本子在民间传授。西汉末,由于王莽的政治需要,古文经——新经出现了好几种,按当时重视的顺序为:《周礼》《尚书》《左传》《毛诗》等。古文经出现后,形成了新学——古文经学(‘新学’指为王莽服务的‘新’朝服务的经学,这个名词定型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
“此前的经学反而称为今文经学。东汉末,古文经学大胜。此后,今文经学直到清末才翻身。我们现在最常作为资料书查考的《十三经注疏》,是以古文经及其经学为主的。与本书关系最密切的是《尚书》,涉及《内经时代》的古文经要加上《左传》和本来不属于经的《国语》。
“据《史记》记载,古文《尚书》是景帝末年鲁恭王从孔子的老宅墙中挖出来的。……研究《尚书》的专著很多……从研究《内经》出发,我们并不强调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多少内容或谁是真经。关键在于古文《尚书》经学,关于五脏配五行的说法与今文《尚书》经学大相径庭,而五行在两种经中都是那几个字。古人解《尚书·洪范》中的水、火、木、金、土时,都要上联《周易》下牵《月令》,把天地人扯到一起。今本《月令》祭先何脏的说法就是古文家言。《月令》原是专书,后归入《礼记》。古文经学自东汉中叶才开始与今文抗衡,东汉末战败今文。《内经》之五脏配五行与今文经学说相同,这一背景提示《内经》的有关内容理应成书于东汉中叶以前。
“为今文经学争的独尊地位的关键一步,是董仲舒吸取阴阳五行学说大发挥《春秋公羊传》。早期的古文经学不讲阴阳五行,无资格与今文经学争锋。东汉末,郑玄博习古文、今文、谶纬之学,取今文之长融入古文。古文经学无论是讲典章制度(主要靠《周礼》)、解释《春秋》(主要靠《左传》),还是讲阴阳五行,都比今文丰富了。今文经学从此崩溃。”
那么,今、古文经是如何将五脏附会五行的呢?
龙伯坚、龙式昭《黄帝内经集解·素问》说:
“五脏和五行的配合……在古代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今文尚书》欧阳说,这一配合是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一种是《古文尚书》说,这一配合是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肾水。这两种说法,古代医家都采用过。《周礼·秋官司寇·大司寇》‘以肺石达穷民’句下,贾公彦疏引《阴阳疗疾法》说:‘肺属南方火。’可见著《阴阳疗疾法》的这一位医学家采用的和《古文尚书》说相同。“《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所说也都与《古文尚书》说相同。但是《黄帝内经》采用的却和《今文尚书》欧阳说相同。西汉是今文家最兴盛的时代,所以今文说占了上风,古文说后来在医学上完全淹没了。
“郑玄说:‘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这是说,现在医学上五脏和五行的配合和《今文尚书》说相同,然后才能治愈疾病,否则不死即会变厉害。……古文说所讲五脏与五行配合的位置,是根据祭祀的时候所宰杀的动物的向南的五脏实际位置排列的,所以脾在左,肝在右,肺在上,肾在下,心在中……今文说所讲的五脏与五行配合的位置,则是根据理想的”位置。
所谓“理想的”位置,当指五脏附会五行体性而言。如下说。
(1)今文经之说:指人体五脏附会五行,其顺序和配法是肝、心、脾、肺、肾之五脏配木、火、土、金、水之五行,这是以体性而言,是目前成熟定型的说法,一直指导中医临床说理,并诊治疾病。
五脏与五行相配,在《素问》《灵枢》中多是与“阴阳四时五方”等合言之,从而体现《素问》《灵枢》天人相应的理论体系。如《素问·金匮真言论》《阴阳应象大论》《六节脏象论》《脏气法时论》《五运行大论》《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等篇。
以体性而言,明确指出五脏与五行相配的关系,见于今文《尚书》欧阳说,并非首见于《素问》《灵枢》。如东汉许慎《五经异义·五藏所属》说:
“今《尚书》欧阳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
所谓体性,如《尚书·洪范》所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是也。
孔安国《传》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言其自然之常性。木曰曲直,金曰从革,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土爰稼穑,种曰稼,敛曰穡;土可以种,可以敛。”
孔颖达《疏》说:“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者,为器有须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销铸以为器也。木可以揉令曲直,金可以从人改更,言其可为人用之义也。由此而观,水则润下,可用于灌溉;火则炎上,可用于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纯阴,故润下趋阴。火是纯阳,故炎上趋阳。木、金阴阳相杂,故可曲直改更也。郑玄《周礼》注云:‘种谷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则穡是惜也,言聚畜之可惜也。共为治田之事,分为种、敛二名耳。土上所为,故为土性。上文润下、炎上、曲直、从革,即是水、火、木、金体有本性。其稼穑以人事为名,非是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穑非土本性也。”
《白虎通·五行》说:“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阳也,尊,故上。水者阴也,卑,故下。木者少阳,金者少阴,有中和之性,故可曲直从革。土者最大,苞含物将生者出,将归者入,不嫌清浊为万物。《尚书》曰:‘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五行所以二阳三阴何?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阴阳自偶。”
五脏以体性而言,《素问》《灵枢》有之。如
①《素问·金匮真言论》说:
“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腹为阴,阴中之阳肝也;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
“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南方赤色,入通于心”,“中央黄色,入通于脾”,“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北方黑色,入通于肾”。
②《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
“东方生风,风生木……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脏为肝”,“南方生热,热生火……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脏为心”,“中央生湿,湿生土……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脏为脾”,“西方生燥,燥生金……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脏为肾”。
③《素问·六节脏象论》说:
“心者……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为阳中之太(少)阴,通于秋气”,“肾者……为阴中之少(太)阴,通于冬气”,肝者……此为阳(阴)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
④《灵枢·九针十二原》说:
“阳中之少阴,肺也”,“阳中之太阳,心也”,“阴中之少阳,肝也”,“阴中之至阴,脾也”,“阴中之太阴,肾也”。
由上可知:
肝是木脏,为阴中之少阳,通于春气,方位在东,其色青;
心是火脏,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方位在南,其色赤;
脾是土脏,为阴中之至阴,通于土气,方位在中央,其色黄;
肺是金脏,为阳中之少阴,通于秋气,方位在西,其色白;
肾是水脏,为阴中之太阴,通于冬气,方位在北,其色黑。
因中医不重解剖重关系(天人相应之附会推演),故才保留了目前配法。
(2)古文经之说:五脏附会五行的另一套说法,以儒家祭礼牺牲五脏解剖位置而来。即肺在上,肾在下,心居中央,左是脾,右为肝。面南而立,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五脏配五行为:左脾即东方配木,上肺即南方配火,心居中央以配土,右肝即西方配金,下肾即北方配水。此源于古文《尚书》欧阳说,与《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五时祭脏有关。《素问》《灵枢》无此说。
《五经异义·五藏所属》说:
“古《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许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肾’,与古《尚书》同。”
郑玄驳之说:
“《月令》祭四时之位,乃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后而肾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肾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后焉,不得同五行之气。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也。若反其术,不死为剧。”
郑玄驳之“《月令》祭四时之位,乃其五脏之上下次之耳”,指儒家祭礼牺牲五脏解剖部位的上下次序。上肺下肾,左脾右肝中间心,即古文《尚书》五脏附五行具体所指。如宋·司马光《太玄集注·玄数》说:
“肺极上以覆,肾极下以潜,心居中央以象君德,而左脾、右肝承之,以位五行。《月令》春祭先脾,夏祭先肺,中央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肾,此玄符也。是故肺藏气者火也,肾藏精者水也,心藏神者土也,脾藏思者木也,肝藏血者金也。其为体(性)也,则脾土、肺金、心火、肝木、肾水。”
2 五脏附会五行“天人合一”三家四时五季祭脏之推演(古文经之说)
(1)《吕氏春秋·卷第一·孟春纪》说: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春祭脾)
《吕氏春秋·卷第四·孟夏纪》说:
“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仲吕,其数七,其性礼,其事视(金栋按:《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无此六字),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夏祭肺)
《吕氏春秋·卷第七·孟秋纪》说: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毕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夷则,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秋祭肝)
《吕氏春秋·卷第十·孟冬纪》说: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鐘,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冬祭肾)
缺季夏(长夏)之月祭心。
(2)《礼记·月令》
金栋按:孔颖达《礼记正义》说:“按郑《目录》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抄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
《月令》篇,本于《吕氏春秋·十二纪》之说,其孟春、孟夏、孟秋、孟冬之月之所述,二者同,然《十二纪》缺“季夏之月祭心”,故《礼记·月令》补之,即下说:
“季夏之月……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季夏祭心)
(3)《淮南子·时则训》说:
“孟春之月:招摇指寅,昏参中,旦尾中。其位东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春祭脾)
“孟夏之月,招摇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其虫羽,其音徵,律中仲吕,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夏祭肺)
“季夏之月:招摇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其虫蠃,其音宫,律中百鐘,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季夏祭心)
“孟秋之月:招摇指申,昏斗中,旦毕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夷则,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秋祭肝)
“孟冬之月:招摇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鐘,其数六,其味咸,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肾……”(冬祭肾)
金栋按:以上三家四时五季祭脏之说,源于牺牲南首之解剖位置,即上肺、下肾、左脾、右肝、中间心,亦即祭其本脏(自用其脏)——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肾,非用其所胜之脏。附会五行、五方则为——春配木、东、脾,夏配火、南、肺,季夏配土、中央、心,秋配金、西、肝,冬配水、北、肾,乃源于儒家祭礼,与古文《尚书》同(见上引许慎《五经异义·五藏所属》)。对此,《礼记正义》有说,引如下:
祭先脾,郑玄注:“祀之先祭脾者,春为阳中,于藏直脾,脾为尊。”
祭先肺,郑玄注:“祀之先祭肺者,阳位在上,肺亦在上,肺为尊也。”
祭先心,郑玄注:“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为尊也。”
祭先肝,郑玄注:“祀之先祭肝者,秋为阴中,于藏直肝,肝为尊也。”
祭先肾,郑玄注:“祀之先祭肾者,阴位在下,肾亦在下,肾为尊也。”
孔颖达《疏》说:
“脾既春时最尊,故先祭之,脾为尊位。所以春位当脾者,牲立(位)南首,肺最在前面而当夏也,肾最在后而当冬也。从冬稍前而当春,从肾稍前而当脾,故春位当脾。从肺稍却而当心,故中央主心。从心稍却而当肝,故秋位主肝。此等直据牲之五藏所在而当春夏秋冬之位耳。若其五行所生,主五藏,则不然矣。故《异义》云:‘《今文尚书》欧阳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古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许慎按:《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肾。’与《古尚书》同。
“郑驳之云:‘《月令》祭四时之位,乃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后而肾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肾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后焉,不得同五行之气。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也。若反其术,不死为剧。’如郑此言,五行所主,则从《今文尚书》之说,不同许慎之义。”
对于郑玄“驳之云”,清·王引之《经义述闻》说:
“引之谨案:如郑说以藏之上下为次,则肺最在上,心次之,脾又次之,经何以不言春祭先肺、夏祭先心、中央祭先脾乎?如谓牲位南首,肺最在前面而当夏,肾最在后而当冬,则脾未尝在左而当春,肝未尝在右而当秋,何以春祭先脾而秋祭先肝乎?……反复求之,郑说殆未允,当以许氏《五经异义》之说为长。……盖自古以五行说五藏者,惟肾为水藏无异词,而脾肺心肝则皆有两说。今、古文《尚书》虽未知孰是,……‘自用其藏’之说是也,‘用其所胜’之说非也。木、火、土、金、水既各有所主之藏,何反不用其所主,而用其所胜乎?……由冬祭先肾推之,则木、火、土、金,皆自用其藏可知。故曰‘自用其藏之说是也,用其所胜之说非也。’”
愚见以为,古文《尚书》之五脏附五行,乃源于人体解剖位置之上下次序,即“以位五行”,司马氏说得非常清楚;今文《尚书》五脏附五行之说,乃源于五行之体性,即“比类取象”推演而来。《内经》言五脏附五行,与今文《尚书》同。此充分说明,医家不重解剖重关系,所以才有了郑注“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也。若反其术,不死为据”之说法。(赵洪钧著、金栋补注《正说内经》)
赵洪钧先生《内经时代》说:
“《尚书》古文说也好,今文说也好,都不过是在用五行说使祭脏规范化、理论化。古代许多祭祀与季节、时令有关,更有五行化的需要。今文经学自西汉初兴起,至东汉初一直受到官方保护。《内经》之五脏配五行与今文《尚书》说相同,应是当时统治思想的表现,有关内容不会早于汉初。阴阳五行说不与内脏挂钩不便说明医理。笔者由以上初考发现,这种学说竟然由祭脏五行化的儒家学说中来。”
要之,五脏附会五行说源于儒家祭礼。
又,感兴趣者,可参看拙注《正说内经》与拙著《医经钩考》相关内容。
3 《素问·金匮真言论》五行生成数与河图之关系梳理
《素问·金匮真言论》说:
“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数八”,
“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其数七”,
“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其数五”,
“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其数九”,
“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其数六”。图如下:
经文中“八、七、五、九、六”之数,汉代谓之五行生成数,非称“河图”,并见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及《淮南子·时则训》等战国西汉典籍(见上说)。而西汉扬雄《太玄经》以其数谓之“玄数”,说:
“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日甲乙,辰寅卯,声角,色青,味酸,臭羶,形诎信,生火,胜土,时生,藏脾……
“四九为金,为西方,为秋,日庚辛,辰申酉,声商,色白,味辛,臭腥,形革,生水,胜木,时杀,藏肝……
“二七为火,为南方,为夏,日丙丁,辰巳午,声徵,色赤,味苦,臭焦,形上,生土,胜金,时养,藏肺……
“一六为水,为北方,为冬,日壬癸,辰亥子,声羽,色黑,味咸,臭朽,形下,生木,胜火,时藏,藏肾……
“五五为土,为中央,为四维,日戊己,辰辰未戌丑,声宫,色黄,味甘,臭芳,形殖,生金,胜水,时该,藏心……”
晋·范望注:“王则为五,废为十也。重言五者,十可知也。不言十者,以见九赞也。阳举则阴从,重五以见十,隐十以见玄之大义也。”
宋·司马光《太玄集注》说:
“肺极上以覆,肾极下以潜,心居中央以象君德,而左脾右肝承之,以位五行。《月令》春祭先脾,夏祭先肺,中央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肾,此玄符也。是故肺藏气者火也,肾藏精者水也,心藏神者土也,脾藏思者木也,肝藏血者金也(金栋按:儒家古文经之说)。其为体也,则脾土、肺金、心火、肝木、肾水(金栋按:儒家今文经之说)。”
以其图谓之“玄图”,说:
“一与六共宗(金栋按:北方),二与七共朋(金栋按:南方),三与八成友(金栋按:东方),四与九同道(金栋按:西方),五与五相守(金栋按:中央)。”
据上说,《玄数》《玄图》与五行五脏(古文经)相配示意图如下:
汉儒认为,天地五行生成于数。《礼记·月令》郑玄注:“数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五行生成数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分别代表五行——水、火、木、金、土之生数,源于《尚书·洪范》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由于土居中为万物之母,若每一生数再加五,则变为各自的所谓成数。生数为一至五,象征事物之发生;成数六至十,代表事物之形成。
汉儒刘歆据《洪范》五行之名次“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结合《易·系辞传》天地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推演出阴阳五行宇宙生成模式,最后定型于东汉大儒郑玄(加上方位)注《周易》,说:“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偶,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也。”如下图
南宋·朱熹《周易本义》说:“此言天地之数,阳奇阴偶,即所谓‘河图’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如下图
据易学史料,现在所见到的黑白点“河图”,中原大地久已失传,至宋代始有。宋儒治《易》,以《易传》之注附会推演发明的河图,“除了增加《周易》的神秘色彩外,对阐释《周易》原旨,并无积极作用,且易于被后人附会发挥,使其更加玄妙怪诞……更反映了宋人对《周易》经传的错误理解。”(刘大钧《周易概论》)故清儒黄宗羲《易学象数论》、毛奇龄《毛奇龄易著四种》、胡渭《易图明辨》等早已否定其说。
要之,汉代有宋儒所谓“河图”,见于《素问》等典籍,只不过汉时并不叫“河图”。《金匮真言论》五行生成数是宋儒河图数,《太玄经》谓之“玄数”。《素问》的内容在先,宋人的“河图”在后。宋以后之人若用“河图”解《素问》之医理,显然是本末倒置,其附会《易》学发挥,非但不能使《素问》医理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反而使《素问》医理陷入更加玄妙幽深、神乎其神之中,有玄妙怪诞之嫌,且并无益于指导临床诊治疾病。
附1 《管子·幼官图》(明堂月令图)
金栋按:幼官,即玄宫;幼官图,即玄宫图,亦即“明堂月令图”“明堂图”。如下
附2 参考书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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