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读过金栋学弟的“五脏附会五行的今、古文经学之说——《素问·金匮真言论》五行生成数与河图之关系梳理”，我询问：为什么中医学的“五脏配五行”最后选择了今文经学的观点，它有怎样的历程？

随后，他发过来他的新作“五藏附会五行说为什么选择了今文经学的观点？”其结论是：第一，与西汉今文经学盛行有关；第二，受西汉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思想体系之影响，如“天人感应”的神学宗教理论等；第三，中医不重解剖重关系。

可见，中医理论体系的创建，不仅仅来源于经验，更多地是受到观念的支配，即那个时代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介入。中医学的五脏配五行的理论体系，是脏腑学说的基本框架，起到了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那么，这仅仅是个意外，还是古人聪明绝顶的智慧？它对中医学的早熟或者说古代医学在那个时代的构建，起到了何种至关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时代还在进步，它并没有停滞在仅仅通过思辨就试图解决理论问题的既往。这就是实证科学在当今也不可替代一样，人类终于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因此，学弟认为“中医不重解剖重关系”的说法值得推敲。比较一下中世纪以前与维萨里（包括达芬奇）以后的解剖学图谱就会发现，前者之粗陋不堪入目。这其实是因为，精确的解剖来源于数个前提，即测量技术的进步、绘画技术的进步、印刷技术的进步等。现代医学正是在各种技术逐渐成熟之后，由于解剖学的一马当先而形成医学革命的产物。

且看学弟如何引经据典，来回复这一提问的：

在汉代，五藏附会五行去推演有两种说法，即今文经与古文经之说。为何？

西汉武帝时期，设立“五经”博士，其所用经书乃汉时流行之隶书，后称“今文经”。后来散于民间、藏于墙壁中之古经书逐渐被发现，而其字形乃用先秦古籀文（篆字）书写，后称“古文经”。

两汉时期，西汉盛行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西汉末至东汉以古文经盛行，占统治地位。

读读中医经典《素问》《灵枢》《难经》等则会发现，阴阳五行说是其核心理论体系推演之工具，而以“天人相应”观为理论体系，以“比类取象”为方法，此等明显受西汉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思想体系之影响。

五行说是汉代之思想律，先秦阴阳家的学术思想，至汉则被汉儒五行化了，五行说亦即阴阳五行说，且是汉代官家统治哲学。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说：“及至秦汉，阴阳家之言，几完全混入儒家。西汉经师，皆采阴阳家之言以说经。所谓今文家之经学，此其特色也。”

又说：“欲明西汉人之思想，须先略知阴阳家之学说。欲略知阴阳家之学说，须先略明阴阳家思想中之宇宙间架。阴阳家以五行、四方、四时、五音、十二月、十二律、天干、地支及数目等互相配合，以立一宇宙间架。又以阴阳流行于其间，使此间架活动变化，而生万物。……此时之时代精神，此时人之思想，董仲舒可充分代表之。”

作为汉代官家统治哲学，源于西汉武帝时期大儒董仲舒，见《春秋繁露》，其《贤良对策》见《汉书·董仲舒传》。《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而大倡五行说，后其说大显。而董氏治学非治《易》者，乃治《公羊春秋》，倡“天人感应”之神学宇宙观，说《春秋》之灾异等。

许抗生、聂保平、聂清《中国儒学史·两汉卷》认为，董仲舒对于《春秋》的发明，一在于实际应用，其次在于构建思想体系。将《春秋》所蕴含的灾异思想同阴阳五行相结合，实际运用于社会治理。董仲舒的成就，不在于开创全新的观念体系，而在于综合儒家以及道、法、阴阳诸派既有思想，创造性地有机组合成全面的系统哲学，从而为大一统文化格局提供足够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构建的理论体系包括如天道阴阳五行说、天人合一说、天道与人性、天道与“三纲五常”、天命与“三统”、王道通“三”等多方面。

董氏天道阴阳五行说所采用的方法，就是把天象数化，将诸法象数化。将阴阳五行相结合解释万象变迁。如天之构造，首推阴阳之气，次为五行推演，且是今文经家学。在五行说中，强调“五行莫贵于土”“五色莫贵于黄”等，其意图在于确定中央权威的无上地位，通过尊土而重王。在天人合一说中，董氏最明显之特征在于人的形体结构与自然天道的结构具备高度的一致，人体是天象的完全再现，即“人副天数”。其贡献在于用比较晚出的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古老的“天人感应”学说。读读《素问》《灵枢》中涉及“人与天地相应”“人与天地相参”等之经文，明显受董氏思想影响，如《灵枢·邪客》篇大段经文之比类推演更是如此！经学至汉有今、古文经之分，以《素问》《灵枢》而言，五藏附会五行之推演，则属今文经家学。何则？受董氏影响，五行贵土居中央以配脾，今文经家言。如许慎《五经异义》说：“今《尚书》欧阳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

而董氏是儒家，故《素问》《灵枢》等中医理论体系受儒家思想最大。赵洪钧《内经时代》说：“《内经》专家或古医史专家，最好念念汉儒的经说。如此便绝不会相信，用阴阳五行全面统帅医理的《内经》会成书于汉之前。这并不排除单用阴阳说、五行说、经脉说，或不大成熟的阴阳五行合流说，讲医理的文字会出现于战国。”

实际上，“阴阳”“五行”合流，特别是五行生克之说，见西汉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如何推阴阳？以五行推阴阳。如

（1）《春秋繁露·五行对》说：“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

（2）《春秋繁露·五行之义》说：“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土居中央［而主季夏气］。”

（3）《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比相生而间相胜也。”

董氏“比相生而间相胜”又是何意？

五行生克示意图

所谓“比相生”，是指五行依次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而“间相胜”，是指按五行木、火、土、金、水之次序中间间隔一个，即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

这个概括是董仲舒提出的，是对五行理论（董氏只谈生克，不谈乘侮）的重大贡献。所以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下册》说：“五行相生说，始见于董仲舒书。”而其对后世影响之大，其自己恐亦始料未及。如

梁启超《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说：“两汉所谓今文家经学，其能脱阴阳五行臭味者，什无二三，大率自仲舒启之……汉儒阴阳五行之学，开于仲舒而成于向、歆父子。”

《博物志》说：“自古帝王五运之次有二说，邹衍以五行相胜为义，刘向则以相生为义。汉魏共尊刘说。”（苏舆《春秋繁露义证》）

即西汉末大儒刘向、刘歆父子俩用五行相生说（按：邹衍五德终始说，是以五行相胜说推演历代帝王递变。相胜之原则，暗示朝代帝王更替是通过战争征伐，非禅让之举）附会当朝政治推演，发明了“汉为火德”（禅让）说，目的是为王莽篡权制造舆论——理论上的依据，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于此不赘。

溯其源，近代著名学者钱穆认为，“是承《吕览》《淮南》而来的”，说：“其实五行相生，是上举‘五行相次转用事’的说法。他们本只说时月政令，并不是说五德递王；用五行相生来搭配上五德递王的，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有过，以前有否不可考。《春秋繁露》第五十八为《五行相胜》，第五十九即为《五行相生》。《五行相生篇》里说：东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金，北方水，天地之气，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这些话是承《吕览》《淮南》而来的，便是‘五行相次转用事’的说法。……五行相生说自《吕览》《淮南》五方色帝而来。”（《古史辨自序下册·附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的政治和历史〉》）

虽如此，而“《吕氏春秋》的月令与《礼记·月令》无大差别，但其中不见相生说明文。《淮南子》中已明确相生次序，但仍可能晚于董仲舒。”（赵洪钧《内经时代》）

受董氏影响，汉代医者、方士医或儒生等将“五行生克”理论，引入至人体进行生理功能（生克）与病理变化（乘侮）的比附推演，即肝心脾肺肾以配木火土金水。读读《素问》《灵枢》便可知矣！传统观点认为，今本《内经》成书于战国西汉时期，而五行生克说成为系统理论体系始自西汉大儒董仲舒，以逻辑推理，《内经》自然受其影响，其成书应在此后而非在此前，这怎么会成书于战国西汉前？！

愚见以为，（因为）古文《尚书》之五藏附五行，乃源于人体解剖位置之上下次序，即“以位五行”，司马光《太玄集注》（见下说）说得非常清楚；今文《尚书》五藏附五行之说，乃源于五行之体性，即“比类取象”推演而来。《内经》言五藏附五行，与今文《尚书》同。此充分说明，医家不重解剖重关系，所以才有了郑注“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也。若反其术，不死为剧”之说法。（赵洪钧著、金栋补注《正说内经》）

宋·司马光《太玄集注·玄数》说：“肺极上以覆，肾极下以潜，心居中央以象君德，而左脾、右肝承之，以位五行。《月令》春祭先脾，夏祭先肺，中央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肾，此玄符也。是故肺藏气者火也，肾藏精者水也，心藏神者土也，脾藏思者木也，肝藏血者金也（金栋按：儒家古文经之说）。其为体（性）也，则脾土、肺金、心火、肝木、肾水（金栋按：儒家今文经之说）。”

龙伯坚、龙式昭《黄帝内经集解·素问》说：

“五藏和五行的配合……在古代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今文尚书》欧阳说，这一配合是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一种是《古文尚书》说，这一配合是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肾水。这两种说法，古代医家都采用过。《周礼·秋官司寇·大司寇》‘以肺石达穷民’句下，贾公彦疏引《阴阳疗疾法》说：‘肺属南方火。’可见著《阴阳疗疾法》的这一位医学家采用的和《古文尚书》说相同。“《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所说也都与《古文尚书》说相同。但是《黄帝内经》采用的却和《今文尚书》欧阳说相同。西汉是今文家最兴盛的时代，所以今文说占了上风，古文说后来在医学上完全淹没了。

“郑玄说：‘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这是说，现在医学上五藏和五行的配合和《今文尚书》说相同，然后才能治愈疾病，否则不死即会变厉害。……古文说所讲五藏与五行配合的位置，是根据祭祀的时候所宰杀的动物的向南的五藏实际位置排列的，所以脾在左，肝在右，肺在上，肾在下，心在中……今文说所讲的五藏与五行配合的位置，则是根据理想的”位置。

所谓“理想的”位置，当指五藏附会五行体性而言。如《素问·五藏生成篇》说：“五藏之象，可以类推。”

如何推法？即如

（1）王冰注：“象，谓气象也。言五藏虽隐而不见，然其气象性用，犹可以物类推之。何者？肝象木而曲直，心象火而炎上，脾象土而安静，肺象金而刚决，肾象水而润下。夫如是皆大举宗兆，其中随事变化，象法旁通者，可以同类而推之尔。”

（2）吴昆《素问吴注》说：“五藏发病，其证象合于五行。如心主惊骇，象火也；肝主挛急，象木也；脾主肿满，象土也；肺主声咳，象金也；肾主收引，象水也。凡若此者，可以类推。”

（3）张介宾《类经·卷六·脉色类》说：“象，气象也。肝象木之曲直而应在筋，心象火之炎上而应在脉，脾象土之安静而应在肉，肺象金之坚敛而应在皮毛，肾象水之润下而应在髓骨。凡若此者，藏象之辨，各有所主，皆可以类而推也。”

由此可见，“藏象之道是以五行归类的方法，描述五种基本的生命运动方式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理论。”（潘毅《寻回中医失落的元神——象之篇》）

附会五行之体性取象比类而推演，即《尚书·洪范》篇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五藏以体性而言，《素问》《灵枢》有之。如

（1）《素问·金匮真言论》说：

“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腹为阴，阴中之阳肝也；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

“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南方赤色，入通于心”，“中央黄色，入通于脾”，“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北方黑色，入通于肾”。

（2）《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

“东方生风，风生木……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脏为肝”，“南方生热，热生火……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脏为心”，“中央生湿，湿生土……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脏为脾”，“西方生燥，燥生金……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脏为肾”。

（3）《素问·六节藏象论》说：

“心者……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为阳中之太（少）阴，通于秋气”，“肾者……为阴中之少（太）阴，通于冬气”，肝者……此为阳（阴）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

（4）《灵枢·九针十二原》说：

“阳中之少阴，肺也”，“阳中之太阳，心也”，“阴中之少阳，肝也”，“阴中之至阴，脾也”，“阴中之太阴，肾也”。

由上可知，肝是木藏，为阴中之少阳，通于春气，方位在东，其色青；心是火藏，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方位在南，其色赤；脾是土藏，为阴中之至阴，通于土气，方位在中央，其色黄；肺是金藏，为阳中之少阴，通于秋气，方位在西，其色白；肾是水藏，为阴中之太阴，通于冬气，方位在北，其色黑。

因中医不重解剖重关系（天人相应、比类取象之附会推演），故才保留了目前配法。

据上，五藏附会五行说为什么选择了今文经学的观点？愚见有以下三点：

第一，与西汉今文经学盛行有关；

第二，受西汉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思想体系之影响，如“天人感应”的神学宗教理论等；

第三，中医不重解剖重关系。